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经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五四反礼教思潮前后二十余年的剧烈震荡,断裂为一道鸿沟.严复在1902至1913年间所译孟德斯鸠《法意》,提供了从观念史角度审视的一个典型标本.在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中割裂出去,形成"法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构成礼法断层的理论来源.东亚礼教批判的开闸者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1875年),在日本所掀起的礼教批判浪潮,对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层次的诱发、解锁和冲击效应.此后,黜"礼"隆"法"的学术生态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学术界曾对礼与法的接轨提出多种方案,但普遍呈现出因学理铺垫不足而榫口对不准的问题.礼法接轨的当代困境,与分学科隔离式取样研究的学术现状关系密切,对礼治的整体性和内在活力把握不足是其中的关键原因.
宋代宦官活跃于国家行政中众多环节,却未酿阉祸,其要在于独特的人事制度.宦官品阶被纵向截断,内侍两省掌握本省宦官之名籍与迁转;宦官升至内常侍及内殿崇班,人事关系从两省转出,归枢密院管辖.宦官的差遣遍及中外,都在行政中接受外朝监督.高层宦官形成差遣序列,都知、押班等"省官"之任命需经外朝取旨,且出外制;勾当御药院等以下则由本省选差、注拟,枢密院出宣,外朝较难置喙.人事关系的切割让宦官系统既独立于外朝,又不完整.宋廷一方面令部分中高级宦官获得外朝官员身份,另一方面又让外朝部分介入他们的品阶迁转与差遣注拟,令宦官群体呈现出鲜明的"出人宫朝"之特点.这造成了宫朝间在人事上既分立又交错,行政上便能既协同共事又相互掣肘.
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量体系本为秦代制度,汉承其制而用之,直至东汉初年犹未变革.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为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参会前,中苏围绕争取中国参会和准备工作一致协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议中,两国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密切磋商、分工配合,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会场外,双方通过多方协调,弥合了阵营内部的分歧,打了一场双赢的外交配合战,并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处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内部事务的权力;苏方的牵线搭桥使中国与英、法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获取了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契机,增加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家群体深度参与了政治变迁进程.律令制时代的官位制度确立了公家群体的身份秩序,这种官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官位相当制.通过对位阶、官职的规定,对古代日本前国家时代的豪族进行重组,逐渐形成了律令制时代的氏族.平安时代,各氏族争夺官位并开始逐渐形成对各层级官位的垄断与世袭,官位决定着家系的发展.中世以后,随着武家政权的确立,古代的氏族转型为家族,中央王朝官位虚衔化,家系与官位的关系开始固化,家系出身决定了官位的高低.至江户时代,官位与家系的相关性彻底固定,形成了由可担任的最高官位的高低来决定家系等级高低的等级制度.纵观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公家官位制度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明显地呈现出日趋贵族化的特点.
"记忆之场"这一概念由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所谓"记忆之场",诺拉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他只是用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有形的无形的今天仍在塑造人们记忆的纪念符号,但诺拉明确指出,"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和史学作品""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观念"都是记忆之场.确实,历史著作记录人类的过往,尤其是一些历史著作,在问世时曾经产生过翻江倒海、天崩地解的社会影响,凝结着时代的精华,它们本身就是最值得纪念的记忆之场."古史辨运动"摧毁了存在数千年的古史系统,向中国历史"扔了一颗原子弹",至今余波未消,它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史学界的中心话题,因而,古史辨无疑是现代中国史学最重要的记忆之场之一.在古史辨运动掀起疑古辨伪狂飙一百年之际,我们从"记忆之场"的视角来观察它,重温它的"壮举",反思它的失误之处,阐释它的伟大意义,激活它在当下的活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10年8月22日,日本吞并了朝鲜并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数以万计的朝鲜人被迫移民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宣称朝鲜人为"日本臣民"(赵中孚等主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1,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508页),多次以"保护"朝鲜族移民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并干涉中国内政.为防止国土流失,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朝鲜族移民采取限制、排斥和驱逐政策.中日两国围绕朝鲜族移民问题纠纷不断,其中,延续多年的本溪县达贝沟(今辽宁省本溪市达贝沟村)事件是中日双方关于朝鲜族移民的激烈争端之一.达贝沟事件直观展现了中日两国关于朝鲜族移民问题的政策交锋过程,更是日本当局挑动中朝民族矛盾、阴谋侵吞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明.
清朝入关后,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订立了集拣选资格、挑选程序、入仕范围和补缺班次为一体的举人拣选制度.后因仕途壅滞,清政府又对该制度进行变通:一是在制度框架内,增加截取和验看环节,经吏部月选,授官知县和教职,使拣选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二是变革制度章程,改吏部铨选为分发试用,遇有缺出,由督抚题补,致举人大挑出现、定制.但受环境制约,制度变通只能在固有体制内进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困局.时间一长,数量庞大的待缺官员、吏部频繁的截取行为和拣选举人无人拟选的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慢慢消磨了官场的朝气,使清王朝统治渐渐走向终点.
抗战勤务是抗战时期中共动员根据地人民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在中共对抗战初期根据地支差工作所存在问题的修正中发展而来的,并在赢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抗战勤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高度重视,不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动员办法和条例,还多措并举进行宣传与动员,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抗战勤务作出核算,在核算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当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的执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并非尽善尽美.
古史辨提出至今已届百年,其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仍然超过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的绝大多数其他论说.所以如此,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古史辨研究得出了诸多至今仍然基本成立的结论,还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历史学构成鲜明反差的历史学研究方式.这种方式的标志是"疑古",指的是对于先前古史系统及支撑和呈现这一系统的文献进行全面地质疑和鉴别.这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路径.所以,古史辨意味着对以往的古史书写提出全面挑战,将之置于证据与逻辑面前重新审视,以求得对于历史真相更贴近的认知.古史辨研究展现出来的历史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与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等一起,共同构成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主要操作方法.因而,古史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至今深受其惠.
台谏作为宋代重要的中央监察机构,以向君主进言为重要的工作方式,能够从多种正式渠道中获得言论所需要的信息.正式信息渠道的整体结构,在台、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神宗朝以前,主要以言论监督为职责的台谏官,没有太多特别渠道来获取政务信息;自神宗朝起,政令关报、文书报备等台谏机构特有的正式信息渠道逐渐发展成熟,台谏官更深地介入行政事务之中.北宋对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建设,是在决策层与台谏官的互动中展开的,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考虑台谏官更迅速地获得更多、更准确信息的需求,更要明确传递出不同的统治者对台谏言论的整体态度与需求,与台谏制度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为适应山东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从人民自卫团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民兵,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武装整训等措施,使民兵成为民众抗战的核心力量,与正规军、山东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反"扫荡"军事作战力量,还担负着发展和保护根据地农业的任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以至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民兵经过长期军事化和组织化训练,被塑造为正规军预备役和抗日基层政权的政治骨干,成为中共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
玛丽·梅伦是北美在20世纪初发现的第一位"健康的伤寒病菌携带者",其故事在美国被大众所熟知,"伤寒玛丽"一词被用于指称携带病毒并对周围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而在社会中广泛使用.在20世纪末艾滋病流行,医学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下,美国医学史家朱迪斯·W.莱维特重新书写"伤寒玛丽"故事.《伤寒玛丽》围绕玛丽被发现、追踪和长期隔离的过程而展开,从科学、政治、法律、社会认知、媒体、玛丽个人等不同角度呈现"伤寒玛丽"的不同叙事,展现医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吸收新文化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基于对史料的细致分析以及叙事手法的运用,发掘历史中人的声音.重新阅读该书,将为国内医疗社会史学者提供直接的借鉴,并从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启发国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哲学探讨》是埃德蒙·伯克早期重要作品之一,其中包含他对于上帝和宗教的哲理性认知.伯克相信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秩序,而人类只有有限的能力感知这个秩序.在伯克看来,人类只能以敬畏、谦卑的态度去发现真理和善.基于上帝提供的普遍秩序,伯克阐述了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伯克的观点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以便加深当代学人对于伯克思想的理解.
自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引发古史辨,至今已有百年.在百年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发生过很多学术论辩,但如层累说一般引起反响之强烈、争议之持久、影响之深远者,则屈指可数.学界围绕层累说、古史辨的诸多讨论,不乏深刻见解,但对顾颉刚的古史观念也存在一些误解.因此,本文拟就其中几个基本问题,略陈管见,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改革开放以来,五四运动秩年纪念已达五次,每次皆有学术会议召开,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分别主办的学术会议,学术性浓、档次性高、权威性强.透视会议论文作者群体,可以发现其中学术传承代际积累、学科专业交流互鉴、跨地区跨国界互动沟通等特征.梳理研讨会选文及其文集的学术脉络,可以发现它们既与时俱进回应时代课题,又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既聚焦五四文化精英,又重视五四爱国青年,还关注五四亲历者;既就专制与民主、蒙昧与科学、新旧道德、中西古今等话题展开争鸣,还关注五四时期文学、教育、音乐等学科发展,并进行五四追忆诠释、检视反思,映射出五四运动研究话语日新日进、深化日趋多元、学术范式区界拓展、研究方法交叉融合等趋势.学术会议研讨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也是助推五四运动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渠道.
相邻的政权设立疆界,是为了区隔彼此对土地、民户的统治权.河北平原一带是宋辽首要对峙区,宋辽河北疆界具有两重性:清晰地区隔双方对边地的统治权,略显模糊地区隔双方对边民的统治权,两种状态相反相成.澶渊之盟前,宋辽已清晰地分辖河北边地.宋辽双方得以清晰地分守疆土,关键在于双方均较为稳定地控制己方沿边据点,且宋方更是建立了两级巡警网格.以清晰守土为前提,宋辽在边民管理问题上留有余地,既默许己境少量边民同时对双方承担赋役义务,成为两输户,又持续争论两输户的归属,造成小幅度的疆界争议.由此,宋辽不必直面重大疆土矛盾,即可维持河北疆界争议,以待后图.在此基础上,宋辽求同存异地践行"各守疆界"原则,实现长期和平.
13-14世纪,西亚的亚美尼亚人与向西扩张的蒙古人展开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由此亚美尼亚史家在著述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蒙古人形象.修士派史家因宗教信仰差异和蒙古人的经济盘剥而产生了强烈的负面蒙古人形象;贵族派史家则基于国际格局的战略考量,塑造了一个基督教化的正面蒙古人形象.两种形象是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不同文明交往方式的产物,促进了亚美尼亚人及西方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和东方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西方的十字军研究.但是,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的蒙古人形象也强化了西方在认识东方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并且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进而间接地导致了亚美尼亚王国的覆灭.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严重民族危机,《读书生活》群体依据"分工的原则",起初"以浅薄自安".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他们改变立场,融入到挽救危亡的历史洪流中去,思想理念左翼化,与中共的主流观点日益接近.该群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领导力量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种讨论提高了他们自身的理论水准,推动了救亡运动的发展,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值得继承的历史遗产.以该群体为代表的沪苏浙地区中小知识分子的左翼化,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的理论主张吸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功.
近年来,随着大量新出土墓志的公布,继之而起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正如仇鹿鸣指出的,"新出碑志的发现虽然数量上极为惊人,但总体而言,更多的是量的积累,而无质的突破,往往被视为传世文献的附庸与补充,缺少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与反思"(仇鹿鸣:《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同时,伴随着出土墓志的公布,出现了一位墓主拥有不同撰者撰写的两方墓志之情况.根据拜根兴的统计,在上万方唐代墓志中计有28人存在两方墓志(拜根兴:《一人两志:隋代将领王赟墓志考释——兼论王赞之子初唐名将王文度》,《史学集刊》2020年第6期,第41～51页),此种现象属于墓志铭变例中一个颇具特色的议题.然学者们更多的研究,仍是沿着深化墓主生平等以墓志铭作为传世文献补充的传统方法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