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对话体的形式,"以自己为方法",以高小贤的个体经历为对象,把高小贤及其参与的妇女/性别发展项目放置在更大的时代背景和更长的历史—文化脉络里,通过追随高小贤的视角、追溯她的思想历程来呈现她为何接受GAD,如何创建与改革组织让GAD落地,在什么样的事件与思想触发下不断地推动她反思,思考GAD的本土化、中国经验以及中国本土的"妇女/性别与发展".并以此来呈现1990年代初外来的GAD作为一种触媒,是如何激活与对接深嵌在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的"妇女研究者/妇女工作者"与农村妇女工作经验,生长出不同于GAD的西方模式而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性别与发展"实践.

当代中国的公益事业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对外开放及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关注农村贫困地区,重点为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议题和方法上,与国际发展援助紧密交织.当时的公益实践深受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影响.妇女/性别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内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国际发展机构的援助项目进入中国,并与公益结缘.这二者结合的“蜜月”期一直延续到2008年前后.之后,国际发展机构在华发展势头趋缓,参与式发展、妇女/性别与发展随之在公益领域也逐渐弱化.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公益组织在妇女/性别与发展领域的实践,再现历史场景的复杂性,为公益理论本土化的讨论提供跨界视角.

我所在的机构是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它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本来是一个做妇女研究的社会团体.上世纪90年代,因世界第四次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我们获得了走出去与世界交流的各种机会,逐渐认识到妇女研究同传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批判性和行动性,它不标榜自己的客观性,公开宣称其目的就是推动性别平等,希望经由研究表达妇女的声音,推动政策与文化、制度的社会变革,最终实现性别平等.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9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转向行动研究.

The author selected “Yinhua Match”, the largest women-centered labor match in the central Shanxi plain during 1950s as topic. Based upon large numbers of oral interviews,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s, the author analyzed various facts behind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event, showe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and women's liberation strategies, and presented how gender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y wer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when women were promoted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development.

2001年8月-2002年10月,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简称陕西妇女研究会)在荷兰大使馆的资助下,与合阳县妇联合作,在合阳县开展了题为建立县、乡、村级反家庭暴力的支持性社会环境项目.

生育健康是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衡量妇女生存状况及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妇女孕产期保健则是生育健康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一项有效的测定指标。本文选择妇女孕产期保健为分析对象，以社会关系分析法为主要框架，从国家、市场、社区以及家庭/亲属四个方面入手，来看各种制度如何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对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的孕产期保健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加剧并维护了贫园地区妇女的边缘化状况。并希望通过呈现妇女的阶级身份及性别身份与健康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来推动决策者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和关系中考虑干预方案。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促进、繁荣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农村新的社会分化,农村妇女在分化中由于非农转移的滞后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限制了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随之也潜伏着对中国城镇化及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制肘。但到目前为止,社会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论及农业女性化这一现象时,关注的焦点也只是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本文试图从研究当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差别入手,分析女性非农转移的现状、滞后的原因,重点在于农业女性化给妇女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