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唯物史观叙事呈现历史结构性特点,既富有科学精神又贯穿辩证法智慧,与机械历史决定论存在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叙事呈现历史主体性特点,既富有历史主动精神又强调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英雄史观存在本质区别.唯物史观历史结构性叙事依循真理尺度,有助于我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习得具有科学严谨性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历史主体性叙事依循价值尺度,有助于我们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统一起来,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自觉实践中争取历史主动,发扬实干精神;二者辩证统一,有助于提升唯物史观在史学中的话语权,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历史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思维,也积极吸收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规范、话语,既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又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重要内容,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持续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我们必须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特别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制度基础,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战略支撑,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为充分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正在撼动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其中,工业的贡献率为84.6％,农业和服务业分别为12.6％和2.8％.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量均大于美国,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形成全面赶超的态势.中国崛起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个案.在1997年至2021年期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最大的10个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表现都好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建设,要从规模扩张,质量提高和目标升华三方面入手.从走向上看,中国已经由单纯的规模扩张经由结构提升的规模扩张,进入最优路径的规模扩张阶段,实现了两次跨越.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表现在提高产品质量、竞争能力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今后的重点是增强共享性福祉,消除内耗性风险和规避生态性风险.中国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是:内生性,根据内生条件进行组织和制度创新,不受已获成功的经验的束缚;渐进性,不是先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先培育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扩大市场经济作用范围和压缩计划经济作用范围,直至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共赢性,让所有人都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主动推进国际规则改革和为欠发达国家发展提供协助.
自17世纪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全球范围内曾经相对独立性存在的孤立、封闭、同质的"地方性共同体"属性和存在合法性的丧失,以及被迫卷入某种现代性运动的民族国家逐步从阶层、宗族、社区等地域性知识制约中解放出来,被动地接受新的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规范历程的开启.作为社会现代化历史实践之理论支撑和文化价值辩护理据的现代性,至少从形式上看,意味并表征着"个体命运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生存是现代性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一方面促进了个体的自由权利、自主与解放,另一方面,又无情地割裂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交融关系,"为自己而活"成为一种宿命般的选择.从具体的历史进程及其后果来看,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脱嵌"(disembedding)而形成的个体,并不表示其可以成为绝对孤立的、纯粹的自我,它同时意味着对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关系的"再嵌入"(reembedding),一种传统社会所缺少的真正的真实个人(理念、模式)的新生——"成为个体"(becoming-individual).脱离了确定性的共同体,现代社会个体被迫进入了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结构性之中,其现实的生存被一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强大的权力关系所支配.前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动态变化的总体性秩序,它是一种有序的、可认识的模式.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世界都被建构成为一种"个体化生存"情境,生存空间代表着生存机会、地位、价值.失去共同体的庇护,个体面临的是社会关系的脆弱化、生活场域的陌生化以及整个世界的日益功利化,风险承担的私人化,面对着意义世界的破碎、个体与社会权利边界的重新调整以及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非安全性的深度困扰.
修正的普及主义是现阶段最为学界推崇的跨境破产域外效力理论,它从纯粹的普及主义演变而来,但在纯粹的普及主义基础上做出了更加符合各国利益和更切合实际的改变.《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是联合国贸法会制定的以修正的普及主义为理论依据的跨境破产制度,美国将其采纳并据此制定了本国的跨境破产法律,在实践中取得了阶段成果.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资本输出国的角色愈发明显,在跨境破产上进行国际合作也愈发符合我国的利益需求.无论采纳《示范法》与否,修正的普及主义是我国必走的道路,因此,厘清属地主义、普及主义以及修正的普及主义的概念,研究美国的转变和采纳《示范法》的路径,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发展文化是人有意识地推动文化进步,人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人的生活体现在各个方面,因而发展文化应是全面的.全面的发展文化只能由国家主导,个人和社会组织是参与者.由于文化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其发展就体现为文化工具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发展文化的具体方法是原创、创新、引进、仿造和发古.但不要为了发展文化而发展文化,而应在解决问题中发展文化.发展文化的决定因素是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发展状况.而最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制度,是给予人全部善自由的制度安排.
刑法再法典化是多重因素决定的重大立法活动,既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刑法再法典化必须以服务和引导我国司法实践走向公平正义为目标,并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新时代犯罪治理转型的产物,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从宽"的体现,这一新型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强调犯罪人的前置性社会复归,实行刑罚犹豫制度等刑事法治要义.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包括立法的谦虚与司法的谦抑两个维度.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必须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观念基础,这不仅要求修正刑法中的"但书条款",而且要严格限定轻罪的增设,同时,还要推行前科消灭制度,并对缓刑优先适用.
数字技术日趋成为基层场域中的重要治理工具,内含着"硬币的两面":一面正是我们不断追求的通过技术创新以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其隐藏的另一面是"创新内卷""数字超载"等问题的层出不穷.针对数字治理内卷畸变现象,本研究以"技术—组织—环境"为理论框架,试图全面把握影响基层治理行为的多重要素.研究发现,在技术泛化惯性、数字考核焦虑、公众期待倒逼等因素的叠加下,共同导致了基层数字治理中的效率降低、系统内耗等偏离行为.在明确"创新内卷"的归因逻辑基础上,提出了纾解其病症的现实路径,以期系统修正这一基层数字治理偏离行为.
进入新时代,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提升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发挥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就有必要关注"三个需求".理论需求上,应着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性认知;情感需求上,应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方式优化;实践需求上,应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现实体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不断提升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三个需求",才能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土地征收是国家依照法律规范剥夺农村集体的土地权利,实现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化的过程,土地征收具有合法强制性.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征地需经过农民的"同意".流行的观点将征地矛盾视为农民"抗争"行为,认为征地矛盾反映出政府征地行为的不合理,并由此得出征地制度不合理的结论.对比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形来看,征地冲突具有地方实践特征.以苏南为代表的部分地区严格管控土地开发,执行统一、规范和标准化的征地政策,压缩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博利空间,降低农民博弈预期,逐步形成了规范征地秩序.珠三角地区一直未严格控制农民开发土地行为,为农民博利留下空间,反而强化了农民对土地利益的依赖,进一步形塑了农民的不合作行为.基层如何执行政策是诱发征地冲突的关键因素.从降低社会冲突的角度看,土地制度改革要朝着规范政策执行、统一政策标准和减少基层策略性行为的方向推进,而不是相反.
建构具有中国特质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密切相关,需要我们从学理上对此作出回应.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发展成就与经验认识的学理化、体系化呈现.自主性和开放包容性是其根本特质,其意义在于用学理化、体系化的方式呈现中国发展实践,以求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落实和推进"两个结合",为中国未来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在实践中,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良序推进,有赖于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立足中国,展望世界,以用于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在中国与世界的辩证互动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发展绿色制造服务业,推动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引领支撑力量.当前我国绿色制造服务能力不足,产业支持体系不健全,小微制造企业获得服务难,通过产业融合推动绿色制造难度增大,对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及与制造业融合支持政策不清晰.为推动绿色制造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建议突出重点,加强对绿色制造服务业及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探索绿色制造达标即入机制,建立绿色制造标识等级制度;创新绿色制造服务消费券和政府采购制度,探索支持发展新赛道;培育鼓励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审慎把握实施绿色制造工程的时机、节奏和力度.
自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有了相当的事实基础,人类也已经享受到了"地球村"所带来的种种技术和经济上的实际好处,在观念上形成了"全人类"的明确概念.但是,当谈到"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就要涉及价值的层面.而在价值的层面,我们还需要继续区分事实上的价值观和需要构建和调整的价值的不同层面.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就需要首先面对人类当前的种种危险和挑战,也要考虑从已经存在的价值观中吸取思想资源,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也是基本的行为规范上寻求人类的共识.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思想也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思想资源,尤其是在如何恰如其分地看待和处理人们的物质欲望的问题上.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发展和贫富分化加剧,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涌现大批成果.运用CiteSpace对Web of Science 2000—2021年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相关论文进行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等可视化分析,综合文献内容研究发现,近22年该领域成果呈现伟大的盖茨比曲线、财富累积、大学学位、收入代际流动性、儿童研究、多代传递等聚类块状发展特征;2000年至今显现出鲜明的集中爆发期、稳定发展期和创新突破期,研究热点沿着收入、不平等、家庭、教育等主题向经济增长、技术、分层、机会等主题,进而向平等、质量、健康、多代传递等主题转变;研究内容围绕代际盈利、早期成长、种族分离、斯堪的纳维亚假说等体现各国特色,但也存在国际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密切合作机制等问题.以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世界各国及其学者要加强合作,在计量方法规范、国别案例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发展趋向研究和通用政策研究方面形成合力,促使教育作用从基础性、形塑性向激励性和创造性转变.
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三类财富继续存在,而且实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三类财富的比例适宜、和谐共存和协调发展.其中共用财富是主要的、大量的财富形式,私人财富、公共财富是占比最少的财富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以共用财富为主体的社会,共产制是一种以共用财富共享制度为基础的制度,对共用财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财富享用的基本原则.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仍然存在着三类财富,其中共用财富是最具有增长力的财富,它逐渐复兴并日益发挥主导作用.在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那些"提倡"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有财产在时起时落地增加,共用财富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逐渐复兴.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财产公共所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其中国家所有财产在三类财富的比重是历代社会中占比最大的财富,政府通过不断发挥公有制的初衷和根本性质,使共用财富逐渐在社会财富中占据主导地位,私人财产成为历代社会中受到限制最多的财产.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人权保障事业是我国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权益保障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视角对妇女的政治权利、经济与文化教育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的保障展开研究,形成诸多学术热点.未来,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内容、议题还有待进一步拓展;还需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加强资料建设与整理的力度;并期待广大学者更加关注妇女权益保障的现实状况,并以现实为导向深入对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为促进当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和构建中国性别平等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借鉴.
2022年12月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山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部常务副部长、戏剧与影视学院院长延保全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历代石刻戏剧史料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获准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