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国家推行的产融合作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客观审慎评估该试点政策的有效性.文章研究发现:产融合作试点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显著;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地理层面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政策效力在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表现的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产融合作试点政策能够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创业激励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基于中国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就金融发展与信息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信息化建设均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信息化建设在促进乡村振兴的同时,可以有效缓解金融参与乡村振兴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金融发展与信息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较为显著,而信息化建设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

基于中国2011-2018年291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政府、企业、科研院校的科技创新评价体系,分析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之间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时空演变,并使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我国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二者的耦合协调状况逐渐得到改善,越来越多的地区从耦合失调阶段进入耦合协调阶段,但是目前数字金融的发展态势显著超前于科技创新.未来应摒弃重视数字金融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的观念,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进而推动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的协调发展.

基于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are—Primont指数法测度30个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门限回归分析数字金融与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其影响作用呈现"倒U型"趋势;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与金融监管宽松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监管严格地区表现的更为显著.在发挥数字金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更要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将数字金融纳入国家统一监管之下,通过政府监管引导数字金融优化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面落实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必须大力扶持农业的发展,但是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导致金融支农的积极性不高,成效不显著.为了推动金融支持农业健康发展,广东省率先探索畜禽活体抵押贷款新模式,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殖农户的资金缺口,同时也实现了多方共赢,具有非常重要借鉴意义.

目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研究大多借鉴西方的宏观分析框架,这忽略了中国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力.在晋升锦标赛制度下,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中国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构建地方政府竞争和金融发展水平两个指标,然后使用门限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在整体上能够有效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即地方政府竞争对提升金融发展的正面效应明显;门限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政府竞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改变;空间效应分解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本文以我国2008年—2016年境内上市的医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CEO金融背景是否会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金融背景的CEO会促进企业的金融化,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不明显,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作用更大.CEO金融背景会导致管理层过度自信,而这种过度自信心理会促使企业扩大金融投资,进而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

基于中国2011～2018年中国省际的相关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别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通过对内部机制的疏导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在防范居民债务累积的前提下,政府应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应重点发展数字普惠体系中的移动支付和互联网保险.

鉴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及现行金融制度安排,国有商业银行现阶段应大力拓展以下几类业务: 大力拓展投资银行业务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金融运行的可能,有选择性地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可重点开展以下投资银行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