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展阶段,企业参与是巩固拓展扶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环.文章揭示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受到同地区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影响.竞争机制能够解释精准扶贫同群效应:行业层面,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更加明显;地区(省份)层面,地区精准扶贫工作获奖传递了竞争信号,激励该地区更多上市公司模仿精准扶贫决策.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在精准扶贫工作上起到了表率和引领作用,能够带动非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此外,行业龙头的精准扶贫决策起到示范作用,行业内其它上市公司通常会追随行业龙头的精准扶贫决策.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上市公司平均异质收益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剔除金融行业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同群效应的影响结果来看,精准扶贫是可复制的扶贫模式,上市公司的模仿行为有利于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降低债务成本、增加销售,最终提升企业业绩,实现与贫困地区协作共赢.文章对于我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振兴存在诸多约束,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同群效应,促进企业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There is heterogeneity amo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e find long-term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 Furthermore, we explore the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behind. The results support both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hypothesis and the divergence of opinion hypothesis. Compared with short-term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long-term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within the company, but also reduce the opinion disagreement of market investors, thus reducing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higher th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higher the investors’ attention, the lower the effect of long-term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reducing the crash risk. We construct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fund manager replacement, 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consistent.

基于中国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金融发展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就金融发展与信息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信息化建设均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信息化建设在促进乡村振兴的同时,可以有效缓解金融参与乡村振兴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金融发展与信息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影响较为显著,而信息化建设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际,财经类高校如何着力于培养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竞争力的财经卓越人才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标.传统财经教育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的"三位一体"融合不足、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不足和跨学科、跨专业融合培养程度不足.基于融合是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特征,财经高校应遵循"中国特色、教育规律、时代特征、学校特点"这一基本逻辑,走"价值融合、技术融合、商法融合、产教融合"的四融合路径,培养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基于中国2011-2018年291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政府、企业、科研院校的科技创新评价体系,分析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之间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时空演变,并使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我国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二者的耦合协调状况逐渐得到改善,越来越多的地区从耦合失调阶段进入耦合协调阶段,但是目前数字金融的发展态势显著超前于科技创新.未来应摒弃重视数字金融发展速度、忽视发展质量的观念,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进而推动数字金融与科技创新的协调发展.

目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研究大多借鉴西方的宏观分析框架,这忽略了中国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力.在晋升锦标赛制度下,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中国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构建地方政府竞争和金融发展水平两个指标,然后使用门限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在整体上能够有效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即地方政府竞争对提升金融发展的正面效应明显;门限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政府竞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改变;空间效应分解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2011～2018年中国省际的相关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别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通过对内部机制的疏导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在防范居民债务累积的前提下,政府应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应重点发展数字普惠体系中的移动支付和互联网保险.

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框架探讨政府与市场协调和互动机制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模式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有力解释;政府和市场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结构性差异和发展阶段性差异,但结论整体表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并且通过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比较资源禀赋优势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是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和持续不断的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引入金融发展程度指标后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先增后减.

增强指数模型旨在用少量的成份股构建指数跟踪组合,以期在跟踪指数趋势的同时获取高于指数平均收益的超额收益.当市场指数下跳时,跟踪组合会跟随指数趋势而产生巨额损失,因此有必要在传统的增强指数模型中加入下端风险约束,以阻止跟踪组合随指数下跳的风险.下偏矩(lower partial moment,LPM)作为下端风险度量工具,具有良好的理论性质且涵盖了损失概率、期望损失、下半方差等经典度量方法,因此本文构建LPM约束下的增强指数模型.该模型有三个特点:第一,具有更加一般的目标函数且允许投资者根据自身的目标设置参数,通过调节模型中的权衡参数,模型可以退化到传统的指数复制模型和超额收益最大化模型;第二,加入非参数LPM约束,以控制跟踪组合的下端风险;第三,得到目标函数和非参数1-阶LPM的凸性,证明了基于非参数1-阶LPM约束的增强指数模型是凸优化问题.模拟和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模型能够控制下端风险并获得超额收益.

本文以农发行广东省分行为例,首先介绍辖区内城市行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特点,其次分析城市行所面临的发展制约因素及存在问题,最后针对城市行发展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为城市行实现可持续乃至跨越式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路径.

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巨灾债券是以规避巨灾财产损失为目的的新型非传统风险转移金融创新工具之一,在我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文针对巨灾风险事件呈现出周期性与不规则的上升特征,构建了BDT过程用以刻画巨灾风险的抵达过程,并基于风险中性测度技术,在随机利率环境与双随机复合泊松损失条件下,导出了巨灾债券定价公式.进而结合伦敦同业银行拆借利率数据与美国保险服务所提供的PCS损失指数估计并校正了模型参数.最后,通过数值模拟检验了利率风险与巨灾风险如何影响巨灾债券的价格,同时验证了定价模型的可行性.

微型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发展服务形式有效创新,其追求实现社会扶贫和自身可持续发展双赢目标的特殊性,使得对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最新研究进行梳理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MFIs绩效测量指标、资金结构、配置绩效状况、影响因素和有效途径进行梳理后认为:要提高微型金融资金配置绩效,就必须不断拓展MFIs融资渠道,推进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破除现有政策方面机制隐形障碍,在内外部共同努力下实现双赢目标.

本文从“三元”发展逻辑角度出发,对新经济环境下“三元”赋予新的理解;认为“三元悖论”中三者线性关系假设是不全面的,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三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其本身存在发展逻辑并且具有方向性,违背发展规律可能带来经济发展紊乱;政策目标间的边际替代率并非恒等于1,而是随着两个政策目标相对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新兴经济体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元悖论”中三元总效用至多为2的约束可以被突破.

我国互联网金融模式包括由商业银行主导的传统互联网金融模式和由互联网企业主导的新型互联网金融模式两大类。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两种模式在服务平台、客户群体、运作效率、服务水平及外部环境方面的差异，认为传统互联网金融模式应选择组合型战略，开拓互联网金融市场；新型互联网金融应选择增长型战略，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实现规模经济。

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尝试构建一个多部门的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与参数敏感性分析测度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收入再分配的宏观波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效提高和排放成本下降可降低社会边际成本、抑制通胀水平,有助于实现节约能源、环境控制与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资本弹性系数越大,能源效率正面效果越显著,环境污染负面效应越严重,降低政府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越大;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刺激消费需求、抑制通胀等方面均有显著作用;刺激净出口可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利于改善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产业转型升级、收入再分配机制完善,对改善国内经济结构及平抑经济波动等均能起到积极作用.

现有贷款定价理论一般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高定价以实现当期收益最大化,却对中小企业后续业务价值缺乏考虑.本文认为后续业务价值可以用期权收益表示,进而利用期权定价方法构建了同时考虑当期收益和期权收益的贷款定价模型,并以广东省某股份制商业银行2011年中小企业贷款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应用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市场条件下商业银行没有综合考虑中小企业贷款后期权风险与价值的合理匹配,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短期贷款利率水平偏高,而长期贷款又过度集中于传统行业并有定价偏低迹象.总体而言,商业银行高估了中小企业短期贷款风险制定了较高贷款利率,这可能超过了中小企业融资负担承受能力,并进一步阻碍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与商业银行后续业务拓展.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banking has led to the deposit moving,banking reform and monetary fund development,which are not only changing the patter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but also having an impact on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financial mechanism of monetary polic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money demand,money supply and efficiency of monetary policy. It has made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First,the Internet can promote the public's investment motivation and increase the money demand. Second,the Internet banking can broaden the money supply and reduce the money supply's controllability,predictability and relevance. Third,the Internet banking disturbs the accuracy of monetary policy mak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高校对基于网络平台的精品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2013年广东省省级精品资源共享立项课程,依托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学团队在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和探索.

我国高校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规模还不大,仅占研究生总人数的10%,应用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存在巨大缺口,以往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忽视了研究生的实践应用能力,造成人才培养目标与现实社会实际需求出现不同程度脱节。广东商学院作为华南地区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基地,探索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研究生培养模式是当务之急。金融学科作为应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之一,行之有效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对于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品牌建设有重大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