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引发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替人的讨论,科学分析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对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就业形势稳定均至关重要.以2013-2020 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就业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对技术型、服务型、高技能型员工的需求显著增加,而对生产型、低技能员工则产生了显著的替代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结构效应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为持续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促进产业转型与就业良性互动,建议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数字化转型的人才政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益、培育壮大经济发展动能、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财政在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伴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深入推进,财政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拓展深化,在国家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政政策.受相关政策滞后于数字化转型实践、所涉主体较多、情况复杂等因素制约,财政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存在总量(力度)不足、结构不优、政策不明、政策协同性不强等问题和不足,未来应更好适应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和发展趋势,加快推动数字财政和数字税务建设,加大支持力度并落实落细相关政策举措,聚焦重点发挥财政支持政策的结构性功能,并强化财税政策自身以及与其他政策的协同.

减税降费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通过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发现,从宏观层面看,我国以"小口径""中口径"衡量的税费负担并不重,导致大口径宏观税负较高的根源在于较大的政府性基金、社保基金、行政收费等隐性负担.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税负重是导致微观主体税负感偏重的主要原因,特别加上企业所承担的社保基金及行政收费负担后,我国企业的税负感受进一步加大.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种面临着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沉弱、税收征管难度大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企业与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已经具备了扩大所得税的征税基础.建议通过完善直接税征税体系、降低企业隐性负担、拓宽政府潜在税源等方式,提高减税降费效率、实现精准施策.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增强金融服务先进制造业能力将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笔者通过对比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分析了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融资亟须解决的三大体制性障碍,在总结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上市公司数据比较了我国与美国、德国、日本三大制造业强国金融支持制造业的情况,发现我国先进制造业存在信贷融资难、融资成本高、融资期限短期化、融资渠道有限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原因在于,要素投入结构与融资结构不匹配加大了融资难度,产业不断迭代升级与融资期限不匹配加剧了资金错配,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与金融体系结构不匹配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利益主体多元化与金融工具不匹配导致融资渠道受限.为此,建议通过为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融资优惠便利、降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加大政策性银行与先进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力度、创新发展供应链金融等方式,强化金融对先进制造业的精准支持力度.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招工难"问题凸显,呈现出一线普工与高技能人才缺口大的结构性特征,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掣肘.特别是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新产业新业态在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给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就业带来冲击.为切实化解制造业"招工难",夯实建设制造强国的人才基础,建议一方面要增加企业灵活用工比重、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保障制造业人才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协同配合、多渠道拓展企业融资来源,为制造业企业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和亟需提升居民消费的背景下,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建立必需消费和升级消费两类账户,利用CFPS数据辽宁省子样本进行多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分析,并结合实证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地提升辽宁省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新型基础设施是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变革需要为导向,以连接为基础,以计算为核心,支撑数据的感知、连接、汇聚、融合、分析、决策、执行、安全等各环节运行,并提供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具有技术更新迭代快、软硬兼备、协同融合等主要特征.下一步,可以将5G、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领域为重点突破口,运用市场化、多样化创新金融工具,协同整合政府财政资金、开发性金融资金和商业金融资金弥补投融资资金缺口.同时,要明确市场的主导和建设角色,强化政府引导职能,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投资活力,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培育应用场景.

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推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企稳回暖迹象.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东北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制约,主要体现为产业接续发展矛盾显著、人才外流问题依然严峻、金融供给能力不足.为筑牢东北经济基础,下一步应密切加强跟踪调研,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为新兴产业创造有利环境,同时还应下大力气留住本地专业人才,推进地区金融创新,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与资本振兴夯实地区长远发展的基础.

产业是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东北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地区产业的空心化趋势.具体体现为:传统支柱产业不断衰落,新经济新动能发展缓慢,产业承接能力不足,尚未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支撑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空心化的根源在于:从宏观层面看,在新一轮经济周期背景下,东北地区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面临深度调整;从中观层面看,以大规模投资为导向的地区发展政策加剧了资源错配与产业结构的扭曲;从微观层面看,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制约长效激励机制的建立,这降低了企业发展效率,抬升了企业转型成本.为振兴东北经济,应立足已有的产业基础,超前进行产业布局,营造公平良好的发展环境,并加大力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减税降负是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宏观税负高于最优水平,存在进一步减税降负的空间.分区域看,不同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存在差异,其中税收收入是推升东部地区宏观税负水平的主因,而非税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导致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水平上升的根源.为进一步减税降负,应采取深化结构性减税、取消不合理收费、清理政府性基金、降低社保缴费率等手段.同时,为弥补政府收入的下降,可考虑以产权改革等手段培育潜在税源.

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物流成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区域物流成本差异问题日益突出.从成本构成上看,东部地区人工成本上升导致其配送、运送、装卸环节成本较高,西部地区“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使其运输成本大大增加,中部城市较为严格的货车“禁行”规定致使配送成本居高不下,而东北地区物流企业高昂的土地取得成本直接推升了仓储成本.结合所在区域的特点建议出台更具针对性的物流降成本指导意见.

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银行上市逐渐成为银行成长的必由之路.上市实现了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大、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经营风险的降低,同时也影响到银行新增网点的空间布局战略.文章引入演化经济地理的研究方法,基于产业关联的思想提出地方产业的金融关联程度和区域间投资流向的金融关联程度两个变量,以此构建银行网点空间演化路径的解释框架.通过比较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的回归结果,解释和发现二者的基层网点和分行空间演化路径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表明,上市行为显著地改变银行网点空间演化路径的作用机制.

2018年我国财政运行的主要特征体现为:财政收入与支出整体放缓、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从收入端看,经济下行、减税政策效应、贸易顺差收缩是导致财政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财政收入放缓进一步加大了财政收支平衡压力.随着下半年专项债发行速度加快,财政积极发力迹象凸显,基建相关财政支出增速回升、民生相关财政支出回落.在经济增速下行、稳增长预期不变的背景下,预计2019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体现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与预算赤字率的小幅提升.

产业是支撑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空心化是哈尔滨市面临的最大短板.运用SWOT分析法,梳理了哈尔滨市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优势与劣势,进而提出应聚焦重点领域优化产业结构,从优先发展、转型发展、追赶发展、谨慎发展四个维度对哈尔滨未来产业选择与发展路径进行差异化定位.

当前高铁建设存在的债务问题值得关注:一方面多数铁路盈利能力差、经营风险高,另一方面巨额高铁债务导致政府隐性债务积累,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将带来连锁反应,引发全社会金融风险.导致高铁债务积累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财政收益盲目扩建高铁、高铁债务数据不公开不透明以及中央政府预算软约束.解决之道是要促进高铁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匹配、提高与高铁建设相关的财务透明度,并进一步加快铁路市场化进程.

预算支出偏离度反映出财政预算软约束问题.基于中国分省的财政经济数据,本文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的提高会降低预算支出偏离度,积极财政政策会加大预算支出偏离度,并且财政分权和积极财政政策对预算支出偏离度的影响还具有交互效应,这些影响在欠发达地区均更为显著.此外,我们还发现新预算法的实施、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预算支出偏离度,而经济扩张期预算支出偏离度则倾向于扩大.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方法巧妙构造了一种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在晋升激励的背景下,省委书记的年龄与学历将分别通过影响财政支出总量与结构,进而影响财政分权水平的高低,这些最终将对预算支出偏离度产生冲击.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地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强调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而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矛盾焦点.本文以村镇区域人地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现阶段村镇区域人地关系面临的主要矛盾,即有限的农用地资源与无限用地需求的矛盾、土地粗放利用与规模经济的矛盾、生态环境恶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归纳重庆市黔江区农村居民点与珠三角地区“三旧”改造的实践经验,概括出村镇区域土地整治的模式和经验.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整理2004-2015年全国共1956个县的数据,发现在县域经济对地区贡献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四大区域间县域经济发展差距也不断拉大.此外,不同区域内县域人均GDP、人均公共财政收入的差距大于省域层面的差距,表明县域经济不平衡是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因.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下一步应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做强县域主导产业、疏通产业承接体制机制.

本研究将OECD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R&D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框架,将创新机制划分为R&D投入、基础研究、创新投产、技术扩散以及创新产出五个阶段,深入分析OECD国家在创新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国际比较的结果显示:R&D投入结构而非数量对创新产出影响更为显著,企业主导的R&D投入具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基础研究水平的高低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高效的产学研转化机制以及完善的技术扩散网络才是提升创新绩效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激励企业增加R&D投入,推动创新型企业集群化,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吸引外商投资,创新融资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