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产业转移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应有之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能否形成双边产业的互惠共生,不仅决定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根基是否稳固,而且能够为回应某些别有用心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动机的质疑提供经验证据.本文从共生关系的融合性、互动性和协调性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采用2002-2020年EORA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的产业互惠共生水平不断提升,但各细分行业以及地区板块间的差别较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有助于促进双边产业互惠共生,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推进区域价值链合作和提升产业集聚水平等途径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存在地区、行业及时间段的差异,与沿线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高技术行业的产业转移及倡议提出之后的产业转移,其效应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深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构建互惠共生的区域价值链合作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和厘清我国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对该地区提高国际产业转移承接规模、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9-2018年豫皖鄂湘赣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Moran′s I检验国际产业转移承接活动的空间自相关性,通过时空权重矩阵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豫皖鄂湘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豫皖鄂湘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邻近城市间的关联依赖性较强;2)从直接效应看,基础设施水平、市场规模、产业集聚水平及FDI累积效应对本地区国际产业转入呈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呈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劳动力成本的吸引力正在减弱甚至消失;3)从间接(溢出)效应看,邻近地区人力资本、FDI累积效应对本地区的产业转入呈显著的带动作用,而邻近的市场规模呈显著的抑制作用;4)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呈"先增后减、先正后负"趋势,在80 km处达到最大值,证明了城市群是豫皖鄂湘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竞合的最佳空间尺度.
在地区间数字经济投资"竞赛"日益激烈,并且增速上形成中西部对东部地区赶超之势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要素禀赋是否可以支撑其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运用机器学习方法中的随机森林算法,基于地级市层面数据对24种投入要素进行分析,发现职工平均工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4种要素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投入要素.进一步运用4种最重要要素的偏效应曲线图进行分析,发现在要素禀赋上,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同东部地区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且大多数城市的重要投入要素已经具备了支撑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城市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因此,要实现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根据不同城市的要素禀赋构成情况实施差异化的补"短板"政策,又要通过推进数字资源的平衡布局来改变城市之间的数字经济不平衡发展状况,以构筑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人力资本对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导致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能力高低有别.因此,从人力资本空间差异视角研究人力资本与产业空间转移的关系,可以为我国东部产业难以向中西部转移的原因和收效甚微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份额增加能够有效促进地区产业份额增加,在解决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人力资本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仍然稳健.在人力资本仍集聚于东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自然难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应将人力资本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部分,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是促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有效应对之策.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但是对于OFDI如何影响企业升级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对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OFDI能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企业升级,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中介机制实现.(2)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OFDI企业如果选择不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其升级,非OFDI企业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促进其升级.(3)全样本的边际处理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OFDI的潜在成本越低时,其边际处理效应越高,升级效应也越大.(4)从分样本OFDI企业的平均升级效应来看,高新企业大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在潜在成本非常低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分别大于民营企业和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研究发现对于如何分类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本以及促进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来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政治互信在样本期内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新兴优势产业以及投资目的为非邻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上.
实现互惠共生是可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基础.文章在共生理论框架下,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作为“一带一路”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的质参量,采用2003-2017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以及两步SYS-GMM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价值链升级的互惠共生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共生、产业共生以及市场共生是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互惠共生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其中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表现为非对称互惠共生,而其他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则表现为对称互惠共生.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实现互惠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以中国地级市为空间单元,借助人口普查和城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结合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子.结果 表明:人力资本的集聚程度进一步增强,各城市间和各地区间人力资本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的集聚分布;各因子对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驱动模式显示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性.要缩小与东部地区城市的人力资本差距,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必须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还应采取比东部地区力度更大的人才政策措施.
以城市作为企业选址的备选空间单元,利用负二项回归考察了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工业部门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 显示人力资本溢出是影响新建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同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1)从地理空间看,在全国范围,中心城市的人力资本溢出有利于非中心城市吸引新企业进入,而在省城范围,省会城市的人力资本溢出对非省会城市企业选址的影响并不显著;(2)从企业类型看,人力资本溢出对大型企业选址的作用要强于中小企业,对非出口企业选址的作用要强于出口企业.鉴于新建企业选址对产业空间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对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政策的实施,乃至园区与城镇化建设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呈现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地理距离和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由于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导致不同区域的资源集聚能力高低有别,而地区的资源集聚能力又决定性地表现为人口流入与企业入驻规模.因此,从人口流动与企业选址的视角,分析区域人力资本、资源集聚能力与城市蔓延的关系,可以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蔓延现象的形成及其空间分布提供一种微观解释.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与城市蔓延负相关,人力资本越丰裕的地区,城市蔓延指数越低,城市蔓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人力资本不足造成的.由此,根据人力资本的分布来引导城镇土地、产业与人口扩张,是避免城市蔓延现象实现“产-城”融合的紧凑型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如何开征房产税是亟待解决的一道现实难题.与以往注重房产税能否抑制房价、调节收入分配等研究不同,本文重点关注房产税能否有效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功能.本文利用2011年重庆和上海房产税改革试点事件作为自然实验,引入项目评估中新近发展的合成控制法,客观评估房产税政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房产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为房产税征收方案设计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显示:在房价水平相对较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重庆开征一定强度的房产税,对工业、服务业的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均具有“促增作用”,这种“促增作用”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总体表现为有效促进了产业转入.然而,在房价已经很高、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上海开征强度较低的房产税,却降低了工业和服务业的相对产值,增加了服务业的相对就业率,没有改变已经形成的产业转出态势,但也没有达到“腾笼换鸟”的理想预期.本文研究发现,不同的房产税政策设计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地区,房产税的征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效果有很大差异,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房产税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高等教育扩招促使人力资本迅速积累这一视角,分析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动态演变和区域差异,并利用工具变量解决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传统的最小二乘估计严重低估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就不同技术含量的专利而言,平均低估10.1%-68.5%;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是造成我国创新能力在2003年之后快速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均是拉大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我国现阶段R&D投入结构不合理,研发经费的过度投入降低了单位研发资本投入产出效率,造成研发资本投入与创新产出的负相关.
Development zon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licy measure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ts practical effect is con-cerned.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level data of Hunan Province and the framework of counterfactuals analysis,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of the enterprise is estimated by using the matching estimator which can overcome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policy of development zon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ime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fter cleaning up and rectifying the development zone, development zone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3. 95% ~5. 91%. The results tells us that development zone is a kind of special policy area. Through the design of the scientific,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system to guide resource elements in the area effective distribution and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zone policy effect will be able to get further improved.
利用2003-2013年全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模型方法,考察中国工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工业在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集聚趋势进一步增强,集聚范围进一步扩大,工业向中西部跨省区转移的同时,还呈现出明显的省内转移现象.(2)工业空间分布存在全局范围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随时间变化而增强,局部相关显示出工业的地理集聚特征为东部的“高高”集聚和西部的“低低”集聚,中部的集聚特征并不显著.(3)空间杜宾模型显示,空间溢出效应、市场规模、在公共产品上的财政支出、税收政策和产业外部性对工业分布有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应充分发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加强地区间产业联系和互补,实现产业集群式发展,在中西部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地区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区.
运用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方法,利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污染产业区际转移与环境损害地区差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污染产业呈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分散转移的时空演变特征,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损害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同地区环境相对损害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因素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不同,这为探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但不承担沉重环境损害代价”的可行路径及管控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推进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有生产率分解法可能缺乏的全面性,综合考虑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政府支出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运用1978-2011年的数据,估算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各变量之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25%。应继续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发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优势。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基于反事实分析框架,运用匹配估计量方法,考虑农村家庭异质性,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平均水平来说,农村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使家庭人均收入提高10.6%: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收入效应最大,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研究显示,传统线性回归方法由于忽略农村家庭异质性所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高估了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收入效应,本文运用匹配估计量方法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可靠。</span>
十二五期间",三农问题"仍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梳理湖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特征,从城乡收入差异、经济结构、人口因素等方面来分析其影响因素,并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