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咏花词的特色和成就不在于摹写花卉自身的审美特征,而在于以新奇的构想和强悍的笔力表现作者的主体精神.辛弃疾所写之花大都外表冷淡而情意热烈,在其50余首咏花词中,尤以咏梅和咏桂的作品最为突出.在这些咏花词中,辛弃疾或抒写自己的英豪气概和用世激情,或寄托作为"归正人"的身世之感,或表现作为"当行"词人的才思敏捷、风流自赏的创作情态.辛弃疾咏花词所呈现的主体精神热烈豪放而又不乏深曲之致,与"英雄词""'农村词"等所表现的主体精神有所不同.
"轴心"问题是雅斯贝斯提出的,"连续""突破"问题是由马克斯·韦伯和张光直充分意识并提出的.考察"轴心""连续""突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与提出的理据,大体可在以下十个方面进行展开:雅斯贝斯"轴心说"的提出及其动机,雅斯贝斯有关"轴心说"的论证,雅斯贝斯"轴心说"所存在的问题,跨越精神或哲学樊篱的必然性,"轴心说"问题得以深入的可能向度,引入马克斯·韦伯与张光直"连续""突破"视角的意义,马克斯·韦伯对于"连续""突破"问题的研究,张光直对于"连续""突破"问题的思考,"轴心""连续""突破"问题相互交集的再概括,"轴心""连续""突破"问题交集视野下的研究图景.
作为经典世界中的思想史事件,孔子的"川上之叹"存在着伤逝、勉学、道体三种诠释路径.相较而言,"道体"说既克服了"伤逝"说的消极观念,也深化了"勉学"说的思想内涵,并且还实现了圣贤之间的"视域融合",在经典解释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形而上学的视域来看,孔子"川上之叹"所表达的核心主题是对存在与时间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宋明儒者将一息不停的川水还原为道体之发用流行,并通过"与道为体"的实践工夫来达至"纯亦不已"的圆融境界,真正阐发出这一思想史事件的理论内涵,表达了儒家本位的存在与时间之思.
端方是清末督抚中的能臣代表,具有满洲八旗身份与显赫的家世,得到帝师翁同龢等人垂青与提携.在近代中国变幻纷呈的政局中,端方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运脉搏紧密相连.以帝党和后党的双重身份参与戊戌维新,戊戌政变发生后,不降反升.庚子事变中,借助行在在陕的机遇,建立丰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与湘系集团的交际,与岑春煊的交恶影响了其后的政治走向.端方的权势与人际网络的形成,折射了时代变迁与晚清政局的赓衍.
当下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治理兼具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价值旨归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具有以共治求共建、以共治求共享、以共治求善治的目标追求.在现实诉求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现实治理困境迫切呼唤社会共治.但是,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目前还存在着公众参与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科学技术支撑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治理的能力有待提升以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社会共治的协同保障机制缺乏等现实困境.因此,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需要从巩固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激发公众的主体性意识、加强媒体的监督性效能、提升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性作用和推进制度的系统性支持等方面入手,推动有机互动、联防联控的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尽快形成.
现代产业链建设是维系国家安全以及应对大变局下国际技术经济竞争的必然选择.在美欧对我国集成电路发展限制加剧的背景下,优化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形成更加有效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对于增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至关重要.为充分了解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现状,并提出优化对策,首先需要结合集成电路产业链的特点,梳理集成电路产业链在全球发展布局的态势,对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的特征规律进行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发展的态势以及产业链布局面临的挑战.在现有状态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不断完善、在局部形成了较强的能力、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应用场景,但是总体发展水平与美欧日韩等世界最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在关键领域和环节存在突出的"卡脖子"问题.因此,需从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建立产业协同机制、提升细分领域能力、塑造产业链生态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优化的对策建议.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键是提升其理论水平.理论水平的提升须遵循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依据这一原则,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存在由浅到深三个层次.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当前的体系构建尚停留在第一层次的理论构建上,与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体系相比,其"理论抽象"相对不足,体系框架的理论化水平不够高.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逻辑路线,可以从体系构建原则、哲学批判、历史检验三个方面入手,参考体系构建的"范畴论"和"红线论"等技术思路进行"体系再造"与"学科分类",推进实践应用、学科交流和教学推广.具体而言,就是遵循"多来源、两步走、三层次、研究叙述相统一"的体系构建路径,坚持理论来源的多维研究视角、分"两步走"的总体研究路径和"三层次构建"的具体研究路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法典》自愿紧急救助规则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制支撑.由于但书规定缺乏,该规则一直饱受争议.裁判实践表明,自愿是主要争议焦点;救助行为的过错审查标准不一,性质界定不明;紧急条件未充分发挥其规范作用.规则适用问题集中在重大过失归责上.相较于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回归文义解释仍应为首要选择.引入阶层视角,可厘清规则的责任阻却属性,重塑各项条件的关系.规范解释命题包括,自愿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损害,依无因管理等规则,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在紧急条件下,自愿救助人造成受助人损害,即便有重大过失,也不承担责任.当然,紧急条件应深化解释为,自愿救助在客观上时机紧迫与别无选择.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数字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含了"数字中国"概念的学理性问题,也包含了"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因此,探讨如下问题对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数字中国"这一概念展开分析,研究"数字中国"的概念源流,并以此作为"数字中国"概念的分析背景;其次,研究"数字中国"的范畴演变,重点分析"数字中国"概念的内涵以及外延;再次,研究"数字中国"的框架逻辑,以此解释如何建设"数字中国";最后,研究"数字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讨论,不仅可以对"数字中国"产生更为科学理性的认知,也有助于把握"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性问题.
由于资本在市场中常常表现出残酷性和不道德性,似乎资本与道德的矛盾不可调和,市场经济不可能是道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许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有道德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便是证明.要形成一种道德的市场经济,市场主体要遵守"以不伤害为前提,同时兼顾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道德原则,不仅在交易中要公平互利,而且还要有利于或者至少不伤害利益相关者.由于企业是人格的化身,人具有理性和自律能力以及道德意识,且群体的道德意识具有传染性,因此,市场经济主体能够遵守道德原则.此外,社会舆论、宣传教育、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是市场主体遵守道德原则的外部保障.
道德个体功能与道德社会功能相对,是指道德对个体所产生的作用或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发展阶段,道德个体功能的性质和发挥的程度亦有所不同.随着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道德个体功能在日益凸显的同时,也因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助力的目标、内容、方式的不同,而内含导向功能、咨商功能、享用功能.导向功能表现为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引导和指向,咨商功能表现为对个体道德困惑的开悟和化解,享用功能表现为对个体道德境界的指引和提升.三种功能虽各有相对独立的场域,但亦相互交错、并行不悖,共同构成道德个体的整体功能,助力新时代个体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个人信息侵权规则体系对于发挥私法在个人信息利益保护中的作用、确保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可识别规则"将可能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均纳入规制范围,体现了公法对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关注,与公法全面保障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功能相匹配.但私法对"可识别规则"的借鉴则造成了保护的信息范围过广,与私法关注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的定位不符.故而需要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限缩,在具体侵权样态中进行具体化判定.个人信息侵害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不明确,差额说在适用上存在一定的障碍,而风险损害说则面临风险不确定与风险多样等问题,亦难被采纳.较为妥适的办法是采取规范损害说,将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认定为法律保护的利益状态之变化以及给个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两方面.而在归责原则方面,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采用自动化处理技术的场合,对于普通公民之间的个人信息侵权则应回归一般过错原则.
悲剧性困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难题,行为者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达成正确而道德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诉诸理性一致性"的观点,都没能回应悲剧性困境中行为者的选择难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助康德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改造,认为行为者的意志的合法性足以使其在悲剧性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失败的.悲剧性困境揭示的是"选择的贫困",它掩饰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对行为者选择的限制,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者的意志自由,从而以道德的名义将悲剧结局归咎于偶然的厄运和行为者的糟糕选择.马克思为超越悲剧性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通过改变限制选择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尊重行为者选择的意志自由,更捍卫着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即自由的选择空间.
《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明）商辂等撰，明成化十二年（1476）内府刻本。框高27.5厘米，广17.8厘米。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双对花鱼尾。钤印：广运之宝、表章经史之宝、云庐子孔继涑信夫氏印章、玉虹楼。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三元及第，仕明英宗、代宗、宪宗三朝，官至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是书奉敕而撰，成于明成化十二年，接续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仍以“纲目”为体，时年为序。
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触发了诉讼过程中的 自然人信息保护问题.诉讼法中的秘密保护本围绕隐私权而建构,在保护范围、保护方式、保护规则上恐怕难以适应数据化时代的需求.个人信息保护导入诉讼程序,首先应排除依附型导入这一选项,在明确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保护差异的基础上,确定诉讼中独立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的必要性.其次,个人信息导入诉讼的路径,理论上既有强调司法机关职责的国家义务模式,也有强调信息主体权的个人赋权模式,而前者更为契合个人信息保护的宗旨.最后,诉讼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设计是一个依赖场景化分析的问题,在在线庭审、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网上公开这三种导入场景中,旧有的秘密保护规定都有进一步调整完善的必要.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增强企业链的稳定性、催生空间链的网络化、引领价值链的分工转型等方式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当前,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链融合呈现以下特征:数字化产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为产业链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短缺等因素对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形成制约.鉴于此,应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推动数据新要素流动,促进数字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增强数字人才支撑,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的乘数效应,更好推动产业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论断,完美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需要—何以可能—如何契合"的解释学递进范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衔接,集中体现为二者在民生观、自然观、世界观、道德观、实践观等方面具有深度共通性.立足民生观探赜,人民至上思想与中华传统民为邦本文化的内在伦理主旨相契合;依据自然观辨析,和谐共生思想与中华传统天人合一文化具有伦理传承性;基于世界观审思,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华传统协和万邦文化的伦理延展;根植道德观考量,向善向上思想是对中华传统修身正己文化的伦理阐扬;着眼实践观洞悉,躬身力行思想是对中华传统经世致用文化的伦理拓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编纂的《唐六典》,有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文献价值.比照《周礼》,题名御撰,奠定了其制度建设纲领性文献的经典定位.融汇古今,事归于职,呈现出区别于各种官制文献和类书的独特制度描述方式.《唐六典》的编纂服从于开元时期特定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帝制时代后半段制度构建的核心概念与制度书写的经典范式,对后代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企业刑事合规整改以预防企业犯罪和优化营商环境为正当性基础,这是该制度具有刑事激励功能的前提.针对性整改说与体系化整改说并非绝对对立,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模式应融合这两个学说,以针对性整改为切入点,以体系性整改为目标,双维推进合规整改工作.对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方案的评估应采纳检察机关与企业的双重视角,不能忽视双方主体的利益.企业刑事合规整改的有效性标准是评估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是否合格的依据,有效性的形式特征体现为适用对象的差异化,有效性的实质内核是预防企业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