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时间偏好不一致性的理论框架,构建了银企合作的关系贷款模型,模型中银行的最优停贷决策被视为一项实物期权.数值结果表明,时间偏好不一致性会导致代理人选择更低的违约门槛,但借款人的融资成本会更高.在项目估值方面,相比时间偏好一致情形,具有时间偏好不一致特征的银行和企业项目价值都大幅减少.此外,幼稚型和成熟型代理人对比结果显示,幼稚型代理人的错误信念能够抑制由于时间偏好不一致而导致的违约风险上升,并且能够降低最优关系租金,从而减轻具有财务约束的企业的融资成本.构建的贷款模型不仅丰富了银企关系型借贷的相关理论研究,而且指出在代理人具有时间偏好不一致的条件下最优关系租金(融资成本)更高,这从行为金融的认知偏差角度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释.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融资约束是掣肘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知名事务所分所落户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仍有待探索.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将"四大"分所落户视作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四大"分所落户显著缓解了当地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机制检验及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大"分所落户通过改善当地营商环境和提升企业透明度两个渠道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缓解效果因企业性质和内外部治理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优、做专做精提供参考,同时也对破解企业融资困境,促进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焦点.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研究视角切入,以2009-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董事长非正式层级和市场化水平能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3)通过区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不同类型,发现相较于媒体声望差异,社会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基于政治资本差异形成的非正式层级对金融化不存在显著影响;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仅对短期金融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4)从影响后果来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导致的金融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缓解了融资约束.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微观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对企业优化董事会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均具有启示作用,也为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渐进推进的碳市场试点作为外生事件,使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探讨碳市场对高碳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碳市场的建立会对审计定价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从审计定价的视角支持了波特假说;政策动态效应表明在排除政策预期效应后,碳市场当期就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且呈强化趋势.机制检验发现碳市场通过信号效应渠道和绿色转型渠道影响审计定价,市场化水平和地区环保意识可以进一步加强碳市场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还排除了审计意见购买假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市场覆盖的不同行业和不同的碳市场试点区域存在差异性和非对称性影响.
作为互联网信息技术下的代表性产物,社交媒体的涌现对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审计师选择视角,研究公司微博信息披露如何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进而作用于管理层的决策行为.研究发现,微博信息披露越多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并且微博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外部关注压力(分析师、媒体)和内部监督压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两种渠道促使管理层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投资者信息需求更高、内部控制水平更高、市场竞争更激烈的公司而言,微博信息披露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和监管方更好地理解社交媒体信息的作用机制,对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基于2010-2017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通过推动环境制度建设、强化环境监管能力和增加环境治理投入等路径,显著提升环境治理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财政状况较好、资源承载力较弱以及未实施中央环保督察的地区对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表明中国的企业应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探寻高质量开放之路.利用改进的城市层面市场潜力指标反映国内市场优势,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了国内大市场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扩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际市场则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抑制作用.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大市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增加企业可获得的中间品种类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考虑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交互效应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能够协同推动企业出口质量升级.研究结论对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于构建"以数治税"新格局、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实施的金税三期工程为契机,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数据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2)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降低企业寻租行为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三个影响机制促使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3)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大数据税收征管的共同作用能够更为有效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而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提高作用在审计质量较低、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两职合一的企业更显著.研究对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和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税务机关应注重发挥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有抑制作用,CFO财务执行力在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包容性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CEO财务背景丰富度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成长期企业中更加显著,但不存在企业规模异质性;CFO财务执行力对中位数以下规模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包容性对中位数以下规模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负向调节效应更加显著.
基于决策权配置理论,以2007-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为样本,考察母子公司人员管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揭示代理成本和知识转移成本的中介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母子公司人员管控会引致双重成本发生动态变化,随着人员管控力度的增强,集团整体创新水平得到提升,但在拐点之后这一水平逐渐降低,母子公司人员管控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机制探讨结果表明,母子公司人员管控的加强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却提高了母子公司间的知识转移成本.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子公司规模较大、内部信息环境较好以及国有企业集团会削弱人员管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母子公司理性确立权力配置、优化人员管控,进而提升集团技术创新水平提供了借鉴.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企业信用评级不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利用不同股权的融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股权参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提升民营企业信用评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管理层代理成本、国有股权制衡度、行业竞争程度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信用评级的提升作用更有效.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承载着巨大制度红利,有助于实现民营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对国有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1+1＞2"效应,对混改政策实施效应和民营企业是否引入国有股权有重要决策参考意义.
通过重点考察复杂供应链网络风险识别下的审计质量,研究发现全球断供冲击下我国下游企业供应链运营的中断风险显著提升了审计质量.作用机制表明,全球断供冲击会影响审计师执业风险,进而提高下游企业的审计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效应在事务所信息化水平高、企业供应商集中度低、审计师具备行业专长及大规模事务所的样本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在全球断供冲击下高质量审计供给有助于降低企业股价同步性,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供应链网络风险与审计质量的相关研究,也为识别复杂供应链网络风险传播机理、增强供应链竞争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存贷双高"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从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角度出发,研究其如何看待企业的"存贷双高"现象.研究发现,"存贷双高"型企业因更高的审计风险增加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结果主要体现在未来偿还资金难度较大和关联方交易较多的企业中.缓解机制结果显示,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研究结论对审计师理解企业"存贷双高"现象并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以警示投资者具有参考价值.
审计独立是国家审计发挥预防、揭示、抵御等"免疫系统"功能的必要条件,国家审计是推动地方财政信息公开,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构建一个审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审计独立对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审计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准自然实验"和2013-2020年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审计独立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透明度;对于市场化程度高、自然资源依赖程度低和财政自主度高的城市,审计独立对财政透明度的改善效应更显著;审计独立推动地方财政信息公开主要通过威慑效应体现.进一步分析还表明,审计独立在提升财政透明度方面还存在地区间横向收敛效应和审计监督与社会监督协同效应.研究为我国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审计独立性提供证据支撑,为推动地方财政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改革着力点.
国家审计的经济秩序治理功能在助力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以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联合检验方法,研究了国家审计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审计综合效能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发挥了双重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家审计通过助力形成新发展格局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过程中,应当格外注意政府债务风险和区域数字化建设差异的影响.
基于将所有金融科技活动全面纳入金融监管中来的思路,以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为切入点,分析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监管框架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内在机理,为"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中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更具统一性和标准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则在盈利端发挥更强的促进作用,但其中杠杆率存在门槛效应;"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提高盈利方面的作用,与降低风险方面的作用相比相形见绌.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金融科技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认知,稳步实现将金融科技活动纳入监管、有效统筹好"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职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互补性,并在金融监管与金融科技创新博弈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根据商业银行创新行为适时灵活调整杠杆率,充分发挥杠杆监管的作用,为监管提质增效.
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增加了区域内企业的现金持有,且数字金融分指标中除了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外,二级指标中的数字支付和互联网信贷业务均会显著增加企业现金持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经营活动现金流、抑制企业杠杆率和降低债务融资等机制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此外,对于规模较小、民营和弱银企关系的企业而言,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也拓展了现金持有理论的分析框架.
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U型关系,整体上营商环境改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区域异质性方面研究看,东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U型关系;从营商环境分类指标看,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国际环境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与整体一致,法治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就业结构与创业能够负向调节营商环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延缓U型曲线拐点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