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建设将对经济体系的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通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实验,在探析政策对城市就业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事件研究法等评估该政策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就业水平,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政策推行使城市就业水平平均提升3.55%,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时间安慰剂、异常值敏感、剔除直辖市、倾向得分匹配以及政策排他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作用于城市就业水平,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的促就业效应大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效应.同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不同地理区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间存在差异性."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以推动就业人口由低技术技能向高技术技能、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流动,促进城市就业结构高级化转型.该结论明确了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在建设"网络强国"中稳定居民就业提供有益启示.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就业过程中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与提升城市就业活跃度的功能,积极推进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互联网普及进程,进一步释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赋能效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机会公平,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本文基于环境-努力二元因素分析框架,以机会不平等为分析工具,将"不合理的不平等"从"过高的不平等"中抽离出来,利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系统全面地分析县区层面机会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成因分解及其对个体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事前参数法测度得出县区机会不平等在测度期内从30.43%小幅上升至31.49%,使用Shapley值分解法得出居住地环境和父辈教育环境对于机会不平等生成的贡献度较高.使用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表征个体就业"有没有"和"好不好",回归分析得出机会不平等的增加显著降低了个体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该负面效应在女性或城镇劳动力群体中更为明显.稳健性采用改变机会不平等测度和改变样本选择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机会不平等通过限制劳动力地区间流动、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强化职场用工性别歧视,进而对个体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对于公平的关注点应从事后结果公平转向事前机会公平,政策设计与实施应重视机会不平等加剧问题,政策重点放在降低甚至消除机会不平等.通过规范劳动力市场中企业、政府和市场的行为,减少不合理的制度性阻碍,促进就业市场机会公平,推动就业数量的合理增长和就业质量的有效提升.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扮演角色时,在某方面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我国已婚人群数量庞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为已婚人群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已婚人群受教育水平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特征已婚人群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一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已婚人群工作家庭矛盾的效应和途径具有性别差异,二是与青年已婚人群相比,中年已婚人群所接受的教育的沉淀效应更为显著,三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农村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的效果明显高于城市已婚人群;在传导机制上,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获得、减少工作损失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而家庭融洽则在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为改善我国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应大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缩小地域和城乡教育差距;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缓解家庭压力,建立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养育成本,打造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减轻赡养负担,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由于健康预期寿命增长滞后于预期寿命增长,中国老年失能问题严重,特别是女性老人的失能比例更高.但现有研究对老年失能性别差异的社会机制认识不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外流使越来越多的老年夫妻与子女分开生活.以往对失能老人的研究集中在个体或者代际层面,少有以老年夫妻为主体的研究,忽视了老年夫妻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失能性别分化.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和2018年数据分析老人失能情况对其配偶存在的溢出效应以及该效应在机制和结果上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丈夫失能会显著提高女性老人的失能风险,而男性老人的失能风险却未显著受到妻子失能的影响.受照料的性别文化影响,尽管女性老人失能比例更高,但其在失能配偶照料上投入的时间要比男性老人长.此外,丈夫失能会对老年夫妻家庭经济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妻子失能则没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性别要素贯穿老年失能分化过程中,并通过照料和收入两种社会机制导致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易受到配偶失能的影响.因此,失能老人相关的家庭安排和政策设计有必要考虑老年夫妻间的依存关系,特别要关注老年女性可能因老伴失能而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困境.建议以长期护理保险和家庭照料补贴等政策缓解女性老人因配偶失能而遭受的溢出风险.
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照料需求巨大,提供照料的人数不足将持续制约老年照料行业发展.中老年女性是从事老年照料的主力,当前她们退休年龄和劳动参与率低,制约了劳动力供给.人口预测显示未来二三十年中老年女性数量处于历史高位,教育和健康水平提升,隔代抚育等家庭职责减轻,劳动力资源利用潜力大.本文参考澳大利亚和日本中老年女性在直接照料劳动力中的比例,结合我国人口和照料需求预测,预计中国2020-2050年对中老年女性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9.9%.2050年中国对45-64岁女性直接照料工作人员的需求将达到896万人至1 077万人.2040年前后中老年女性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老年照料行业对中老年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占相应年龄段女性人口的比例将在2040年之后快速增长,预计2050年达到6%左右.我国老年照料行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匹配面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劳动力属地化不足、社会保障水平低、家庭照料选择和照料服务业发展不足等问题,解决供求缺口需要打破家庭界线,依靠养老的社会大循环协调应对.建议完善退休制度、提高社保覆盖水平和灵活性、鼓励劳动力属地化和兼职化,推动中老年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和老年照料行业发展.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居民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各类数字技能的掌握为居民带来巨大效用,对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聚焦各类数字技能对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技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通过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其中数字工作、数字社交和数字娱乐技能的掌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差距,具体表现为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福利差距;在个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居民掌握的各类数字技能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效应""收入增长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三种途径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普及质量,让数字技术的普及真正惠及民众;政府应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使民众跟上数字技术发展步伐,并正确引导民众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能,让民众充分发挥数字技能所带来的积极效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复杂,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推动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4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 就业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对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推动第一产业就业先减后增、第二产业就业先增后减,进而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的规模和范围持续不断扩大,在全国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依然保持了每年新增超过1 000万人的快速增长.人口迁移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基于第五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系统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主导特征是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城市群.但是近10年来,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市区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使流动人口分布呈现出从东部逐步向中西部分散、从超大和特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的趋势.近年来北方流动人口增长快于南方.省际流动人口规模占比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降,省内县际流动逐渐成为主导模式.人口流动由受经济因素单一驱动向受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驱动转变,公共服务机会和环境宜居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突出,为未来推动市民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市民化政策需要解决落户"供给方"(城市)和落户"需求方"(流动人口)的空间错配问题.应从精准识别流动人口的群体和空间差异入手,制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和政策工具.
"流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适应理论、压力过程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语言经济学视角形成的综合分析框架开展对于流动人口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所带来的健康效度的探讨,是对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民族交融与互嵌研究的有效学术延展.本文立足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系列计量模型和因果修正方法,验证了"少汉婚姻"对于流动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同时刻画了前述影响的具体路径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视域下"少汉婚姻"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结果带来积极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得分匹配等因果推断方法修正后,前述积极效应仍显著存在.在具体的影响路径中,收入回报、工作机会、社会参与、社会融入与流入地社会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还发现显著的健康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受访者为农业户口、配偶为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年龄小于配偶年龄"和"受访者教育水平与其配偶受教育水平不一致"婚配模式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当中.本文在理论与实证视野下,对于"流动"与"少数民族"双重符号在身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进行研究,为在健康层面涵盖不同类型"亚人口"的"健康中国2030"愿景的实现提供证据.
1983年联合国人口司出版了《人口学间接估计方法》(简称《手册十》),我国随之开启了对西方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的引入,我国的人口科学研究由此步入研究规范和快速发展的轨道.数十年来,无论我国还是全球的人口要素、人口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人口数据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等宏观战略规划的重要依据,人口问题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基础和关键因素,人口科学研究在当今时代凸显出其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如何推动人口迁移与产业集聚协同发展是我国在人口发展深度转型阶段亟待突破的问题.当前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集聚地吸引人口迁入的比例逐年上升,成为牵动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探究服务业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十分重要.研究基于2011-2017年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服务业集聚出发,兼顾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将服务业中新零售这一新业态纳入考量范围,设计新零售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三者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对人口净流入的规模的异质性作进一步讨论.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人口迁入有促进作用并随人口净迁入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变为显著;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却对人口迁移具有抑制作用,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二者未能形成良性共振;劳动力迁移则与新零售发展水平大体呈负相关关系,因人口净迁入规模有所差异,人口迁出地新零售业的适当发展有利于吸引人口回流,人口迁入地新零售业的发展并不利于人口迁入甚至会阻碍人口迁入.研究认为推动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抢抓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带来的新机会,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妥善安排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因地制宜制定人口流动政策格外关键.
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替代性的关系.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有不少家庭会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会造成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稀释并扩大教育的不平等,扩大儿童未来教育获得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研究发现:更多的兄弟姐妹数量会减少儿童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这种教育资源稀释效应对女孩影响更大,对非农户籍人群、较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教育期望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中介机制,更多的兄弟姐妹降低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投资有所减少.进一步研究表明兄弟姐妹数量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升学机会具有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部分是由教育投资的稀释效应导致的.在教育储蓄、父母对儿童教育发展的未来打算与对子女教育的关注等不同方面,家庭中子女数量更多都表现出不利的作用.此外,兄弟姐妹数量对儿童教育投资的稀释作用在儿童早期和学龄前就开始显现,这对儿童长期性的发展成长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为了避免家庭生育变化对儿童教育发展的不利影响,需要在调整生育政策的同时完善教育政策,重视儿童的教育发展.积极探索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的应对策略.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已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任务.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教育发挥着基础性、持久性、引领性的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评定.然而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流动人口来说,教育对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比较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将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表现为收入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就业稳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参保率提高;在流动人口内部,教育对男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作用大于女性;而对减少女性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提升获得社会保障可能性的影响更大.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国情,建议重视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财政投入,加大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宣传力度,增加对落后地区女性的教育投资,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
我国将步入中度人口老龄化社会,推进老年健康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基础,跨越老年数字鸿沟是实现积极老龄化重要途径.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应用程序深刻影响老年生活质量,在老龄化和数字化交叠的背景下,研究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20年微观数据,利用OLS模型、倾向值匹配(PSM)、Sobel's z-test中介效应检验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使用不同互联网应用程序对上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使用微信、短视频、影音和游戏类应用程序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倾向值匹配结果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互联网使用频次的升高,老年人使用微信、短视频、影音和游戏类应用程序对其心理健康的边际效应递减;老年人四类应用程序使用数量会显著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扩展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程序的使用面可以显著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会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水平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应用程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受教育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建议树立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新观念,助力老年人跨越网络使用鸿沟,扩展老年人互联网应用程序使用面,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建就业信息及资源共享平台,进一步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