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ug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on-capital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important for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hey are still in great need of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on-capital ci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such as unbalanced overall regional layout, scattered layout inside the province,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However, they are also facing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the "exclusion" of capital cities, the "absorption" of non-capital cities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se conditi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non-capital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uld build sustainable teacher development channels, establish "two-grou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a cross-region coordination platform.
教学评价以教学目标为依据在一定的社会时空结构中运行,任何教学评价活动都具有时间性.从时间正义角度审视教学评价,能够为反思教学评价改革打开一个新的研究向度,促进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在教学实践中,教学评价偏离时间正义的表征包括:社会加速逻辑主导教学评价,教学发展的时间需求被挤压,效率成为主导教学评价的主旋律从而引发了无序的教学竞争;数据化评价导致教学过程的趋同化、碎片化与断裂化,漠视对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深切关照,本应灵动多彩的教学生活日趋萎缩、机械与干涩;急功近利的教学评价忽视教学过程,扰乱了符合人的成长规律与节奏的教学时间生态,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实现教学评价的时间正义,教学评价要关照人的自由,使教学生活慢下来,给予学生更多的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时空和机会,生成教学智慧;要尊重教学发展的时间权利,运用引导、理解、等待和对话实现多样性的、生成性的和丰富多彩的教学生活;要强化和创新过程性评价,开展学生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和德智体美劳各要素横向评价,从而回归教学过程的时间生态.
相较于中小学教材,高等学校各学科教材的建设自主性较大,我国对高校教材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高校教材质量有待提高.高校教材是国家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高等教育知识选择的理念和逻辑生成的集中体现.高校教材建设涉及政府、高校、教师、学生、出版社等多个主体,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系统工程.高校教材建设研究应以发生学为基本理念,凸显立德树人的重要意涵;以角色论为破题思路,着力构建多维协同的建设机制;以实践论为主要范式,重视调查研究,以保障高校教材建设质量.
在长期的师范教育工作实践中,刘佛年先生逐步探索出"知识·能力·创造"型的教师培养目标:知识素养包括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力素养包括育智、育德和育美能力等,创造素养包括创造性教学能力和教育研究能力等.刘佛年认为,为了实现这种培养目标,需要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等全方位推进师范教育改革,从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教育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四个方面完善培养方案的课程结构,从提升学科的整体实力以及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等方面为师范生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条件.刘佛年提出的加强通识教育、培养师范生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师范生的创造性教学能力等思想,对当前师范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全面发展是教育学最基本的规律,是不可回避的教育基本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刘佛年结合全面发展教育的实践问题提出了八对矛盾关系.这八对矛盾关系主要来自全面发展教育的五个方面:第一,在前提条件上存在着社会需要与学生实际的矛盾关系;第二,在培养目标上存在着全面发展与培养专长的矛盾关系;第三,在各育关系上存在着独立性与联系性的矛盾关系;第四,在各育内涵理解上存在着学与思、知与行、一个真理与百家争鸣、集体与个人的矛盾关系;第五,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常常以冲突的形式出现在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应该看到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并努力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刘佛年关于全面发展教育中八对矛盾关系的阐释,对于新时代实施全面发展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社会资本分布失衡是指个体或群体在进行相应的社会活动中,社会资本存量与摄取在社会网络、社团网络、摄取路径上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对1 248名中小学教师社会资本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小学教师群体整体偏弱势,乡村学校和普通薄弱学校教师更明显;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三无"教师(无正式编制、无行政职务、无学术职务)和"三低"教师(低学历、低职称、低学科地位)参加的社会团体更少,网络密度不强,业缘缺乏,摄取路径不畅通,获得的教研绩效不高,但在社会资本作用下弱势和优势可以相互转化,且社会资本只有在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时才会对教研绩效产生影响.在新时代教研工作要求下,应通过研训一体化培训课程设置,扩大弱势教师群体社会资本数量和规模,改善社会资本结构,拓展社会资本路径,提升社会资本位置等策略,促进社会资本对弱势教师群体教研绩效的正向影响.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世界发展新问题提出新方案、新理论,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践行这一目标的具体举措.在体现人类共有利益诉求和共同价值观念的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达成理性共识并付诸实践的基础.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新时代就如何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是中国儒家天下情怀的现代实践,而共同价值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文化治理显现出国家、社会、公民三种话语力量的动态博弈过程.但随着当代中国文化治理格局中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对文化治理的主体追问使大学人文教育应需而入场.大学人文教育作为培育时代新人的关键场域与青年话语汇集之地,应以人文渗透的育人过程、人文产出的形式与数字人文的实践情境助推文化行动,提升话语力量,促进文化治理中共同体"有为"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极大地推进了教育现代化进程.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类北大核心期刊刊发文献为基础,利用Cite Space软件分析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产教融合、"双一流"建设和大学治理六个研究热点,并依次对其进行综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主要聚焦劳动教育、高校育人、课程思政,对高校思政教育进行深入探讨;主要聚焦专业学位教育、博士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深入研究;主要聚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和教学实践创新,对教学改革进行深入探索;主要聚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新工科建设,对产教融合进行深入分析;主要聚焦"双一流"建设,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演变进行持续关注;主要聚焦大学内部治理、学术治理,对高校治理进行系统研究.
高校师范生使命感培养是高校师范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增强高校师范生对教师职业内在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一般而言,高校师范生肩负着当下学生使命感与未来教师使命感的双重角色责任,师范生使命感的有效培养有助于引导师范生正确认识当下职业选择与未来自我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正确的教师职业理想信念,并促进个体顺利实现角色身份转变.本文立足知、情、意、行四个维度,分别从价值认知与知识习得、情感反应与师生关系、意志韧性与挫折体验、教育实践与行为反思等方面,提出高校师范生使命感培养的四种路径:拓宽认识的广度,增加情感的厚度,锤炼意志的韧度,提高行动的力度.通过加深师范生对教师角色使命感的正确认识,使其养成深厚的教育情怀,树立坚守教育事业的信念,积极探究有效的教育实践方式,最终实现对高校师范生教师使命感的有效培养.
刘佛年教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学家.作为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与实践者,他呼吁高校自主权,提出"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高师办学思想,首创教育科学学院与教育研究班.他认识到建设高等教育学科对于指导高等教育实践的重要性,率先在华东师大建设高等教育学科,并与潘懋元共同筹建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培养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刘佛年还为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认为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科基于内生逻辑的建设过程使其区别于综合大学,师范传统融于高等教育学科也使其独具特色,并与综合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科共同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特色与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当坚持师范大学传统,共同发展高等教育学科.
乡村教育振兴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意蕴体现为:其根本在于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实现乡村教育现代化,基础在于协调乡村两个文明建设,动力在于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互促共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教育振兴的现实困境表现为:乡村教育发展现实样态难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学校日渐萎缩难以支撑乡村教育现代化,乡土文化日渐式微难以协调乡村两个文明建设,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尚未形成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面对乡村教育振兴的多重现实困境,应从提升乡村教育服务能力、建设乡村新优质学校、重塑乡村教育文化自信和赋新生态教育价值入手,全面振兴乡村教育,从而以乡村教育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支撑乡村教育现代化,推动乡村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互促共进.
智能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是转向人工智能教育,推进教育智能化,其突破口是教育智能技术创新.随着以AIGC为代表的生成式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的突破,以及Chat-GPT教育应用的风靡,人工智能教育的领域与学科迎来大发展机遇.双向赋能形成了教育人工智能和智能化教育双领域.人工智能教育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双向赋能,逻辑终点是教育的高绩效和培养智能素养.本文分析了AIGC教育应用的 9 大技术场景与 4 大角色任务,并基于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双向赋能理念,论述了人工智能教育的领域、学科与专业创新框架,提出了学科研究范式体系以及专业创新的源动力、任务与策略.
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是构建新闻传播人才德育新模式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新闻传播专业的育人理念相一致,有助于强化新闻传播教育价值导向,厚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化新闻学子的党性意识.红色文化融入新闻传播课程思政的路径有:历史传统与时代要求相统一,党报理论与专业知识相融合,教师主导与学生参与相结合,地方资源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全面抗战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认真领会中央教育方针与"冬学"经验,通过试点把中央精神和浙东实际结合起来;通过党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社会动员开展"冬学运动",制订了详实的顶层方案,并采取模范典型引领,充分运用动员方法和技巧;在"冬学运动"中团结改造基层知识分子,使之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内生力量.因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冬学运动"取得了良好成效,为浙东抗战胜利和人民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
"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义务教育课程的生态化,即在课程实施中,立足于坚持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相结合三大原则.针对义务教育阶段课程生态失衡现状,我国有必要推进课程生态化,即课程目标从素养要素割裂化转向综合化,课程内容从理论化转向理论与生活相结合,课程实施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主体,课程评价从关注学业成绩的单一化转向形式与内容的多元化,使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实现真正的"减量增质".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但却是教育学必须重视的根本性问题.刘佛年既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教育理论家,也是一位锐意改革的实践者,更是一位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融会贯通的开拓者.他认为,应当追求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学术化和科学化,应当开展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和面向整体的教育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他强调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关系和教育领导部门与教育科研机构的关系,强调教学工作中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主张大学要办成教学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他还鼓励中小学教师开展一些教学研究,探索实验研究,撰写教学反思.这些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幼小衔接政策对实现幼小平稳过渡,提升教育生态平衡有重要导向作用.对幼小衔接政策进行价值分析发现,幼小衔接政策的目标及价值偏好体现了政策的价值追求:合法性在微观上体现了幼儿受教育权的保障,宏观上体现了教育公平的原则;有效性在于满足幼小双向衔接的政策需求.但幼小衔接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层面,需要在行为层面深入推进.为了更好落实幼小衔接政策,需要多元主体参与,明确各方权责;强化教师培训质量,加强幼小双方沟通;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近思录》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为结构基础,内容围绕"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展开,对《大学》所蕴含的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扩展,体现出宋代理学教育的理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人性论构成宋代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基石."仁""义""诚"等道德概念贯穿《近思录》全书,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教育语汇;与此同时,《近思录》对齐家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治国平天下之道等问题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体现出"大教育"的视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并深刻改变了此后的中国教育话语体系.
After World War Ⅱ, as academic research activities flourished,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From World War Ⅱ to the Cold War, funding for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indirectly stimulated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hose universities. They not only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fense research, but aimed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into commercial and civilian usages, mak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 patents and others gradually possible. In the 1970s, out of concern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S. econom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troduced policie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research universitie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which brought the wave of commercialization for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t has become the mission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commercialization, we should be wary of the crisis of profit-seeking. Look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economic 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