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旨在促进公平收入的重要政策工具,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文章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企业是否会利用杠杆操纵达到提升自身资金获取能力的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会显著加剧企业杠杆操纵行为,其作用机制在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带来的经营杠杆提升引发了企业债务融资能力受限问题.在劳动力依赖程度高、劳动力质量低、面临的融资约束强、融资结构更依赖银行融资以及成本转嫁能力弱的企业中这种加剧作用更明显;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引发的杠杆操纵使企业在获取更多信贷资金的同时,也增大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并最终降低了企业价值;而政府减税政策能够有效缓解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加剧作用.文章对政府协调政策利弊,实现中国最低工资政策工具的优化,避免短期风险隐患的累积,并最终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近年来,经济增长的频繁大幅波动使得经济增长的点预测和趋势预测难度明显加大,这对预测经济增长走势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跳出传统的点估计和趋势估计思维,综合运用TVP-FAVAR-DMA模型、非预期条件波动率高维因子模型等高维数据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Q-VAR和在险分布模型全面预测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分布状态,从风险管理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形态变异.研究显示,外部经济不确定性、金融状况指数、核心通货膨胀对预测我国经济增长分布具有重要意义,但对经济增长分布的预测能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时变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下,三类因素均阶段性地扮演过经济增长的核心影响要素.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主要影响了贸易摩擦时期的经济增长,金融因素主导了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下行,在新冠疫情时期,通货膨胀包含了预测经济增长的有效信息,这肯定了疫情冲击的实体经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未来经济增长具备较强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为经济的有序复苏奠定了良好基础.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面向数字经济治理的重要需求,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对外部审计师决策产生溢出效应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和审计定价理论,探究了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审计收费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审计收费水平,主要通过减少审计资源投入和缓解审计风险感知对审计收费产生抑制作用,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审计师任期较短的企业中更显著,而且机器人应用对异常审计收费的治理效果强于正常审计收费.研究结论对政府完善机器人产业政策、企业推进高端化智能制造以及审计师优化定价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企业ESG表现是真心实意为了可持续发展还是助推自利行为的"漂绿"工具?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企业ESG表现越好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即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了刺激效应;动机识别检验发现,投机套利是企业"漂绿"ESG以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基于"压力—机会—借口"的治理视角研究发现,在业绩表现好、环境规制弱(即"压力"小),内部控制质量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即"机会"寡),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低、国有产权(即"借口"少)的情形下,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刺激效应会受到抑制.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ESG表现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内在逻辑,对完善企业ESG评价体系、抑制企业"漂绿"现象,从而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有所启示.
智能化转型不仅是当前制造业面临的重大变革,也是世界各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趋势,更是绿色生产的重要渠道之一.区别于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经济效应,文章旨在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行为的影响.基于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行实证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两条途径实现减排效应;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促使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水平,但对其终端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同时,工业机器人类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度、行业竞争度以及污染或能耗强度也会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减排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随着气候问题愈发严峻,气候政策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物理层面气候风险的经济影响,较少探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亦即政策层面风险的潜在效应.债券发行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资金来源,是否会受到外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了公司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面临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每上升一个标准差,其债券信用利差约上升5.20%,经过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正向效应仍保持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同时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与非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债券发行的风险溢价,而异质性分析则表明,上述效应在受冲击幅度较大、风险免疫力较差以及政策纾困力度较小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则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导致债券发行成本的上升,也不利于企业的绿色高质量转型.
科技带来资产的"数字化革命",数字资产已成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实体经济的数字资产的上市发行指日可待,这些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各国理论界、实务界抑或立法对有关数字资产概念的厘定和权威认定阙如,但国外学者对数字资产进行的分类表达,域外法律对数字资产内涵的界定以及数字资产性质的司法认定,为我国数字资产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我国《民法典》是数字资产保护的法律依据,但对其上位概念网络虚拟财产缺乏准确的定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其法律本质的认定存在较大分歧,对相关权益保护的观点也基本采取否定态度.为此,立法者可在扩张解释《民法典》的基础上,厘定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明定其作为财产权利的客体;同时制定《数字资产保护法》,在严格区分传统网络虚拟财产和数字资产的基础上,对数字资产进行分类保护,从而解决与之相关的破产、信托、担保、继承、投融资等难题.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人口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国际科技人才竞争加剧等诸多挑战,劳动力市场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外国人的入境就业管理领域应贯彻分类管理、有条件许可的"选择理念",外国人在华就业的劳动保护领域应贯彻与本国劳动者平等的"统合理念".目前我国调整外国人在华就业关系的法律规范存在一些弊端性问题,如外国高端人才引进程序缺乏开放性和便捷性、一般人才工作许可制度偏离市场需求、非法雇用外国人的制裁宽严失衡、合法就业的劳动法律适用不明确、非法就业人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应以"选择理念"为指引完善出入境管理法律规制,对外国高端人才放开以独立申请为核心的工作许可,对外国一般人才实施以劳动力市场测试为前置的工作许可,并制定宽严适当的非法雇用外国人的法律责任;应以"统合理念"为指引完善外国人就业的劳动法律规制,对在华合法就业的外国人给予实质平等的劳动保护,对非法就业的外国人已经提供的劳动给予基准的劳动保护.
新业态从业人员属于城镇就业人口,去雇主化的工作特征使其缺失固定劳动关系,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建构在固定劳动关系基础上,导致大部分新业态从业人员游离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之外.为完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扩面目标,推动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成为关键路径之一.文章基于基金可持续和养老金替代率的视角,通过精算模型探究何种缴费指数和缴费年限是最优参保选择:第一,如果新业态从业人员按最低缴费指数0.6、缴费满15年,基金于2031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第二,如果缴费指数仍为0.6,在缴费年限为20年和25年的情况下,基金均于2032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当缴费至退休年龄,基金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推迟至2034年,养老金替代率随缴费年限的提高而提高;第三,如果缴费至退休年龄,缴费指数由0.7提高至3,基金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推迟至2035-2045年,但养老金替代率随缴费指数的提高而降低.可见,基金可持续性和养老金替代率与缴费年限正相关,缴费年限越长越好,缴费至退休年龄为最优选择;基金可持续性与缴费指数正相关,但养老金替代率与缴费指数负相关,为使养老金替代率处于60%-70%的适度区间,缴费指数的最优选择为2,此时基金可持续性同样很强,考虑到新业态从业人员收入水平和缴费能力偏低的现实情况,缴费指数的次优选择为1.
企业积极捐赠不仅能有效发挥第三次分配重要作用,还能对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以2008年至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捐赠对其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企业捐赠与企业盈余持续性显著正相关,即当企业参与捐赠并且捐赠越多时,能增加政府补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稳定客户关系,为企业带来政治资源、资金资源、创新资源和客户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盈余持续性.(2)出于不同动机的捐赠行为虽均能为企业带来资源,但仍有所差异,与利己动机的捐赠相比,利他动机或战略动机的捐赠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获取各种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盈余持续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从资源禀赋角度看,处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企业捐赠对盈余持续性的提升效果更好;从资源依赖角度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捐赠对盈余持续性的提升效果也更好.研究结论有利于企业从资源获取视角明晰不同捐赠动机所带来的资源差异,激发企业参与社会资源与财富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维护国家安全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但近年来日益凸显的企业庞氏融资风险对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因此探寻有效的治理工具成为重要议题.投资者实地调研在揭示庞氏融资方面具备市场化、利益相关性强的优势,但其治理效果尚不明确.文章从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维度检验了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庞氏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实地调研能有效抑制企业庞氏融资,发挥"眼见为实"的治理效应.其作用机制主要在于通过改善企业信息质量和效率、增强监督完备程度发挥作用,并且治理效果因投资者调研偏好、机构投资者合谋可能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不仅为防范企业庞氏融资风险提供了有效工具,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应.
传统的税收竞争理论聚焦经济资源的争夺,将税收竞争界定为单一的逐底竞争行为,而忽视了中国情境下逐顶竞争的可能性.文章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论证了在多元绩效考核的视角下,完全对称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将促使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同时存在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两种动机,尤其是逐顶竞争会造成税负易升难降的税负粘性现象,从而影响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效性.基于269个城市2005-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非对称反应模型,并进行了税收竞争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回归结果验证了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并存,且以逐顶竞争效应为主.进一步嵌套上市公司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一省之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税收逐顶竞争会显著推高税负粘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尤为突出.可见,税收竞争是造成税负粘性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为未来加强税收征管、优化绩效考核指明了改进方向.
内幕交易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文章手工收集整理出2007-2017年期间内幕交易案件的299起内幕交易数据,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内幕信息在社会关系中传递的净后果和具体的传递机制.研究发现了社会关系传递信息的直接经验证据,并且这些信息通过内幕交易参与者的交易行为传递到资本市场中,表现为对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尤其是当公司在分析师预测准确程度更低时、内幕交易者通过亲密程度更高的社会关系获取信息时,内幕交易行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内幕交易更可能发生在对社会关系依赖程度更紧密的地区,即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相对而言,在更加亲密的社会关系中,内幕信息传递速度更快,而且信息接收者更加信任所获取的内幕信息,投资策略更加激进,表现为首次交易占其总交易量的比重更高.文章丰富了社会关系与信息传递的理论文献,同时为提高内幕交易的监管效率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当下,世界范围内普遍掀起营造良好税收营商环境的热潮,由世界银行开启的税收营商环境评估发挥了风向标与助推者的作用.在其最新发布的评估体系中,立足不同的评估维度,形成了若干具体评测点与量化标准,折射出新一轮驱动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发展趋势.但其具体评估指标与我国税制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不能采取简单的对标主义,将纳税评估具体指标直接用于衡量我国税制实践状况乃至评判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劣.目前相关研究还缺乏针对新纳税评估体系的价值梳理及其适用有限性的深入分析.鉴于此,一方面应当立足"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原则,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密切关注国际营商环境发展的新动向;另一方面,应当超越纳税评估的具体指标局限,基于我国本土税制实践的演进轨迹与发展需求,从规范载体、运行机制、价值诉求的维度,厘定税制发展方向,探索有利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中国式税制现代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企业仍然存在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如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一项重要议题.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该效应仅体现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数字化底层技术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员工积极性较差以及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较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员工参与、增强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对政府部门从宏观制度方面营造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环境提供了参考.
加强基础研究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文章利用爬虫技术,爬取了2004-2019年基础研究报纸报道的独特样本,探讨媒体关注度对区域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适度的媒体关注有利于促进地区层面基础研究产出成果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通过人才吸引、资金挤入、强化基础研究空间溢出效应三条途径实现;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的区域更需要媒体的广泛关注,但过度的媒体关注也会催生"浮躁"之风,对基础研究产出产生不利影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挥社会关注对基础研究产出的促进作用.政策启示在于,仅依靠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已无法满足创新发展的需求,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多渠道的资金投入等是提升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数据要素高效集聚对于改善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从劳动力资源配置、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三方面剖析数据要素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集聚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且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样本组.数据要素集聚通过缓解劳动资源错配、提升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对科技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要素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数据要素集聚存在向邻近地区正向溢出的现象,从而提升了周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因此,为了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应积极推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梯度式扩容,推进数据要素开放与大数据融合应用,以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集聚的红利.
针对注册制下新股发行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压价"现象,监管机构通过加强网下询价监管,以规范询价机构的报价行为.文章以2019-2022年487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询价监管新规前后承销商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报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询价监管新规后承销商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报价的影响力显著下降.横截面结果显示,当承销商声誉较低、上市公司信息环境更差时,承销商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报价的影响力在询价监管新规后下降更多.进一步研究发现,询价监管新规发布后,承销商分析师预测价格更加乐观,机构投资者报价的离散程度更大.文章拓展了分析师对机构投资者影响的文献,为进一步完善注册制下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以平台企业为主要载体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牵引力及竞争力.科学有序地促进平台互联互通,以常态化监管助力和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共识.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互联互通可能会推高数据安全风险、引发新的限制竞争风险、加剧平台力量结构失衡等风险.以上风险来源于平台互联互通推进过程中监管技术与技术监管待提升、监管规则待明晰、监管措施待精准化.常态化监管对平台互联互通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新方向,为此需要建立精准的互联互通规则体系,推动平台分类分级,厘清互联互通行为边界;健全互联互通监管体制机制,重点完善政府监管机制,辅之搭建多元化的监管格局;完善互联互通监管的配套措施,助力常态化监管下我国平台互联互通的安全发展.
近年来,中国农民工流动由单向流出转向流出和回流并存现象,即不仅仅是"孔雀东南飞",还有"凤凰还巢".文章以制造业产业转型为背景,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宏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OLS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了要素价格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要素价格变化改变了农民工的流动方向,即由向东部地区流动转变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流动,流动人口规模变小,跨地区转移劳动力减少,就地转移劳动力增加,回流趋势明显.其次,要素价格主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产生影响.东部地区高工资对农民工的引力作用减弱,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增加和幸福感提升加快了农民工回流,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对农民工回流发挥了导向作用.此外,要素价格对老一代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文章为理解农民工回流的动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