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暴力构建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以各种机制控制、支配广大非西方世界,包括建立并维护思想学术霸权.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三世界一直在此霸权笼罩之下,致使其相当部分的思想学术具有依附性,构成"外围化现代思想学术",形式上是现代的,实质上却与现实严重脱节,无助于解决本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不过,在西方内部和广大非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着反抗这种霸权、努力维护或构建思想和政治自主性的努力,包括各历史性文明的传统宗教、后发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最为重要也最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本土化产物.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当今世界诸多现象表明列宁主义的时代相关性,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理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帝国主义行为逻辑,思考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之可行道路,均要求我们回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为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剥削、压迫的人民提供了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它有四根理论支柱: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先锋队政党理论,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有力地塑造了世界的现实,找回列宁主义,才有可能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从学术角度看,列宁主义是已得到事实验证的、可信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足以作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历史向来是破解神话之利器、提炼理论之富矿.近年来,政治学界的一批中国学者倡导"历史政治学",意在推动政治学转向历史,通过研究历史尤其是悠久丰富的中国历史,发展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所研究的历史不限于古代历史.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党史对于在中国发展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都远高于古代历史.
大一统是中国的根本政治价值,对其进行研究不能局限于《春秋》公羊学的抽象义理,也不能局限于边疆问题或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局部政治实践.本文重返秦汉大一统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以历史政治学方法解读其间发生的三场重要政治论辩、对话:秦统一之初的封建、郡县之辩;李斯反对淳于越,寻求学术一统的论述;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策问一对策.分析这些追求国家一统的实践性思想文本可以确认:大一统理念以推进国家整合为中心,包含空间、政治结构、精神与社会、时间四个维度,体现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
基于敬天、敬祖信念,周人早有历史政治意识.周革殷命之后,周公获得殷商史官及其所保存之大量档案文献,历史知识得到极大扩展;面对严峻政治危机,周公运用"监"于历史之政治思考方法,详尽地考察、比较、思考夏、商两代兴盛衰亡之机理,提出诸多重大政治观念命题,进而制礼作乐.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理性至周公臻于成熟,并构成此后中国政治与历史学共享之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西方宗教发展史上也有过不自觉的绝地天通努力.故绝地天通有理由成为宗教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析概念,可据以重建世界宗教的历史叙事和分类体系,反思、批判韦伯等西方学者所构建的西方宗教、尤其是清教理性化程度最高之类的命题.
先后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季奥运会,显示了北京独特的地理优势;相隔14年,由张艺谋在同一场馆导演的两组开闭幕仪式,审美取向和精神气质却有很大不同:饱满充实之美与急迫兴奋之情,一变而为雍容淡雅之美与从容大度气质.再参考会前会中的种种事态,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格局与中国的时代精神、国民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4年前,西方利用奥运会作为筹码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中国顺服,中国人则焦虑地为自己辩解;到了这次冬奥会,西方政客、媒体无计可施,只能恶意添堵,中国人则一笑了之.
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基于对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体系中发育的研究,构建了偏于经济维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但19世纪中期以降,欧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覆盖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世界体系,却具有高度政治性.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在这个体系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也有激烈冲突;这些斗争、冲突推动该体系动态演进,到今天呈现为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权之间的体系化斗争.动态演变的体系塑造了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变迁.社会科学应当超越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以世界体系作为基本方法.
千年以来,中国接连遭遇面对北方民族、西方列强的失败,显示中国陷入思想、政治上的"千年困局".根源在于儒学虽有完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但士大夫的教、政二重身份致其易偏于教化,以教化消解、替代政治,疏于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思想补上了现代国家能力建设这一关键环节.中国思想进一步发展之道即在于儒家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的会通和发展,从而迈向以人类普遍向善、共同发展为中心的新的世界性思想体系.
"和而不同"是独特而重要的中国政治智慧,"和"作为一种政治技艺,在尊重其成员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协调、领导,包括进行必要的斗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和维护"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在道义的基础上积极有为,进行"和"的努力.
历史学早已揭明秦汉之际郡县制国家治理者由文法吏转变为士大夫的事实,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角度研究这两类政治主体的品质与行动逻辑,发现秦汉之际的文法吏是典型的韦伯式官僚,士大夫则融官僚、政治家、教化者角色于一体,是"领导性治理者",其行动逻辑完全不同于官僚;当代中国的"干部"与士大夫群体有构成上的传承性,又有更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因此,以官僚制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和当代政治是不恰当的,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应建立深入研究士大夫—干部的学术分支.
中国传统的"生生论"可为学界正在推进的方法论关系主义构建普遍而坚实的基础.在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预设进行批判性解读基础上,诠释《论语》《孝经》关键语句的大义,追溯关系至人有其生命之生物学事实,即人因父母之生养而有其生命;人被生而在"亲亲"关系之中,"亲亲"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关系,因而是终极性的,并且是普遍的;在亲亲关系中,人生成、发育出普遍的合作倾向和组织倾向,从而构建各种社会关系和组织.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对此表述,我想提出一点商榷意见.我的基本观点是,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中国研究方法是经史之学.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是传统经史体制崩解后,被迫寄身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残片.如果我们意欲接续中国学术传统并予以弘大,那就应当接续经史之学传统,尤其是发现并弘大20世纪的经史之学,从而在更大范围的新天下发展中国式社会科学体系,下面我略微做一点论证.
以解决生计的方式为基准,可将人类五千多年间所建立的国家划分为两个理想类型:生产型国家;军事贸易国家或其高级版本——军事金融帝国.中国是前者的代表,数千年来一以贯之;中国以西则普遍为后一形态,美国为其当代典型.本文择取几个历史关键节点,对这两类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进行长时段宏观历史比较,证成这一类型划分之说,进而揭示两者所塑造的不同政治结构和国家精神.
寻找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是现代思想、政治之重要潜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建设就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实践.这在全球大国中独一无二,且绩效颇为卓越. 中国何以例外?本文以为,中国独自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自身有源远流长的“厚生主义”传统:自中国文明凝定以来,几千年来的主流经济社会体制就是厚生主义,古圣先贤的经世济民思想也是厚生主义.在此历史文化约束下,现代中国吸纳了西方工业化成就之后,仍坚持厚生主义道路.厚生主义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与其当代成功,表明人类完全可以在资本主义之外建立更为可取的经济社会体制.
历史政治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研究政治学之全新范式,但当然不是从零开始,而有众多可资利用之知识资源,本文探讨其与历史政治学之关系.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均致力于带回历史、带回国家,并共享众多方法;但后者有西方中心论偏见,奉行价值无涉原则,止于理解或解释;历史政治学则破除西方中心论,公正对待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文明丰富的政治实践,且有明确价值追求,致力于从历史中探究善治之道.历史政治学呼吁历史学再度重视政治史,并使之有政治学想象力.历史政治学可为比较政治学带入大历史视野,以矫正其以西式政治制度为标准的偏失.
可以燕山、阴山、贺兰山、邛崃山为界,分中国为阴、阳两区域,地理、气候等条件不同,经济形态不同,人民风习不同,是以文化不同.其性相异,故交感而互动,构成中国文明演进之内在动力.历史上四次重大变化,黄帝尧舜建立华夏国家,周人兴起、至礼乐完备,秦人兴起,建立郡县制,至汉稳定完备,以及最后,清一统阴阳两面,动力均来自于此.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有多途,其中之一是构建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儒家哲学、儒家伦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法理学、儒家社会学、儒家民族学、儒家心理学、儒家国际关系学等等.此为儒学当代发展之内在需要,亦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之内在需要,而儒学恰有此能力.若能成其功,则对人类探索更为普遍、更具解释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有重要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