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经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五四反礼教思潮前后二十余年的剧烈震荡,断裂为一道鸿沟.严复在1902至1913年间所译孟德斯鸠《法意》,提供了从观念史角度审视的一个典型标本.在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中割裂出去,形成"法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构成礼法断层的理论来源.东亚礼教批判的开闸者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1875年),在日本所掀起的礼教批判浪潮,对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层次的诱发、解锁和冲击效应.此后,黜"礼"隆"法"的学术生态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学术界曾对礼与法的接轨提出多种方案,但普遍呈现出因学理铺垫不足而榫口对不准的问题.礼法接轨的当代困境,与分学科隔离式取样研究的学术现状关系密切,对礼治的整体性和内在活力把握不足是其中的关键原因.
宋代宦官活跃于国家行政中众多环节,却未酿阉祸,其要在于独特的人事制度.宦官品阶被纵向截断,内侍两省掌握本省宦官之名籍与迁转;宦官升至内常侍及内殿崇班,人事关系从两省转出,归枢密院管辖.宦官的差遣遍及中外,都在行政中接受外朝监督.高层宦官形成差遣序列,都知、押班等"省官"之任命需经外朝取旨,且出外制;勾当御药院等以下则由本省选差、注拟,枢密院出宣,外朝较难置喙.人事关系的切割让宦官系统既独立于外朝,又不完整.宋廷一方面令部分中高级宦官获得外朝官员身份,另一方面又让外朝部分介入他们的品阶迁转与差遣注拟,令宦官群体呈现出鲜明的"出人宫朝"之特点.这造成了宫朝间在人事上既分立又交错,行政上便能既协同共事又相互掣肘.
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量体系本为秦代制度,汉承其制而用之,直至东汉初年犹未变革.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为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参会前,中苏围绕争取中国参会和准备工作一致协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议中,两国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密切磋商、分工配合,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会场外,双方通过多方协调,弥合了阵营内部的分歧,打了一场双赢的外交配合战,并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处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内部事务的权力;苏方的牵线搭桥使中国与英、法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获取了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契机,增加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家群体深度参与了政治变迁进程.律令制时代的官位制度确立了公家群体的身份秩序,这种官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官位相当制.通过对位阶、官职的规定,对古代日本前国家时代的豪族进行重组,逐渐形成了律令制时代的氏族.平安时代,各氏族争夺官位并开始逐渐形成对各层级官位的垄断与世袭,官位决定着家系的发展.中世以后,随着武家政权的确立,古代的氏族转型为家族,中央王朝官位虚衔化,家系与官位的关系开始固化,家系出身决定了官位的高低.至江户时代,官位与家系的相关性彻底固定,形成了由可担任的最高官位的高低来决定家系等级高低的等级制度.纵观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公家官位制度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明显地呈现出日趋贵族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