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form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What determines the change of a government agency? What is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s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policy feedback theory, this study supplement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mechanism in the policy process. Through tracking the process of changes in Chinese fertility policy and its competent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ationa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framework.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have been six rounds of “mutually reinforcing change” and two rounds of “mutually weakening change” in fertility policy and its institutions.The specific mechanism is that, through interpretive effects and resource effects, the policy desig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f fertility policy affect the legitimacy and ability of the institutions.Changes in institutions in turn influence the changes in fertility policy in the next period.During this period,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the fertility policy,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policy makers and the public lead to the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age of “mutually reinforcing change” to “mutually weakening change”.Therefore, the framework explain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rend consistency ”between fertility policy and its competent institutions.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cy and institutions, which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path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China.
自20世纪以来,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形成了两大系统或传统:其一为发轫于西方社会科学、由老一辈社会学家引入并发展的学术型社会调查,可称为中国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其二为主要由历代中共领导人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创造与传承的应用型社会调查,可称为中国社会调查的革命传统.两者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同时在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方法技术等方面呈现明显分异的特征.前者以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为指导思想,主要通过抽样调查、观察与访谈方法进行调查,聚焦知识发现以达成认识和改良社会的目标;后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通过典型调查、座谈会等方法展开调查,在深度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聚焦问题解决,以政治社会革命达成改造社会的目标.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应在指导思想互鉴、技术方法融合等方面,实现两种调查传统的优势互补与融合发展,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洋"和"土"、理论与实践以及"传统"和"现代"三大关系的基础上,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学迈进.
数字化转型通过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变革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探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韧性的实现逻辑,尝试从经济数字化、社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韧性的理论框架.基于我国31个省份数据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不同区域的韧性水平存在不平衡现象,地区间在生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基础设施韧性等方面存在差距;没有单一要素能必然带来高韧性,但提高经济数字化转型效益具有更普适作用;高韧性存在多条行之有效的组态路径,关键是发挥好异质性数字化要素的协同效应;数字化要素之间还存在替代效应,弥合区域差距需因地制宜地探索数字化转型路径.运用组态配置思想探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韧性的多元路径,能够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提供参考.
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正在进入数字时代.在数字时代,场景是理解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视角.基于服务过程的城市基层公共服务数字化供给包括需求识别、资源配置、运行使用和功能调适四类场景.四类场景与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标准化、主体部门化、责任属地化以及评价指标化存在张力,以张力调适为核心的场景治理能力构成了政府数字能力的重要维度.现实中,围绕城市基层公共服务数字化供给内在张力的调适存在多重偏差.要实现人与技术有机融合的服务供给,需要处理好问题发现与价值引领、流程再造与制度创新、统一推进与因地制宜、秩序维护与活力塑造四对关系.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既有研究多从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公共价值论等视角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单变量、间接化的解释,导致该论域研究成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缺乏有机整合,且治理有效更多体现为变量优化的自然结果,二者间关系存在理论模糊性.鉴于此,文章基于社会系统论,构建"作为系统的社区"分析框架,依托28个案例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资源、服务、生活、文化四个维度探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四种组态路径均可实现治理有效,包括:以服务供给为导向的"资源整合式"治理、以服务供给为依托的"生活互嵌式"治理、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文化创建式"治理,以及"生活—文化"良性互动的"二元融合式"治理;各条件变量在不同路径内存在不同的互动逻辑和功能强度.文章就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作出了区别于"自然结果论"的综合性解释;拓展了社会系统论的应用空间和内部逻辑;为不同地区探索适应性的城市社区治理进路提供了参考.
在风险社会来临和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社区动员如何运转起来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议题.行政压力传导式动员、社区情感笼络式动员和精英带动认同式动员三种常见的社区动员模式难以回应现实问题,而系统赋权式动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系统赋权式动员是从"对社区动员"向"由社区动员"转换的产物,由宏观层次的制度赋权、中观层次的团体赋权和微观层次的技术赋权组成.三个层次的赋权相互作用,可促进权力共生和政社合作,共同致力于挖掘和培育社区动员的核心要素,进而形塑动员结构、再造动员组织和优化动员工具.在"参与度—持续性"的高低组合中,不同动员模式的效应得以彰显.相较而言,系统赋权式动员的效应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广大居民持续参与.整体来看,系统赋权式动员形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多元参与结构,拓展了社区动员理论,是社区动员的一种理想选择.
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德治社会,儒家传统提倡的"德",代表了一种成熟完备的道德话语和秩序体系,凝聚古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支撑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赓续绵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治国方略,应当充分发挥儒家"德"的价值功能,对之加以辩证扬弃,择善用之,以夯实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基础.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来看,儒家"德"的价值功用有三个方面,包括提升国家法治的正当性,夯实基层治理的德治基石,塑造个体的自我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外部风险冲击与内生不确定性交织,对城市治理构成严峻挑战.相较于提高城市规划建设韧性,实现韧性治理的需求更加迫切.城市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形态,兼具整体性、开放性、敏捷性特征,有力回应了利益面向和价值面向下的多重张力,为应对复杂性风险情境提供了治理策略和行动指引.从实现路径看,迈向城市韧性治理,需要从理念、机制、模式、能力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建构、全方位转型,让城市更好地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目标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发展和向前推进的,其发展的过程正是世界精神实现的过程,一个国家的最高使命在于使得自己的特殊原则上升为普遍原则从而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依此理解,文明新形态首先要摆脱特殊性,提出普遍性的方案;其次要超越现有文明,提出新的替代性方案.在此意义上,要建构文明新形态,它既不能简单回到传统,也不能照搬模仿;而是在达到现有文明高度的基础上实现突破与创造,提出新的原则并代表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最终获得世界历史意义.
已有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基本上全景式的,与之不同,从经济全球化这一重要维度入手,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经济全球化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二战结束至今,以2008年为重要分界点,经济全球化正在发生深刻演变,核心特征是全球价值链呈现一定的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并未根本逆转,经济全球化重构中蕴含着推动其发展的力量,本质上是"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变"和"不变",除了受反全球化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背后有深刻的经济逻辑.因此,应该从"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变"与"不变"背后既蕴含着多重挑战,同时也蕴含着重要机遇,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治理重心的街道转向.这一转向已开始由早期的品牌和机制创新,到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再进一步深入到执法体制改革的层面.街道执法体制改革在内容上包括横向"综合执法权"和纵向"执法队伍下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改革既关联着街道体制本身的改革,同时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机构内以执法权为中心的条块关系.本文以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为例,比较了其治权下沉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实践,探讨了各地推动执法权下沉的体制基础,同时也比较了各城市执法权改革的内容差异和共同趋势,提出以执法权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可以分为响应型、调用型和转隶型三种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服务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着力点,服务型社区在社区服务与社区治理之间搭建起双向通行的"桥".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取社会组织参与服务型社区建设的一手资料.社会组织通过培育能动性、激发主动性和建构主体性三个阶段,实现从生产专业服务到培育居民自治的社区关系延展.服务型社区建设中存在权威合法性和居民认同感双重张力,社会组织通过程序正当性和情境合法性有效化解治理张力并深度嵌入社区.服务型社区的运行机制是行政引领与社会主建,边界淡化与社区整合,价值拟合与身份平等.服务型社区具有多元一体性,统合了行政逻辑、专业逻辑和本土逻辑,促成了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的 良性互动.
环境污染是区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制约因素,而大气污染的负外部性较强,且具有明显的外溢性和流动性,已成为区域环境协作治理的重要议题.根据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地方政府合作关系的建立基于对交易成本和风险的考量,进而形成合作治理网络.与此同时,行政边界、功能边界、地理边界通过作用于交易成本、交易风险和合作收益三个要素而影响行动者的积极性,促使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府际协作网络动态变迁.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和边界分析的复合框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013-2022年间的大气污染治理合作网络数据,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府际协作网络的演进过程、整体结构和内部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大气污染治理府际协作网络的演进过程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呈现出阶段式演化的动态特征.整体上,该协作网络由中心城市主导向多中心治理的小圈层协作演进,形成内部互惠型的合作治理格局.长三角大气污染治理府际协作网络的实践演进支持了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和边界分析的观点.
公共文化服务是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公共事务,存在着"事务重要与职能弱化"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新型治理超载,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公共文化服务数量繁多;二是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庞杂;三是公共文化行政部门在权力位阶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对此,H省文旅厅以"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为工作抓手实现了矛盾的针对性调和,这是一种试图破解"事务重要与职能弱化"矛盾的治理技艺.其内容是:工作机制上设置以领导小组为核心的纵横统筹机制、"申请—考评"的上下互动机制和"联席会议—部门参与"的左右协同机制,分解庞杂事务;工作流程上遵循"申请—创建—验收—复核"步骤,降低事务内涵模糊性;工作方法上采取"塑造文化品牌、资金撬动、赋权行政能人和千分制评价体系"等形式,提升文旅部门行政自主性.H省文旅厅在示范区创建中所展现的治理技艺具有如下理论启示:改善压力型体制,创新晋升锦标赛,充实政策创新扩散,校准央地关系,强化人民治理观.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应急管理框架基本形成,但在具体实践中,应急管理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制约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实际功能的发挥.应急管理包括演化、涌现、自适应等复杂行为,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需要从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结构维度出发,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通过构建结构性均衡分析框架,从横向结构、纵向结构、过程结构和网络结构四个维度剖析复杂性结构机理,审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均衡性问题.这一框架为评估和优化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提供了一种认识路径.在现有应急管理体系框架中进一步夯实基础、补短强弱、调整优化、充实提高,以结构性均衡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国家能力本来是一种实践性知识,却有了纯粹作为概念研究、脱离指导实践的研究倾向,这背离了国家理论诞生的初衷,国家能力研究应该立足于治国理政而彰显其价值.从历时维度上厘清国家能力研究脉络可以发现,现代化研究中"国家"这一关键角色历经了"发现""祛除""回归"与"再消失",即国家能力源自"后发"国家赶超发展的现实需要,但很多时候仅停留于学术概念之中甚至淹没于治理理念中.作为一种因时因地的实践性知识,纯粹概念研究层面上的国家能力理论无法真正实现其治国理政的指导性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因为"致治"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并行不悖,这彰显了中国历史与实践的理论富矿意义.
多学科背景下的移民治理研究需要有若干统摄全局的基本范畴作为分析和诠释性工具.鉴于全球异常多样的文明与文化组合、民族与国家建构模式,不同历史时段条件下移民治理将面临诸多挑战.移民治理制度安排不仅关涉地区组织和政治精英围绕现代性争议的价值取舍、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构建,也涉及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的优先选择.围绕移民治理所引发的激烈争论,表明了这场争论的涉及面已远远超出了地缘政治经济、区域治理等领域,而成为大历史时代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区域合作与竞争空间的开端,需要从区域、国家和社会等多层面进行创造性建构.
自动化行政有助于提升行政运行效率,但也产生了诸多负外部效应.既有研究往往将其负外部效应的根源归结为算法技术的不透明性与机器学习的不确定性,并据此提出规制治理之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智能算法技术对行政体系内部运行规则的影响及其与负外部效应的关联.自动化行政对行政体系内部运行规则的影响,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科层制运行的数字化及其对行政组织运行的结构性重塑;中观层面表现为绩效考核等内部控制体系的智能化及其对行政主体的全景式规训;微观层面表现为人机协同自由裁量剩余控制权虚置及其引发的负外部效应.基于内外部关联的视角,应以过程维度科层体系内部控制机制的智能化为突破口,调适全景式规训与适应性行政之间的张力关系.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是民生工程的根基.基于行政竞标制和政府标尺竞争理论,以2003-2018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应用准自然实验和空间杜宾模型方法,分析了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基准数据分析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不仅能显著提升所在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而且对邻近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有促进效应,它表明内部竞标和外部竞争是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作用机制.数据显示对于行政级别低、人口规模小、西部地区的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未来不仅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工作,还要加大全国文明城市群的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作用.
In the new era, the important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installation of elevators in old buildings, is difficult to promote nationwide because of the value conflicts. Its essence is that the heterogeneous and changeable preferences of multi-interest groups are difficult to show and converge in the process of installation.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people firs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reference display and aggregation framework, carries out a crisp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CS-QCA） with 46 cases, and explores the seven conditional variables and their combined functions that affect the success of installation: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success are demand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are department leadership and scheme innovation, and they are also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mediation of capable people and policy guidance. There are three types and six paths to choose from for the installation: department driven, capable person driven, and joint drive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designs a demand display and aggregation scheme, including four expression channels, four demand surveys, responsive leading services of departments, three-party consultation led by departments, technology and financing innovation toolbox, e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