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以来,国家资源输入乡村为脱贫地区乡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然而,在项目资源下乡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承担着组织成本较高的协调任务,却缺乏与任务相匹配的治理资源,由此形成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资源适配困境.在甘肃省宁县平定村,村"两委"在推进任务和项目过程中,为确保村级整体任务如期推进,将农村低保资格挪用于解决"钉子户"问题.这种挪用是一种平衡策略,但破坏了社会救助政策的公平原则,本文将其概括为"平衡替代公平".围绕这一现象,本文呈现了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以及结构性的压力体制、操作性的资源协调、文化性的无讼伦理如何共同塑造了这类行动逻辑.平衡替代公平的运作,客观上暂时舒缓了治理资源与治理任务之间的张力,但却衍生出新的治理风险,其深层逻辑是项目资源下乡与具有整体性治理特征的乡村治理之间的适应性问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重视村级治理资源与治理任务的适应性和匹配度.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户的生产经营投资.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户工商业生产经营投资有促进作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增加农户的融资规模、提高农户的信息互动水平来促进农户的生产经营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工商业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经营和低人力资本农户的工商业生产经营投资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受传统金融服务的影响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传统金融服务基础能够促进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投资.本文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组织既面临多中心工作格局的治理情境与问责制度革新,也面临地方性治理诉求的调整.组织环境与外在约束的变化,要求乡村组织主动进行制度化调适和有效回应,以促进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对"镇村工作一体化"机制创新的研究发现,乡村组织以组织架构的制度化调适为抓手,通过制度赋能(构建镇村工作共同体)的方式,以治理责任重塑为核心,实现主体赋能、治理赋能与程序赋能等多维赋能,从而促进治理资源与治理诉求的精准匹配,助推乡村善治.作为一种积极取向的治理机制,"镇村工作共同体"对于治理有效的促进彰显了乡村组织的韧性与自主性,体现出其"尽责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通过多维赋能重塑乡村组织的治理责任并建构尽责式治理机制.这是乡村治理未来发展的一项核心议题.
数字经济不仅推动了就业市场上信息的充分流通,而且对原有工作岗位形成冲击,正展现出对农民工就业愈发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就业,"宽带中国"政策试点使农民工就业率提高了 1.78％;第二,数字经济对新生代和低技能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机制包括增进就业信息获取和催生新的工作岗位;第四,数字经济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但这种提高仅仅表现为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民工工作强度反而有所增加.本文结论对政府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就业和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参考意义.
政策性农业保险发挥着分散农业风险、补偿受损农民经济损失的风险保障功能.本文基于200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动态静态面板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等,基于农民视角实证考察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显著增进了农民福利水平;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民具有一定的福利改善作用,这主要通过灾前保费支出效应实现——人均保费支出的农民福利改进效应显著,虽然在短期内增强了农民福利波动,但长期看改善了农民福利水平;随着农民福利水平的上升,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福利改善效应逐渐减弱;灾后保险赔付的福利效应尚未体现,这是由农业保险赔付效率不高造成的.
如何有效实现农户增收一直是"三农"领域的现实难点,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基于鲁、辽、赣、川四省的调查数据,利用OLS、2SLS等方法检验银保互动对农户收入水平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验证银保互动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相比于单一的农业保险或农业信贷,银保互动对农户收入水平具有更好的提升效果,且对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具有更显著的增收作用;第二,银保互动通过提高信贷配给、降低生产风险、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四种渠道促进农户增收,其中,生产效率渠道的作用相对较弱;第三,农户可以通过银保互动提高外来风险冲击下的收入稳定性,从而有效改善贫困脆弱性问题,减少因灾返贫现象的发生.
地权稳定性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关注,但是,已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利用广东省雷州市祖宗地现象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土地调整频次低和地块持有期限长为特征的祖宗地,相较于普遍的家庭承包地,所引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更高,且该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这意味着,祖宗地现象为稳定地权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经典命题提供了新证据.基于此,在现有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下,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加强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对保持和有序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大豆生产者补贴是近年来中国尝试促进大豆生产振兴的重要政策工具,该政策如何影响农户决策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6-2020年的5期数据,系统考察了大豆生产者补贴对农户土地投入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大豆生产者补贴的激励下,农户主要通过增加土地转入面积或调整种植结构两种方式实现大豆扩种,且该补贴对农户扩种大豆的激励效应在年份间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趋势.总体上看,由于大豆生产者补贴使土地转入者面临地租上涨困境,农户更倾向于通过调整种植结构的方式扩大大豆种植面积,即提高大豆面积占比.但不同群体之间差异明显:相对于小规模和中等规模农户,大豆生产者补贴对较大规模农户扩种大豆的激励效果更强;较大规模农户主要通过转入土地和调整种植结构的方式扩种大豆,而小规模农户更倾向于通过调整种植结构的方式实现大豆扩种.
理解中国农户家庭经营的变迁逻辑对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户特别是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梳理分析了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农户家庭经营的变迁过程,探讨不同年代农户家庭经营的特征差异,揭示中国农户家庭经营不断融入工业化、现代化和大市场的总体趋势与演变规律.研究发现:中国农户家庭经营从自给自足向市场化的要素购买和产品出售转变,农户通过运用以现代机械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大幅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和经营收益,但小农经营是中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农户家庭劳动力兼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土地要素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呈现集中态势,土地制度变迁产生的产权激励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经营转入地为主的农户家庭的土地规模远大于近百年前农场的平均规模;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通过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或扩大土地规模来优化家庭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配置,进而出现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专业化和区域层面的产品多样化并存.本文还讨论了中国农户家庭经营的发展趋势,并结合研究发现提出了几点思考.
本文通过考察农产品流通的内在逻辑,以及商业资本对接小生产者、建立稳定货源的策略,讨论了商业资本对中国农业转型的影响.基于对6个地区的调研,本文认为,尽管中国的农产品流通表现为大量小生产者与大量中小流通企业的对接,但这种对接呈现"圈层型"特征,即不同层级的中间商在农产品流通中所对接的购、销主体都是相对稳定的,产地中间商收购的绝大部分农产品是由相对固定的小生产者提供的,销地中间商收购的绝大部分农产品也是由相对固定的产地中间商提供的.这种"圈层型"流通结构建立在3层逻辑基础上:第一,各参与主体之间基于长期博弈形成的信任关系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第二,购销双方所建立的契约具有非正式性,缔约双方可以灵活调整契约关系,更好地分担风险;第三,各级收购方均通过"以销定采"降低滞销风险.在这一结构下,商业资本借助乡村社会非正式资源,一方面通过策略性地利用和建构人情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为小生产者提供无息贷款,在不直接介入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也能获得稳定的货源供应.不过,这种纵向一体化策略虽然使小生产者在生产环节保持了表面的"自主性",但小生产者在全产业链中仍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有必要探索使小生产者可以组织起来参与市场交易的路径.
本文在"农地视角"的基础上叠加"农户视角",建立家庭联结和户际关系两大理论范畴,以此研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户家庭联结现象及其变革.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受农户家庭联结形态的影响,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则受土地制度的影响.伴随中国农业集体化、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三权分置"等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从土地依附中摆脱出来,农村土地经营主体更加多元,农户家庭联结形态出现了从国家规制性联结向市场协议性联结的转变以及从直接联结向间接联结的转变,产生了"农户+"多元联结形态."三权分置"顺应并增强了农民流动趋势,回应了新时代"地怎么种"问题,但没有回应如何规范农户多元联结的现实问题,因而存在制度缺口."土地联结"基础上的"合约联结"是当前农户多元联结形态的共性特征,"家庭联结合约制"在逻辑上可作为未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建设的基础,可以作为对"三权分置"的必要补充.
村规民约作为典型的乡村治理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的养老福利保障作用.本文通过对浙江省衢州市28个村的考察,根据村规民约与养老福利的联结度和从村规民约到养老福利的可及性,将村规民约对农村养老福利的作用机制划分为理想型、松散型、悬浮型、脆弱型等四种类型.理想型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村规民约起草修订中的多方参与,村规民约修订中对老年人福利保障的重视,乡贤能人的示范效应,村集体经济优势的发挥;松散型作用机制的主要表现为:养老福利保障推进中对村庄共同体的培育和建设,乡贤能人回村任职对村集体增收致富的带动,村规民约推行中对"量化"奖惩的落实;悬浮型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涉及农村养老的奖惩措施执行力不足,"纸面"福利与村庄治理的脱嵌;脆弱型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立约程序形式化引致养老福利内容模板化,村干部治村能力不足限制养老福利供给,村庄自治力量薄弱造成村规民约推行困难.应根据村规民约对农村养老福利作用机制不同类型的特征,通过增强村规民约书面文本与农村养老福利内容的联结度和提升村规民约转化为实际养老福利保障的能力,引导其他类型向理想型作用机制类型转化,实现农村养老福利保障能力的再造.
百年来,乡村建设贯穿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整个进程."文字"作为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下沉到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资源和工具,为政府提升治理效率、贯彻国家意志以及保证乡村社会有效运转提供了可能."数字"作为信息社会的新"文字",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以数字技术、数字信息、数字权力等形式助力政府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通过对"文字下乡"和"数字下乡"的考察及比较发现,"文字"和"数字"作为不同时期的现代性符码进入乡村社会,促进了现代性价值在乡村社会的传布和发展,政府治理行为随之表现出治理技术理性化、治理面向服务化和治理内容精细化的转变.
人口流动与乡村公共性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题,更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命题.大众媒介作为乡村公共性的载体,发挥着联结整合的作用,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变革的技术支撑.通过提炼"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分析框架,本文以华北前赵固村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音喇叭作为早期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和基层治理工具,表现出具有权威主导性的单向管控特征.社会结构转型使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祛魅化的角色嬗变,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而明显削弱.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中乡村公共性解体与乡村社会治理脱域,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成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载体.村务微信群使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塑造了虚拟的熟人社会,增进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强化了村庄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互动治理的形成,为乡村善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呈现新的治理形态.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涝湖村"鹰眼盯"数字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提炼出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三重实践机制.研究发现:互动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字赋能使得乡村基层组织与村民之间的互动朝着互动主体自主化、互动方式技术化和互动内容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传统信任模式逐渐向数字信任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乡村基层治理透明性和回应性的提升促进了村民信任重建;整合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动态过程,通过数字赋能,乡村基层实现了空间、结构和数据的再整合.此外,数字技术嵌入也给乡村基层治理带来种种挑战,如数字"负能"、"数字形式主义"、村民数字素养差异以及长效发展困境等.
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意志类型—社会形态—关系特征"的框架,被许多学者作为解开中国村落共同体特征和命运的钥匙.但陷于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该框架存在解释限度等局限.从生产力角度出发,自然关系与生产关系的"胶着"是中国村落的关系特征,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本质力量"而非"本质意志".而"本质力量"的梯度发展也决定了中国村落共同体的演变处于一种变与不变的平衡之中.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是一项保障全体人民健康、实现健康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该项制度在农村地区的执行成效与制度期待具有较大张力，存在制度执行偏差。本文搭建了“制度逻辑-组织策略”的研究框架，力图为该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本文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具有多重逻辑，当该项制度嵌入基层医疗组织形成的组织场域时，制度的多重逻辑与基层医疗组织的实践逻辑产生了冲突，给基层医疗组织带来较大制度压力。为缓解制度压力，基层医疗组织采用“拼凑应对”的组织策略实现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的适度脱耦，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关系动员的方式完成了合法性重建。这一系列的策略行动导致了制度执行偏差。因此，应以价值路径的重塑探寻矫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执行偏差的可能方向，缓释制度工具逻辑与价值逻辑之间的张力，实现国家、社区与农村居民的健康共治，以回应制度的内在价值诉求。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革命老区的村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按照乡村治理情况分组后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但在乡村产业发展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乡村产业振兴对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与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指数高于0.317时,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会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高而缩小,这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业发展过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村两委"一肩挑"和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均有显著影响;在未实行村两委"一肩挑"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能够通过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来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如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已有研究围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问题,提出了新内源发展和自主治理两种理论.但是,新内源发展理论缺乏对激活内生动力机制的探讨,而自主治理理论难以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本文在城乡中国的背景下,融合新内源发展理论和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乡村内外部力量互动促进公共事物供给,而公共事物供给进一步促进乡村内生动力激活的机制,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福绵镇十丈村的案例说明,若乡村通过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能够惠及全体乡村居民的公共事物,则乡村内生动力就能得到激活.本文关于乡村内生动力实现机制的解释,不仅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也为提高新内源发展理论的可操作性和拓展自主治理理论的应用场景提供了中国智慧.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探究其减贫效应与机制,既对"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利于讲好易地扶贫搬迁故事、分享中国脱贫经验.本文从"贫""困""主观贫困"3个方面阐述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的多维减贫机理,进而利用8省(区)16县1009户的3期面板数据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多维减贫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在多维贫困临界值k为0.3的情况下,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指数从2016年的0.308下降到2020年的0.009,其中,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平均被剥夺份额的下降幅度;易地扶贫搬迁能显著降低贫困户的多维贫困水平,而且搬迁时间越长,这一效果越显著;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通过改善贫困户的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来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进而缓解其多维贫困中的"困".鉴于此,乡村振兴阶段的易地扶贫搬迁仍需加强后续扶持工作,促进安置区产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就业充分稳定,以提高搬迁群众的收入水平;促进安置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以及公共服务提质扩面,以提升搬迁群众的发展能力;加强安置区治理体系建设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以增加搬迁群众的主观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