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ing the exogenous import deman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o characterize the export expansion of Chinese cities,this study adopts the data from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and IPUM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export expansion of Chinese cities on individ-ual marital and fertility behaviors.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ort expans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odds of marriage and fertility,causing the married individuals and fertilized indi-viduals to decrease.Besides,the results are more obvious for individual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ities with more prosperous economy and bett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s well as females,lower educated,women aged 20-34 and men aged 22-36,and the high-income individuals.The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strength,especially for women,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are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growth in export opportunities leads to poor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s.
本文基于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构建了一个在技术革新情境下生产与流通相统一的投入产出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我们对置盐定理进行了推广,证明了:一个技术革新,它无论是仅对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发生作用,还是对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同时发生作用,只要能暂时引起超额利润的出现,最终必定会引起均衡年利润率的上升.这个发现不但在理论上拓宽了置盐定理的适用范围,而且在实践上拓宽了现实经济技术选择的可行域.也就是说,为了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我们不仅可以考虑单独发生在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的技术革新,也可以考虑对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同时发生作用的技术革新.这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意义.
作为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资料和重要战略资源,数字要素为驱动经济增长、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新的时代机遇.本文将宏观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相结合,从阶层流动、收入差距双重维度探讨数字要素参与能否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福音?研究发现:数字要素参与在畅通不同收入群体向上流动通道的同时削弱了收入相对剥夺效应,改善了收入分配结构.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要素通过助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提升家庭收入创造能力和增值能力,带来阶层流动机会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在数字要素参与对非农就业和金融市场参与发挥的促进作用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强化了"提低、扩中"的数字红利效应.本文为探索数字要素参与助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赋能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提供新的思考.
促进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有效应对"三重压力"的重要战略基点.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升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和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消费结构中基础型消费而对发展型消费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基于异质性的分析表明,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素养提升更有助于促进家庭总体消费和发展型消费,通货膨胀认知消费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发展型消费领域,金融素养提升更有助于中老年家庭消费潜力释放和优化升级.金融素养主要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及提升投资收益等渠道对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和结构升级发挥作用,此外不同于一般认知能力,金融素养消费效应充分体现了金融知识属性和金融决策内涵.通过采用评分累加金融素养指标和剔除耐用品的消费指标,从样本中剔除拥有金融投资经验家庭及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模型内生性等做法,验证研究结果稳健可靠.本文研究为有针对性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构建了省域间投入产出数据表(IRIOT)对全球投入产出表(WIOT)的嵌套模型,实现了"省级-产业"价值链嵌入指数在连续时间上的测算,系统识别了双重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双重价值链嵌入显著增强了中国经济韧性.其机制在于,一是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积极发展国内价值链,有助于发挥多样化市场结构的"吸收器"作用,抑制了单一市场的脆弱性;二是在发展国内价值链的同时,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实现"以开放促竞争",增强产业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上述结论在使用地表粗糙度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后,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因此,在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进一步打破国内地区间的行政壁垒,构建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充分利用两种市场;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以开放促竞争,重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功能,增强产业发展的韧性.
本文从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和主导方针入手,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创新性地建立"国家-规则""政府-规制""行业-标准""企业-管理"的一一对应关系,归纳出"规则一致性""规制一致性""标准一致性""管理一致性"四个一级维度,进而构建制度型开放综合指标,并借助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究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型开放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方面,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因时期不同、区域开放程度不同、维度不同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市场规模效应和市场质量效应是制度型开放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中间渠道.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适度的政府干预可将制度型开放对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积极作用放大近两倍.
"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防止因病返贫,医疗保险作为防范和化解疾病风险的重要手段,其参保状况及待遇水平如何影响因病支出型贫困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创新性构建包含收入水平和自付医疗费用的贫困脆弱性指标,运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2000-2015年面板数据,研究新农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路径、异质性及与医保待遇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参加新农合可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男性、无慢性病、年长者以及在新农合推行期,医保缓解脆弱性的效应更加显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均是通过收入效应影响脆弱性的重要渠道;参加新农合通过减少自付医疗费用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支出效应并不显著;参保人群的医保待遇与其贫困脆弱性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在提高保障待遇的同时,应注重医疗费用控制.
机器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正处在生产成本上升与转型升级困境中的我国制造业带来了技术改造、培育竞争新优势的重大机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城市机器人进口数量、新设机器人企业数量以及机器人专利的丰富数据集,以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确定为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从政策驱动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我国产业智能化及智能产业的发展.本文研究表明,在产业智能化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确定促进了机器人在国内生产活动中的应用,推动制造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在智能产业方面,产业政策壮大了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新设机器人企业数量显著增加,以专利的数量与质量、联合创新与技术转让所度量的创新活动得以加强.本文的研究凸显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时代背景下明确的产业规划与部署对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政策的产业异质性效应对于制定宏观货币政策和理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研究多基于宏观数据展开且未达成一致结论.本文首先基于要素密集度差异的利率传导渠道和所有制差异的融资约束渠道分析货币政策对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要素投入决策和产出规模的差异性影响,然后使用中关村2001-2012年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第一,宽松货币政策会刺激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进而扩大产出,但对工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刺激作用大于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第二,宽松货币政策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本深化程度,且工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深化加深程度更显著,同时其显著降低了工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劳动者报酬份额,但对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无显著影响;第三,机制检验表明,这种异质性影响是利率传导渠道和融资约束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与基于加总时间数据及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形成互补,研究结论意味着瞄准经济增长率的货币总量控制目标应该与时俱进地考虑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变.
本文借助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多生产要素视角下分解增加值贸易生产要素结构的单国模型.运用该模型将出口总值分解为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出口中进口国增加值和出口中第三(其他)国增加值,分别对三类出口增加值进行要素结构解析,测算出资本和三种劳动力要素对出口贸易的贡献,最后用结构分解分析法对各要素在增加值贸易中的贡献变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期间,中国单位出口增加值中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贡献总体呈上升趋势,高技能劳动力扩大了各行业创造增加值的差距.在此期间,出口规模正效应影响着多数行业的三类增加值;入世后,多数制造业的三类增加值受到出口中第三(其他)国增加值变动负效应和出口中进口国增加值变动正效应的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则转变为受出口中第三(其他)国增加值变动正效应和出口规模负效应的影响,且多数行业的三类增加值受要素质量负效应的影响减弱.在新发展阶段,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关键在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四个产业和高技能劳动力、资本两种生产要素.通过提升上述产业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质量,攀升价值链路径融入国际循环,提升中国贸易增长韧性.
本文基于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盈余管理角度考察了社会保险缴费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企业盈余管理,其主要实现机制是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利润的压减.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变更了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盈余管理的计算方式,排除了税收变化、时变因素和政策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这种加剧作用在金融化水平越低、市场化水平越低、劳动力相对势力越强、内外部治理能力越弱的非国有企业中越明显.本文为深化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制度改革,尤其是社会保险缴费率及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参考.
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建设是我国实现数字强国的重要政策抓手,精准评估该政策效应对于优化政策体系、强化产业增长动能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并采用2003-2019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方法识别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产业赋能效应,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大数据的产业赋能效应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入围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后,城市工业的附加值含量提高31.52％.第二,大数据对工业部门赋能作用主要增加了国内企业附加值含量,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城市入围大数据试验区后,国内工业企业附加值提高1.51％.第三,本文并没有发现大数据政策地理溢出效应,即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主要体现在增加对本地工业企业附加值含量方面,对毗邻地区的影响尚未显现.第四,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通过资本深化、生产率提升以及增强研发能力实现产业赋能.
跨国联合投资是国际循环赋能中国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商务部提供的外商投资审批数据库率先识别了国内投资商的跨国联合投资行为,进而使用工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跨国联合投资对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跨国联合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测度方法、考虑非随机问题等基础上,结论稳健.机制分析表明,跨国联合投资通过技术溢出和能源结构机制影响了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与发达经济体外商投资者合资或位于煤炭资源匮乏地区的企业而言,跨国联合投资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效应更大;跨国联合投资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扩大了企业产能,因而无助于实现能源总控目标.
新型城镇化注重"人的城镇化",如何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发展是其关键任务之一,但鲜有文献从流动人口的视角来考察新型城镇化效应.通过合并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城市规模呈现差异化,中小规模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收入获得显著提升,平均效应为3.9％,而试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收入则无显著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小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效应分别从劳动力需求端的地方产业扶持,以及劳动力供给端的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有利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提升.在异质性方面,新型城镇化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提升效应在东西部城市群内的小城市效果更明显,高学历和以雇员身份从事第二产业的流动人口收入提升相对更多.此外,新型城镇化的收入提升效应并非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劳动力 自选择的结果,因此,其作用是实质性的.
《南开经济研究》是由南开大学主管、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经济学期刊,是国内经济学方面重要的核心期刊之一.自创刊以来,本刊在海内外同行的爱护和支持下,本着"鼓励创新、促进交流"的原则,为推动理论创新和学术交流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本刊倡导理论创新,鼓励学术争鸣.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兼顾治污效果、增产保供能力和农户收益.本文采用微分博弈模型,以政府不干预模式作为基准情形来比较分析环境税、物质循环和"物质循环+政府补贴"三种模式下种养殖业农户做出的生产和排污的均衡策略.结果表明,在环境税模式下,环境污染物总量、种养殖业农户的效用和产量均会减少;在物质循环模式下,环境污染物总量减少和产量增加,但是农户的短期收益减少;在"物质循环+政府补贴"模式下,环境污染物总量减少,种养殖业农户的短期收益和产量均增加."物质循环+政府补贴"模式能够兼顾治污效果、农产品稳产保供与经济收益,是最优模式.因此,建议健全与物质循环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户、企业等多方的权利和义务,完善物质循环体系.
本文以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分析出发点,探讨其对我国外资并购协同效应发挥的制约作用,以及分析该作用的实际大小与重要影响因素.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并结合奈特对"不确定性"的定义,本文构建了城市层面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当企业认为不稳定的政策对其运营造成了"低等及以上"程度的妨碍时,即可认为该城市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将其纳入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并不影响外资并购的发生率,但会显著抑制其协同效应的发挥,使得外资并购的生产率提升效应趋于不显著,而没有引发不确定性的(即适度的)政策调整将通过促进外资并购提升目标企业的生产率.考虑到市场力量对企业经营决策和城市政策实施的共同有力影响,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的政策调整应与市场化相结合,才能促进外资并购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的发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仍是生产力的大力发展,而资本的质量和结构是决定现代经济生产力水平的第一要素.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有效提升本国资本的质量和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财富逐步极化的内生不可逆趋势和供需结构的内生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矛盾的根源,由此造成长期增长的不可持续;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资本具有规避这些矛盾的潜在优势,因而公有资本的充分积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发展优势的根本所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如何共同协调发展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潜力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展开综合研究,并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从经济科学发展的理论层面,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供需结构矛盾的根源以及大力发展公有资本以规避供需结构矛盾的机制和有效性.
高铁缩短了时空距离,有助于改变区域经济结构.本文采用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我国283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进行测算,并结合高铁开通与微观专利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高铁显著促进了以GTFP衡量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应、交流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四种渠道实现,即高铁开通优化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匹配,加强了区域间学习与合作,扩大了商品流通范围和市场规模,促进了城市技术进步和绿色转型.此外,得益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互补关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进一步增强了高铁的经济影响;高铁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培育调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资源,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加,是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作为一项典型政府生产性支出,高铁建设可能会对消费市场发展产生挤入或挤出两种方向的作用.本文从典型居民消费需求出发,建立两城市内贸框架,推导高铁影响消费市场发展的理论模型,从居民闲暇时间配置微观视角和市场一体化宏观视角,提出高铁影响消费市场发展的两种理论机制.基于理论模型,本文使用2007年至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高铁能否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并分析其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可以显著激发外围城市的消费市场发展,但对中心城市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从微观个体视角和宏观市场总体视角来看,高铁产生积极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来自于影响居民闲暇时间配置和减轻商品市场分割程度.上述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也即推动高铁建设,有利于挖掘调动外围城市消费市场潜力,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