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官是国家盐务的主要执行者.汉武帝之前的盐官设置难以详考,汉武帝后实行盐业专卖,国家在中央、郡县盐场均设有盐官.两汉盐务主管部门历经变迁,汉初为少府,汉武帝到东汉之前职归大司农,东汉属太尉.地方盐务机构以"事"为中心,与县廷并不重合,而是设在盐场或盐场附近;盐官的秩级、吏员配备与县级长吏类似.盐官选任的考量因素包括是否熟悉盐务、是否廉洁;候选者必须遵守"回避"原则,即本县盐官不能用本郡本县人.汉代盐官的职掌在不同时段略有区别,汉初主要负责征收盐税,汉武帝到新莽时组织官营、防范盐业私营、储存食盐等.东汉既要负责部分地区盐业的国营,又要监管私营者生产,对私营、商销者课税.盐官在汉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以数据驱动和数字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数字政府转型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数字政府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数字政府而言,技术发展、政策支持、财政资源以及公众需求等因素构成了转型基础.然而,在数字政府转型过程中亦面临数字转型理念滞后、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公众参与程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对此,推进数字政府转型需要加强全局引导规划、构筑数据共享机制、完善数字安全体系、强化社会力量参与,因地制宜地实现数字政府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结构、逐利目的、行为方式、危害作用范围"等方面出现了新变化,一定程度上对刑法规范体系造成了冲击.在揭示传统黑恶势力犯罪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之间存在包容与被包容关系的基础上,肯定现有规范体系的适用性.同时,针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类型构造和特征变化,应在刑法解释层面进行适度拓展,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回应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情况.
家事案件的身份与人伦属性,决定了家事审判中必须发挥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功能.然而剖析裁判案例发现,在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尚存在认识不一、限度不明、积极性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立法较为粗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及法院"案多人少"审判环境的限制难以契合家事案件的独特性.为更好解决家事纠纷,以"一般规定+特殊情形"方式明确法院依职权调取家事事项的范围,将释明制度与法院调查取证权进行嵌合,明确家事调查员为法官"事实"发现的审判助手,是切实发挥我国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功能的应然路径.
采用2001-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Tobit模型分析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总受灾率和旱灾受灾率对粮食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洪涝灾的影响不显著;农业基础设施可以减轻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按照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分类,不同功能区粮食生产效率受气象灾害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强气象灾害防范和补救措施,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粮食产销平衡区气象灾害防范力度,以降低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是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在此过程中加强农村尤其是村级财务管理的保障作用至关重要.村级财务管理事关农民切身利益,规范化的村级财务管理是确保农村社会实现稳定发展的基础,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对河南省林州市的调研发现,目前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专业人才缺乏、民主监督不足、制度不健全、技术水平低等诸多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及成因提出优化队伍建设、加强民主监督、健全管理制度、寻求代理服务等一系列措施.
近年来考古学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2020-2022年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中华文明起源探研、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延续性问题、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提炼与总结、科技考古、国外考古、边疆民族考古与公众考古等内容,将在今后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关注.
依托数字经济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之路,是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动力和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双轮联合驱动模式,突破当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存在的困境,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研究发现,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共建共享数字体系等措施,数字经济能够加速两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推动两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虫)二"即"虫二"之说出自清褚人获《坚瓠集》载唐伯虎题"妓湘英"家匾"风月无边",祝枝山别解为嘲"妓湘英"为"虫二",堪称当时汉字文化爆出的一颗新星."虫二"的直解当回归"风月无边",乃天人大美之赞,传用至今;而"风月无边"原为朱熹赞美周敦颐的准道学名言,但其主词"风月"才是"虫二"的原本."风月"自古义涉相思、声色、风骚、风情等项,故唐匾祝释都有反道学倾向和讥刺朱熹之意."虫二"的诞生及其在作家创作中上接《庄子》"之二虫"、《诗经》"虫虫"、《搜神记》"虎名大虫"等等,形成由"虫二"所吸附之文化"统一场",进而影响当时和后世《金瓶梅》《桃花扇》《红楼梦》等有多种多样"虫二""二虫"等演绎的描写,至《红楼梦》乃为"虫二"写风情爱欲的巅峰之作.但是"虫二"至今未被收入《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希望修订时能予补入.
秦及汉初的治狱之吏既包括监管监狱之吏也包括断狱执法之吏.断狱执法之吏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违令、获得辞证违令、破坏或毁灭证据、治狱稽迟、审判不当、擅断等.这些规范性或惩罚性律令加强了对治狱之吏的管理与监督,塑造了一支严谨、高效的吏员队伍.同时,也因制度本身细密繁缛,执行过程中存在刚硬有余而变通不足等问题,司法的种种弊端在汉代逐渐显现,其中的大部分为后世所调和和完善.
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指向是人生论,其哲学可谓人生论哲学,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是人生美学(人生论美学),它是中华民族的美学.人生美学的兴趣不像哲学美学那样探索抽象的美是什么,也不像艺术哲学那样从抽象的哲学理念出发探讨所谓艺术的本质,更不像艺术心理学或艺术符号学专门从心理学美学或符号学美学的角度探讨艺术的种种特征;它的根本兴趣在说明美与人的关系,美与人的生命的关系,美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总之,美与人生的关系.人生论美学既热烈执着于人生又高逸超拔于人生的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诗性呈现.
戏台并不是孤立、无生气的一座普通的建筑,而是富有生气、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它反映着戏曲发展的历史面貌.考察和研究古戏台是研究戏曲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借助古戏台及其有关资料,可以了解不同时期戏曲形式的演出场所以及观演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出土秦器物铭文和封泥中有"诏事"或"诏使""诏吏"二字,辨析众多隶释意见,实指同一职官.一般认为诏事是负责管理制造器物的职官,与属邦有关.但从职官命名原由来看,诏事本职实非负责管理制造器物,而是负责接待来朝聘的诸侯、友邦使者,是典客的属官.秦汉易代,文献和出土材料未见再设诏事之职.由于"诏"字作为皇帝专用的禁忌,"诏事"作为职名并未见有原来意义的设立,而汉代诏使与秦诏事名同实异.
清代有一组集中描写西域天山的赋作,这组赋作,不仅体现了对天山地理形制的清晰认知,更赋予了天山人文精神的蕴意,展现了他们对天山独特的审美观照.翻检史籍可知,"天山"作为独立书写的主体对象,进入赋体文学创作领域始自清代,且清代天山才有了明确的名称和地域指向.清代天山赋最显著的书写特点是极尽铺张扬厉、虚实结合之能事,以恰当的夸张、形象的设比,铺排描述,全方位展现了具体生动的天山.更可贵是天山赋从不同审美视角观照天山,展现赋者热爱天山、颂赞统一、激扬壮志、抒发理想以及感慨悲怆人生等多种意蕴.清代西域天山赋的书写,是清代天山认识成熟下的文学创作,同时亦表达了对国家大一统的认同,也从文学角度呈现出了一个生动具体的天山.清代赋家对天山形象的认识及其赋予的独特天山意蕴,值得再次去发现和探索.
2019 年以来,夜间经济作为我国"激发新一轮消费升级潜力"的重要举措被提升到战略层面,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夜间经济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并成为常态化的经济形式.文章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夜间经济运行要素的概念,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夜间经济研究对象的抽象概括和归纳分类,得出夜间经济运行主要包括六类要素,分别是夜间经济管理、夜间经济业态、夜间经济利益主体、夜间经济集聚空间、夜间经济规划及夜间经济评价.同时文章尝试探讨夜间经济运行要素的内涵、功能和结构特征,并从系统论视角分析夜间经济运行要素之间互相关联、互相支撑、互相制约的作用机制.
《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相关论述和观点渗透在马克思的道德情感语境、历史唯物主义语境和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财富的多少决定着富裕的程度,《资本论》考察了财富概念的内涵,系统论述了从"实物财富"到"观念财富"的发展历史,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财富""能力财富"内涵进行了科学推测,共产主义进程的阶段性决定了共同富裕在共享主体和分配方式两方面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同时,《资本论》还从根本动力、制度前提和实践主体三个方面搭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体系.《资本论》中的共同富裕思想对于当前中国构筑共同富裕理论体系和制定共同富裕实践方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汉时期,在处理与匈奴、西域及周边各民族关系的过程中,人质手段经常被采用.既有非正常情况下的外交扣留人质,也有制度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向汉朝遣质.少数民族政权通过遣质、贡献等方式表达和平或臣属之意,汉王朝则把人质作为外交手段的一种进行采用,并辅以军事手段、和亲策略和赏赐政策来维系对周边民族的控制.人质交往特别是置质是两汉对周边民族实现羁縻统治的方式之一,随着控制程度的加深,一些区域民族被编入户籍,常规的军事行政管辖成为主要的管理方式.
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汉初外戚称"宗室",不称"异姓",且与皇族可以兼称"肺附""骨肉".但查诸史料,似有可商之处.汉代外戚不称"宗室",业已撰文辨正.汉代外戚不能等同同姓,自然是"异姓".至于其"肺附""骨肉"之称,也是有其特定语境和语意的,不能一概而论.
陈君《润色鸿业: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立足《汉书》横跨文学和历史两个学科的特点,运用考证、文史互证等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该书资料丰富,论证严密,视野广阔,跨越古今,还运用知识与权力的新理论,提出新见,代表了近年来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