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长云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学术大转型的背景下,对汉代奴隶社会论者的批判和对汉代社会性质的申论,无论在史料运用和理论概括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均未超越 20 世纪 50 年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术前辈的学术水准和高度.沈先生对"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说的论证,暴露出反反复复的循环式论证、陈陈相因的碎片化证据、先入为主的想当然推断及自说自话的自娱式评判等突出问题.沈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重构和古史体系重塑的学术实践中,并未跳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论框架,这就使得其在学术转型和话语体系转换的背景下,对于先秦社会形态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面临着破立两难、进退维谷的尴尬困境.
张资平于 1940 年 3 月来到南京加入汪伪政府成为汉奸,此后发表有《新红A字》《青燐屑》等作品,为日伪"和平文学"张目.《中报》上连载的《烟波江上》则是此前未曾提及的张资平中篇小说,主要描写武汉大革命时期革命青年一步步走向幻灭的过程.另外,张资平在彼时也写了一些与日伪当局宣传口径不一致,乃至对部分日本殖民者表示不满的文字,呈现出两副面孔.
郭沫若的书法以行草书名世,但其行草书风的形成过程与师承关系却并非清晰可辨.通过他一生的书信笔迹,可看出他行草书学习先后师从多家,幼年在颜真卿、欧阳询的用笔上花了很大功夫,此后又钟意于宋代以苏轼为首的写意书风,且强化了东坡书法中以行写楷的书风表现,形成了他早期的行书风貌.中年以后书风大变,尤其是在米芾的用笔上用心揣摹,又广泛涉猎金石文字,结合自身的书写审美趋向,以碑写帖,进行碑帖结合的大胆尝试,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郭氏"风格的行草书风格.
郭沫若是在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之后, 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有意识地转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系统研究. 然而他在留学日本时期,就已经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先秦诸子开始了研究意义上的思考,关于墨子即如此.《郭沫若、宗白华讨论墨子的通信》将郭沫若写于 1920 年 1 月的一封信函,作为郭沫若研究文献资料做了详尽的校勘、整理,这对于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墨子研究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对于整理、校勘历史文献,尤其是如何勘定标点符号,整理者提出了一些原则和值得关注的问题.
郭沫若荀子研究散落于其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多篇作品之中,涉荀研究持续时间长,对荀子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较高关注度,产出成果丰硕,属民国荀子研究的精湛之作,极富思想史研究特色.他在涉荀研究中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化了荀子儒家学派归属的认知,准确把握了荀子思想特点与为文风格.他以公允客观的态度指出了抑荀扬孟与抑孟扬荀这两种立场均不可取,独具慧眼地看到荀子最有特色的一项学说是性恶说,并在宋子与荀子关系上提出了新观点.郭沫若荀子研究深造之以道,多自得之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当今荀子研究具有诸多学术启迪.如对于弓荀学派中的子弓是何人,《吕氏春秋》与荀子的关系以及荀子与科学的关系等多个论题均有启发.平议郭沫若荀子研究,无论是对于客观评价郭沫若的先秦思想史研究,还是对于启迪当代荀子研究,都有一定学术价值.
申不害作为先秦法家主"术"的代表人物,其"术治"思想渊源有自,顺应了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富国强兵的变法要求,并且在相韩的十多年里推行"术治"取得了显著实效.对于申不害的历史功绩及其"术治"政治实践,历来以贬低、指责者居多,现代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郭沫若,也对其持几乎全盘否定的批判性评价态度,这是不够客观公允的.
李一氓是享誉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藏书家、古籍整理专家、学者.1981 年李一氓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其间与包括王贵忱在内的版本学家私交深厚.李一氓逝世后,王贵忱整理了两人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往来通信、手迹 20 余篇,印制《李一氓同志书简》,其中包括对《水浒叶子》《屈大均全集》《明本潮州戏文五种》等各类古籍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工作的沟通,体现出李一氓重视地方文献的发掘、往来交流、注重对版画作品的选择和推广等古籍整理工作细节.
郭沫若的海外研究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日本,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日本学者对郭沫若的研究众多而且从未间断;但我们国内对此知之甚少.本论文将以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女学者中岛翠①的一系列郭沫若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她的论文的介绍和整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海外郭沫若研究的具体内容,让我们能扩大视野看到不同视角下的郭沫若.
郭沫若接触、认识、研究墨子前后不少于 50年时间,"从他十三四岁(1905-1906)算起,直至1957 年发表《关于墨子思想的一封信》",①由此可知墨子研究在郭沫若一生中的重要地位.
新发现郭沫若为《苏联纪行》罗果夫俄译本所作序文的中文原稿,1947 年 5 月 20 日刊载于《燕京新闻》第 13卷第25 期.此前该序文被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4 卷时,由于未能找到中文原稿而只能借助俄译本译回.该中文原稿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了解该序文的本来面貌,而且也弥补了收入《郭沫若全集》时只能借助俄译本译回的缺憾.此外,还发现与 1945 年苏联之行有关的《胜利后的苏联巡礼》一文,1946 年 7 月 14 日刊载于《一四七画报》第 4 卷第11 期.虽然该文署名郭沫若,实际疑似记者访问记.
张资平在《读》中"根据经济的关系"率先公开了成仿吾的五万元公款之公案,进一步考证这桩账目不清的经济公案,有助于深入理解鲁迅反复追究成仿吾到日本修善寺洗温泉的文坛公案,以及鲁迅与创造社成员之间持续多年的是非恩怨.
1869 年,日本政府决定修建铁路,自此铁路设施被引入日本,轨道无疑是日本都市近代化后才出现的新事物.在近代文学作品中有极多与日本铁路相关的内容,可以说轨道空间的相关表象是近代日本都市表象中极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选取郭沫若的《残春》和萩原朔太郎的《冰岛》进行比较考察,在明确作品中主人公分别所属社会群体的基础上,聚焦作品中的轨道空间,解读作品中人物在轨道空间中的身体感知与身体状态,明晰两部作品中相关表象各自所具有的特征.并结合其他相近年代的类似文本,管窥在人物各自代表的社会群体的此类表象的深层所隐藏的空间体验的实质.
1944 年 3 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问世,在当时思想文化战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各方力量的迅疾回应既表明该文甫一问世就承载着现实中亟需的政治功用,也深刻反映出抗战后期思想文化战线激烈斗争的复杂情形.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始,围绕《甲申三百年祭》出现过几轮评论和研究热潮, 官方一如既往地将其视作新形势下执政党自身建设可资借鉴的历史教材,阐发强调其现实警戒功能,学界则对其撰写动机、学术得失和价值地位等进行过深入探讨.
1945 年 5 月 30 日,郭沫若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 220 周年纪念活动,赴苏前夕,郭沫若致函沙孟海咨询相关事宜.本文就此信的年代、相关人物及活动进行了考释.
上海剧艺社成立于 1938 年 7 月 17 日,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重要剧社,在孤岛时期演出时间长达 3 年,抗战后重建时期也演出了一年有余.1946 年 8 月末起至同年 10 月初,上海剧艺社在光华大戏院演出了郭沫若的《孔雀胆》,演出场次达 53 场,赢得了观众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最终因多方面原因而停演.
《创造月刊》是创造社的主要文学刊物之一,1926 年 3 月在上海创刊,1929 年因国民党当局查禁而终刊,一共出版了两卷 18 期.虽然发行时间不长,却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传播窗口.用拉斯韦尔模式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对《创造月刊》的传播机制进行解读,发现该刊从坚守纯文艺刊物定位向放弃纯文艺倾向的转型不是一种无目的的、盲目的传播行为,而是有目的、有策略的革命行为.《创造月刊》的转型是文学刊物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创造社同人主动迎合革命发展需要的自觉选择.创造社在利用《创造月刊》推广革命文学观念时的做法,为意识形态宣传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1951 年,郭沫若两次公开检讨,为陆定一指出《撒尼彝语研究》的政治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而在 1952 年与邵祖平的通信中流露出学术与事功纠结的复杂情绪.1954 年前后,郭沫若以相当的精力,从事《管子》集校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正是向学术家本色回归的努力.
可以从"汉字书写"这一更广阔的视野及实用功能的角度,欣赏研究郭沫若书法作品和书法成就.郭沫若在汉字书写实践中实现了两个方向的平衡:一方面他一生坚持用毛笔书写,留下了无以计数的书法艺术作品,为中国书法界贡献了独具个性的"郭体"书法艺术,保留和传承了中华民族汉字书写的艺术性和独创性.另一方面,因为文字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为了将中国科技融入到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郭沫若又在吸收东亚各国汉字改革的经验中,非常鲜明地主张汉字书写的简化和拼音化.正是这两方面的平衡,使郭沫若正确地处理了汉字的实用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做到了在中国文字的坚守和创新之间的协调发展.
善书者必善文,人与文是书法的根基.文人书法是具有文化责任和审美意义的艺术融合,其创作必须有哲学、文学、史学、美学等人文底蕴,作品离不开对文字、文学、文化、文人的推崇.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书法史上文人书法首屈一指的人物,成就璀璨,自成一家,对当代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文学观视野下,重新审视沫若先生对中国文人书法的探索和贡献,构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人文学养体系,让文人书法创作回归传统溯源与人文情怀,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文质兼美、技道两进的书法艺术精品,自觉自信地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已形成共识,如新版《郭沫若全集》的启动,和《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 年)》的出版,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文化史的学术建构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即基于这样的文献目标,努力钩沉相关文献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呈现郭沫若作为文化人与社会人的"一般性",这就不得不提到《国民公报》上的郭沫若文献.论文以 1938 年 1 月 11 日至 1939 年 1 月 29 日《国民公报》的 15 条郭沫若文献为基础,对《郭沫若年谱长编》缺漏或不详条目作了"增补",并以该报 1938 年 6 月 24 日、25 日连载的傅襄谟采访郭沫若之《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文献,还原郭沫若战时初期(1937-1938 年)的文化思想,这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作为横截面的 1938 年郭沫若之抗战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