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借助土地这一特殊的具象性意象表征自然,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换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而以"人地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切入点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通过对比原始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人地关系"的不同特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流变的经济动因,揭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在生态议题上,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人与土地物质变换断裂现象和以抢劫土地肥力为主要手段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科学地阐释了生态危机的成因.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摒弃了西方主流环境主义、深生态学和生态浪漫主义等在生态问题上抽象的价值批判和伦理说教,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入手,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联合生产、弥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扬弃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等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策略.
行政执法关涉行政机关与市场主体的交往,会对营商环境产生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优良的营商环境要求行政执法推动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保障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营造亲清政企关系.反观实践,运动式执法的不确定性、"一刀切"和从严从重策略加重了市场主体的负担;威慑型执法的逻辑起点忽视了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容易加剧政企之间的对抗性;选择性执法缺少正当理由区别对待不同市场主体,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环境.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需从实体和程序双重面向规范运动式执法,协同威慑与遵从理念构建回应性执法,修复政企之间的信任关系,并以维护公平竞争为价值依归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对待.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而党的自我革命则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正是因为深谙自我革命和制度建设的辩证统一及内在逻辑,党在深化自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积极构建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管党治党提供全面向、全领域、全过程的制度链条,以体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制度约束,确保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党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政治自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思想自觉,将自我革命经验制度化的行动自觉,汇聚成取之不竭的内生动力,共同助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也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更坚韧的制度脊梁.
"中国之制"规范"中国之治","中国之治"践行"中国之制",实现了中国式"制""治"互洽.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本土内生、"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耦合共进、"中国之制"嵌入"中国之治"现实可行、"中国之制"提效"中国之治"自觉自信四个方面,彰显了"制""治"生成合洽、关系契洽、运行协洽、转化融洽,为更好探究"制""治"规避西方式乱象、实现在中国的互融互通给出解答.
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具体形态,具有外部的形体性和内在的体系性,其"新与旧"的标尺在于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西方既往文明形态的双重束缚下,发生了"由新转旧"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逆全球化取向、新垄断结构形成、民主政治极化、社会共识坍塌、文明观封闭等方面.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赋予了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这三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塑了新政治形态、新生产形态、新生活形态和新合作形态,共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展开.
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是指完成社会保障目标任务、促进社会保障健康运行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的总和.社会保障治理能力包括谋划能力、执行能力、投入能力、互动能力、回应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治理能力显著提升,但与治理现代化目标还有明显差距.未来需要立足劳动者和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治理能力,全面实现社会保障治理现代化目标.
推进教育数字化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新一代智能技术赋能下,思政教育获得了"数字之形","可见性"增强,但也带来了数据代言"副效应",主体在场的"虚假性"被遮蔽,思政教育在现代化转型中陷入"象征性在场"的泥沼.从本质上看,"象征性在场"是思政教育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离场方式,是传统"我不在场"在技术之维的现代异化.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问题,根源在于思政教育在现代化转型中未能处理好"资源属性和价值属性""符号互动和意义互动""界面空间和实体空间""数据主义和人本主义"等多重内在张力.走出象征性在场困境,需要以超越可见思维重塑思政教育,在由"物"到"人"中"超越有形"重塑思政育人系统,在由"技"入"道"中"超越有限"重建现代人机关系,在由"身"及"心"中"超越功利"重构底层教育导向.
数字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时代衍生出的新样态.较之于传统形式主义,数字形式主义具有判识难度更高、负面影响更广、规制难度更大等特点.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数字形式主义的在场形态,厘清其生成逻辑,并有针对性地从加强数字治理、培育数字素养、健全数字制度三个维度对其加以规范治理,以解决普遍存在的数字形式主义、强化"四风"整治效果.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使命.美育作为一种综合性教育,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审美目标同态化、价值目标同质化、情感目标同构化、实践目标同向化等属性,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着转化、解释、深化、创造等功能,形成认识提升、情感认同、意志锤炼等动力机制.美育具有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引领力的独特功能,发挥美育对高校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的助力作用是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为此,需要通过践行课程教学问题链接、实践教育场景驱动、美育平台云端共享、校园文化形神并举等路径,切实增强美育助益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引领力.
理解生态财富涵义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求的前提与基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之开辟了一种哲学解读视角.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下,生态财富体现为自然界的物质性、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性、财富积累机制的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彰显了自然界的基础作用、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地位、财富积累机制的驱动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立足生态财富的三重涵义,实现生态财富增长是关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关键支撑和重大课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中,需要准确把握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性规律,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力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党不等于强党,强党未必恒强.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性难题,现代治理理论蕴含的价值要素和规则体系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路和实践进路.破解政党治理视角下的大党独有难题,关键在于回答好"治理何以可能"和"治理以何可能"两个重要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政治权威性、理论先进性、组织适应性、自我革命性等大党优势为应对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有力支撑.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在于以党内民主团结治理主体、以制度治党规范治理行为、以政治参与激活治理动能、以信息技术赋能治理方式,建构民主化治理、法治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智能化治理的有效机制.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选择.各自为政作为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常态,存在协同乏力、治理内卷、资源浪费等弊端.提升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效能,需要通过发动公众参与、聚焦治理方式、构建互惠机制、创造议事条件等做法,着力打造一种有效的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确保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挥作用,应突出长效机制的构建.
元宇宙作为一种新兴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独特潜力和优势.通过探寻元宇宙的技术属性,可以发现其不仅具有沉浸交互性、高度开放性、强大连接性及扩展性的特征,还在有效性、包容性与共生性三维向度上具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价值意蕴.因此应从建设元宇宙平台、创作元宇宙内容、运营元宇宙社区、评估元宇宙效果四方面入手,探寻元宇宙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进路.元宇宙的应用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由简单嵌入转变为有机共生,实现了价值理念与虚拟实践的高度统一.展望未来,应着重关注元宇宙理论框架、传播模型、评估指标、技术优化及伦理道德问题,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提升提供一定保障.
元宇宙在当下有诸多相关问题尚待阐明,其中"元宇宙是什么"和"元宇宙为何成为热点",都指向元宇宙概念的社会建构.为此,既应梳理概念的语义脉络、回顾其思想渊源,也要回应概念何以流行、是否具有生命力、指向怎样的未来等问题.元宇宙概念的流行其来有自,可能并不具有生命力,但锚定了人类社会正朝着沉浸、互动、持续、去中心化等方向发展的数字未来.各类新兴技术将对人类思想传统提出挑战,虚实交融的世界需要人文精神的浸润和滋养.对于元宇宙概念应当透视交织其间的追捧与质疑声音,厘清技术与生俱来便共存的迷人与危险之处,找寻人类在数字未来下的美好生活之道.
全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升级和网民数量的激增致使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复杂性明显增加、对抗性持续增强,舆论影响力愈发强大."狂热追捧""千夫所指""道德审判""道德绑架""口诛笔伐""人肉搜索""舆论反转""情绪反转"等网络极端行为层出不穷,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抢占主流意识形态发声先机,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成为危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对此,应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力为主方向,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供给,放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声量,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空间,瞄准"群体极化"、打破"群体盲从"、狙击"网络恶语",全面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破壁入圈",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随着福利国家改革实践与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发展,英国的养老服务经历了由福利权利时代、福利公民权利时代到福利民主权利时代的历史演变,服务与服务使用者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化,养老服务理念由消费主义阶段迈向民主主义阶段.民主主义理念超越了以服务提供者为主导的、线性逻辑的服务生产概念,发展为以服务使用者与服务提供者的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为基础、在供需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协同生产"与"协同创造价值"的概念.老年人不再被视为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享有平等社会权利、能够创造额外价值的积极社会主体,民主主义养老服务理念成为积极老龄化社会得以建立的价值基础.英国养老服务经验对于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模式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由网络社交衍生而来的"网络巴尔干化"作用于青年信息获取、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影响了青年价值观塑造."网络巴尔干化"由媒体、技术、个人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易导致青年固有价值观增强、引发异质价值观认同、阻隔主流价值观内化、理性价值观缺失等隐忧.为实现青年主流价值观根植与消解"网络巴尔干化"影响的双向"破壁",应以现实逻辑为依据,通过构建价值场域的"数字阵地"、整合价值内容的"数字资源"、规范价值表达的"数字民主"、引领价值传播的"数字媒体"等策略进行积极调适.
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为了揭示出特定主体干预人们理解世界方式的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范型——话语机制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理论与政治哲学交融后的新领域,话语机制分析继承了"不确定思维"的理解方向,同时形成了肯定性的解释判断与批判性的证伪相结合的分析向度,其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而非语言规则游戏,特别关注话语运作程序.由此,话语机制分析具有了整体性、交互性、目的性、反思性等特征,使之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福柯的话语控制理论、批判话语分析和深度解释学相区别,成为揭示话语意义研究中常用的分析范型.
基层治理中痕迹主义的实质是一种以"迹"显"绩"的形式主义,即痕迹手段对治理绩效的替代和违背.痕迹主义的衍生机理可以概括为:属地管理原则的无度扩张、信息痕迹权重的过度加载、治理过程控制性的单向强化、政绩观念的异化.治理痕迹主义,应加强从理顺权责关系、合理配置信息绩效权重、打破过程控制藩篱、塑造责任担当等方面来提炼对策、综合施策.
国家记忆是权力主体借助国家强制力量对国家历史选择建构、对人们的思想发展施加影响并形塑国家认同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国家记忆再生产与智能传播具有内在关联,智能传播是网络环境下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国家记忆再生产使智能传播具有价值承载性.智能传播作为技术工具,算法价值、数据筛选、符号互动在赋能国家记忆传播信度、批判力度、情感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偏向与国家记忆强化国家正面形象传播、"信息茧房"与国家记忆提升主流价值共识、流量思维与国家记忆充盈革命精神血脉等之间的矛盾.智能传播场域需要承载国家象征符号引导记忆询唤、优化历史纪念空间传承记忆价值、利用精准推送技术对抗记忆遗忘,有效推进国家记忆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