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护公平竞争和为算法运用创造良好环境的角度考虑,反垄断法应当加强对算法运用的规制.基于各种算法的特点、限制竞争情况以及境外反垄断实践,轴辐类算法共谋应当成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尤其是对于其在反垄断法上行为属性的认定.从各类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轴辐类算法的特点看,绝大多数限制竞争的轴辐类算法共谋可以归入垄断协议的范围,偶尔也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或者经营者集中.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轴辐类算法共谋可能同时触及多种垄断行为,究竟是按照多种行为分别处理还是仅仅按照其中一种行为处理,要考虑当事人是否重合、各种垄断行为涉及的法益、行政处罚的原则要求和轴辐类算法的特点等要素.
舆情治理现代化是决策管理者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秉承善治的理念,运用先进的智能科技,对社会上存在的复杂舆情实施科学化治理,构建规范的舆情治理体系,高效提升舆情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致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根据当前舆情形势,新时代舆情治理现代化面临着舆情治理定位尚不够准确明晰、舆情治理理念贯彻不够有力有效、舆情治理工具智能化程度有待提升、舆情治理体系亟待规范构建、舆情治理方式有待完善等诸多难点.基于以上现实难点,相应的实施路径在于:明确战略定位,增强舆情治理前瞻性;凝聚主体合力,保障善治引领舆情治理;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舆情治理智能化;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现代舆情治理规范体系;优化方式、提高能力,推动舆情治理科学化高效化,以期实现舆情治理现代化.
苏轼豪放词风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熙宁六年的"熙河大捷"促使苏轼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形成;元丰六年"永乐之败"又促使苏轼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的豪放词风由豪放雄壮向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
当今时代的全球化生存正处于从资本扩张的单向支配到普遍交往的互动共建转型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中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自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内,奠基于人的类本质存在的类价值生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全球化生存的类主体内在地蕴涵着一种积极的他者意识,由此而拥有了一种正确认识、分析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整体进程的更加广阔、开放、包容的生存视域.在世界历史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生存的类价值主体的成长发展体现为交往意识深化所带来的开放精神的增强、平等精神的彰显和自由精神的成熟完善.在全球普遍交往的共同生存语境中,唯有一种基于平等承认的视域融合才能生成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具有充盈张力的类价值标准.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全球化生存的现实,理顺了全球化演进的机制,廓清了全球化发展的路径,是全球化和谐共在生存实践的重要价值引领.
通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其基本项为脱离政教、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等三个方面.细究之,情感、辞藻、声律等审美特性指向的其实是"杂文学".其中辞采的部分因素和情感表达以文体细分为基础,而声律、偶对、夸饰、用事、练字等因素,则以当时各文体共同的创作方式——骈体为基础,追求的是共性,特别是声律的讨论并未与文体细分结合,于是"文体细分"与"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两个基本项之间产生分离力.基本项与后世文学兴盛的关联有限,导致"自觉"的命题缺乏自洽性."文学自觉"说是一个伪命题.究其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新出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探讨不够,同时对传统诗教的核心观念也缺乏接续性思考.其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创作主体和创作过程,特别是创作技法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上,归根结底是一次极富热情的尝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时代命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蕴含着自身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生动力.历经近20 年持续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取得长足发展,积累的经验成效值得阐证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如何赓续发挥更大作用,首要任务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答和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的迫切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加强学科的学理化表达,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坚持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立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结合党的理论实践创新推动学理化阐释,构建马克思主义领航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谋划并绘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人类历史是结构限制下行动者的行动史.再严密的结构,都会给行动者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正如地理环境只能影响而非决定人类行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也只能决定行动者会面对什么问题,限制应对措施的可能范围,并不能直接决定行动者如何应对.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面临的根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阐明时代主题、行动者的应对及其后果.关注行动本身的政治史,有可能统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制度史,构成历史的整全理解.关键事件和担纲者,提供了整全历史的切入点.
随着全球治理的不断变革与发展,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也日益复杂多变,如何创新与调整叙事话语方式和议题设置,以推进全球治理共识达成,是重塑全球治理的重要愿景与目标.在国际话语场中,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话语不仅能够呈现、建构、改变或提升一国的国家形象,还能够为其提供意义阐释.面对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发生的转向及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的困境,我们可采取标示性叙事话语聚焦,"自塑"与"他塑"协同,加强叙事话语的双重逻辑,促进叙事的可视化表达等策略,实现国家形塑的提升与改进.
《三游诗》是方以智于清康熙六年福建之行所作的诗集,含《石鼓游》《九漈游》《武夷游》,因清廷禁毁,此书三百余年散佚不传.2021 年发现此书藏于上海图书馆.通过对该书版本的考察和被"深藏"缘由的分析,该书的写作、刊刻时间及传存情况得以确定.从文本所展示的内容,可以知晓方以智"三游"本事并体悟其晚期的诗歌特色.方以智或寓精神于山水,或藏哲理于诗篇,或以游藏迹,寻觅"知音".结合方以智晚年行踪及当时遗民动止,可于诗中探得可靠的消息.
人工智能已经造成了大量社会现实问题,其中社会公正风险尤为显著.测量社会公正的指标体系与路径方法必须契合弱人工智能的问题域,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考量其测量维度和基本途径.通过借鉴经典测量公正的指标设计,以马克思主义对抽象公正的四重批判为理论前提,在关切人工智能的社会公正风险的独特"应然性"和"实然性"关系结构的基础上,积极吸收社会公正感的影响要素,就能够初步提出测量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的基本维度.通过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下"机—人"关系所呈现出的社会不公正的现实范型,测量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就呈现为五个不确定性问题.在这五个不确定性问题所规定的"风险维度"中,人工智能的社会公正风险才可能得到系统性防范化解.为了不断降低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首要是让人工智能合理地回归工具本质,在国家层面牢牢把握人工智能自主规则制定权,在国家间防范标准制定权与话语权的恶意争夺,有效降低社会大众对技术规范和伦理准则普适性的不合理预期,在不断加强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双向结构性革新中,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性积极作用与有效规避社会公正风险的负面衍生效应有机统一起来.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
21 世纪以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暴力的理论研究逐渐成为理论热点.国外学者认为当前暴力类型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它将自身呈现为某种无害的、必要的、正当化的、合法化的东西",[1]常常以不可见的甚至看似中立化的形式出现.巴特勒和齐泽克聚焦于宏观的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制度体系等层面的暴力,分别从政治伦理、精神分析视角对这一问题予以探讨.如果说巴特勒和齐泽克所理解的暴力是以抵御他者为目的的排斥性力量,那么韩炳哲所指认的暴力则是以"他者的消失"为表征的肯定性力量.究其根源,韩炳哲认为,从规训社会到绩效社会的演变中,治理术正在进行微妙的拓扑式置换,即关于肉体惩戒的规训权力渐次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深层次的精神意志的操纵.由此,主体的"去心理化"为肯定性暴力的滋生清理出空间.从宏观系统层面到微观心理层面,无孔不入且日益隐蔽的暴力渗透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生活.
"全员动起来"是抗战时期淮北根据地锄奸反特运动的最鲜明特征,这主要缘于根据地党和政府在其实践各环节中的主动作为和艰辛探索.具体来说,在"为什么要全员动起来"环节上,除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之外,也是自身主观进行了不断试错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结果;在"全员动起来为了谁"的环节上,克服了当时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薄弱、各种反共谣言的攻击以及党自身相关狭隘性认识等弊端,促进运动与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的相向性;在"如何实现全员动起来"环节上,注重通过构建立体性的组织网络、发挥群众团体的主体作用、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密切联系其他维护群众利益的运动等来激发;在"全员动起来后怎么做"的环节上,经过长期探索获得了联系实际、把握重点,区别对待、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重视法治、有序进行等较为成熟化的认知.毫无疑问,这些认知和实践,既巩固和发展了当时的根据地,也为新时代国家安全的维护和实现提供了启示价值.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内生于地方政府所主导的"以地谋发展"经济模式,根源于央地财政体制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分税制改革以来,面对财政收支失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压力,地方政府逐步形成"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债务融资模式,由此滋生财政金融风险并导致房地产泡沫化和产业发展空心化.规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更加严格的法律约束、预算约束和市场约束,其有效治理最终有赖于财政体制关系优化与地方发展模式转型.
现代化浪潮是标识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性潮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引导各民族走向现代化.毕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永续发展需要现代科技的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良序运转需要现代法治的护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需要现代化的模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文传统需要现代性的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想象需要经受现代化的考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虽然需要现代化的赋能,但这种赋能的现代化并不能是西式现代化.西式现代化不但导致人的异化、族裔撕裂与血腥殖民,而且深陷宰制自然的迷思,习惯性地欺凌自然并引发自然的反噬.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与文明等级,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要拒绝西式现代化而走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致力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诉求、契合以人为本的人文理想、符合永续发展的生态要求、满足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唯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之下,方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社交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在线社交网络的产物.社交机器人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场景不断增加,身份政治群体因其主体的特殊性和话题的敏感性容易被政治势力操控和利用.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和机器的深度学习,现代社交机器人的"类人"表征显著提升,加入身份政治群体主体当中,对正常的政治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人们在给定的伦理、社会、政治秩序中政治参与的身份构成.身份政治当中各种意识形态在传播背景下被放大,影响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既为处于边缘的身份政治群体提供了发声渠道,也因参与主体的特殊性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合规性问题.因此,人类需辩证地看待社交机器人的作用,重新审视人机关系,还原技术本真,使其服务于人.
关于信念与意志之关系的种种争议,归根到底是直接意志论与非意志论之间的分歧.反对直接意志论而支持非意志论的经典论证是概念不可能论证和心理不可能论证.虽然非意志论占据着当代知识论的正统地位,但最近的心理实验证明凭意志而相信在概念和心理上都是可能的.信念概念实际上是拥有具体特征和抽象价值的双重性质概念,人们既可以根据具体特征进行信念归赋判断,也可以根据抽象价值进行信念归赋判断,从而形成了宽窄两种信念概念.直接意志论具有信念宽概念下的合理性,非意志论具有信念窄概念下的合理性.
地方治理是一个相对概念,既不能完全自证也不同于治理地方.地方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极其重要的载体与具体体现,决不能搞价值虚无、价值无涉.地方治理应当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处理好地方治理与中央治理之纵向的"上下相互治理"及横向的"地方相互治理"的关系.地方治理应当是全过程全方位的治理,既要珍惜地方治理的历史积淀又要落实好层级责任制.地方治理应当参照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逻辑,处理好地方治理主体和治理主导的关系,做到地方治理间的优势互补,既入微展宏又入宏展微.在地方治理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根据"木桶原理"和轻、重、缓、急原则,在地方治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相互共振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保持治理的相对平衡发展.
所有的文体"本同末异",故客观上本有可通融性;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文体辨析不期然而然地为文体浑融做好了准备;文体浑融具有自主性、契合性、不对等性及排异性等特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文体融合也可称"文体互文".中国古代文体互文的具体方式约有六种:构思性互文;表现模式互文;讲说口吻互文;语言体式互文;风格互文;体裁、体类互文.这六种互文方式也不绝缘,相反,文体互文或文体融合常常是多种方式共存并行、综合性施加的.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结合以及现代化治理体系与现代化的结合.在政策逻辑方面,坚持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运用稳中求进的方法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