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灿烂辉煌，上下五千年历史征程浩荡，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儿女同江河湖海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修建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促进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为回顾来路，绍继前贤，继承中华治水文明，弘扬水利精神、中国精神，河海大学精心组织策划了《水利百年丛书》。《水利百年丛书》包括《百年百“工”》《百年百“禹”（第一辑）》。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 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城市内部非核心区域的向外扩张构成中国在过去20 多年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一个典型特征,由此体现的城市空间格局演变使得城市化的环境污染效应变得复杂.基于我国273 个地级市1999-2020 年面板数据,从城市内部非建成区面积反映的城市边界区域扩张视角探讨了城市化进程的环境污染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作用规律.研究发现:城市边界扩张的环境污染效应呈U形关系,即城市边界扩张在初期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但边界的过度扩张则显著不利于环境改善.特别地,城市边界扩张更易在我国三、四线城市和中西部区域城市呈现较为明显的环境污染效应.结合城市边界扩张的异质环境污染影响,认为我国高等级城市可以保持适度空间外拓,同时重点优化拓展空间各类功能区的布局并加强与原核心城区的整合;对城市边界扩张过快的低等级城市,需要限制其无序扩张并加强扩张区域的综合治理.针对城市边界扩展污染效应表现出的U形关系特点,认为关键是通过人-地空间耦合的增强、更严格环境规制的实施、构建城市边界拓展区域经济收益多渠道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等,降低城市边界向外扩张越过环境污染效应拐点的可能性,并减缓其越过污染效应拐点的不利影响.
元宇宙的形成标志着社会数字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也势必会引致对当前政府数字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创制.技术叙事中有关未来治理的想象,以及现实中基于商业资本运作下的"游戏"超域效应揭示了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可能性以及前景.以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的上下衔接为基础,提出了以"原理-模式-载体-效能"为线索的逻辑理路.其中,元宇宙支撑构建的数字技术—经济混合规律体系作为治理原理为政府数字治理创新提供了原动力,而发展出的新型数字情境治理模式以"置换"和"仿拟"逻辑赋予了主体"在场"能力,并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空间"作为载体强化数字治理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最终实现以秩序正义为核心的治理效能.从当前政府数字治理的现实困境出发,构筑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总体方略:包括锚定真实治理需求、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以及耦合数字平台建设3 条赋能路径,并形成以重点项目牵引、多元主体联动、多样智能治理连接、复杂智慧体系融入为特征的行动策略.未来,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关键还在于重视"脱域"视界下政府数字治理制度的逻辑转换,强化"游戏"情境下政务平台公共性的保障,以及警惕"超真实"符号世界的内生风险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反思并追问元宇宙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延续和复兴技术治理的辉煌.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需要从组织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内在逻辑出发,思考制度创新的框架体系.具体而言,自我革命的逻辑起点是勇于承认错误,这就需要健全中共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从组织有机体的健康成长出发,需要健全党员新陈代谢的体制机制;从组织运行的制度保障出发,需要健全民主集中制与党内会议的体制机制.最后,党内团结既是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也是自我革命的目标诉求,这就需要健全党内团结的体制机制.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厘清和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中国底色和社会主义属性等重要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观照时代的深刻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立足中国底色,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以及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关注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问题,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核心要义,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深入研究和科学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中国底色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等重要问题,有助于准确理解其核心范畴和内在逻辑,有利于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的基本路径.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构建了相应的多维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我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21 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借助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的总体水平不高,二者在绝对总量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相对增量上契合边际生产率递减的规律;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长期效果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异调节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中部地区相比,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东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增强,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减弱;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省共同富裕水平受到邻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正向影响.因此,多措并举、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地制宜挖掘政策潜力、发挥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不同区域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强化对口帮扶、发挥共同富裕的邻里效应是践行"先富带动后富"战略方针的重要政策选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水资源的紧缺和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我国自2016年开始,率先在河北省实行水资源税试点,随后在2017 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至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的实施,对于重污染企业的环保转型和绿色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2014-2021 年中国上市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论显示:水资源费改税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了有效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实施水资源费改税更有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发明型专利数量的提升,对于国有、高市场化地区和高耗水行业的重污染企业,水资源费改税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从加快推进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完善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提出水资源税费改革和企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共同富裕建设进程中,我国依然面临相对贫困和贫困边缘群体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工具和表现内容.然而,公共服务系统化建设中却出现"分配-供给-递送-财务"系统的不统一,公平性、赋权性和可持续性体现不充分.目前,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改革过程中出现从公共服务向全民基本服务过渡的趋势,这对于我国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发展公共服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全民基本服务强调共同需要与集体责任的分配内核,服务延展与直接满足的供给更新,结构优化与治理提效的递送优化,经济赋能与持续增长的财务升级.全民基本服务与共同富裕具有分配价值同一性,供给内容同向性,服务递送统一性和筹资权责一致性的内在逻辑关系,全民基本服务策略嵌入共同富裕具有科学性.在共同富裕建设中,通过系统化借鉴全民基本服务策略,能有效弥补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其实现路径是建立基于共同需求的全民基本服务分配机制、递进性服务供给连续统一体、专业性和下沉式的服务递送体系、公共财政与公益慈善二元互补的财务机制.
9月28日,江苏省流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授牌仪式在河海大学举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孙轶、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纪委书记唐晓虎、河海大学党委书记唐洪武等领导以及水利部、省外事办公室、河海大学相关职能部门同志出席了本次活动.唐洪武在致辞中表示,河海大学因水而生、缘水而为、顺水而长.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对应着科学和公平的分配秩序.不容乐观的是,现行收入分配秩序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尚不匹配,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失衡、再分配失守、第三次分配失重.围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政策目标,未来应该根据难易程度对我国收入分配秩序进行优化改革,构建与共同富裕相匹配的现代分配秩序.这一优化路径可分为:在民生导向下,推进弱化普通产品类税收,降低民生税负、在保民生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类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精准性、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一系列改革;在民本导向下,打造人性化的个人所得税制、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培养社会公众的公益本体意识;在民主导向下,建设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推进财政民主化进程、出台《工资基本法》等一系列改革,最终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对分配秩序进行系统界定并基于此实施精准分类,一改既有研究偏重分配格局的舍本求末做法,且立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对我国未来分配秩序优化进行了尝试性探析,具有改革内容的层次性和改革手段的差异性.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等前沿技术聚合而成的数智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面对全新的时代境遇,推动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也成为学科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数智技术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革新,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机制、关系、方法等维度的数智化跃升.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布局数智融合时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智技术在不断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赋权赋能的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与挑战.数智技术不仅弥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距离、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交互、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供给、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方式,而且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关系、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模式、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为此,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价值理性为导引,统筹数智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创新;以协同育人为机制,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育人生态;以平等对话为形式,建构数智化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以技术赋能为依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数智化变革.
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与检证载体.以"环境治理现代化"表征的这种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再现代化,需要重新去认识和把握跨域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属性.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多辖区间联结与互动的动态演化过程.既有研究已从多层面和多维度视域构建了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对于回答协同的应然状态以及如何锻造良好的协同秩序进行了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考察,但就协同进程中动力机制对协同结果的塑造作用探讨不乏"意犹未尽"之处.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环境协同治理,构建"理念-制度-实践"理论图式,并从触发机制、驱动机制和行动机制3 个维度探索了开启跨域生态合作动力来源的机制之钥.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模式是典型的组合式协同,存在以系统协同牵引绿色协同的发展倾向,更具有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内在属性,此种模式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激励约束与功能分割双重作用下的理性择定."组合式协同"在应对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上能够获得有效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回馈,并因其秉持共生、共进以及共享逻辑而取得持续性的协同效应.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完善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及运行与公园社区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公园社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公园的运行、管理和保护工作又与社区活动分不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和运行有效统筹了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新体制也面临保护与发展、人兽冲突和地方保护主义阻力等诸多张力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协调好这些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也会制约公园社区发展,甚至导致和积淀更多社会矛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协调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提升国家公园体制的综合效能,需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从国家公园运营、公共管理、共治机制、基础设施和保障保险5 个方面不断优化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而言,要优化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需从顶层设计和基层制度实践两个路径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构建起"生态现代化"的均衡模式,另一方面可从基层制度实践中提炼出"补贴补偿+保障保险"的均衡模式.
由于现代化实践本身的复杂性,辩证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即以唯物辩证法深刻阐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3 个方面.在出场的指导理念层面,它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性: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实事求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展开的实践方法层面,它具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性: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灵活吸收资本主义优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灵活解决实际问题,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灵活对外开放;在未来的发展目标层面,它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性: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世界现代文明,立足民族发展实际与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与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从这些特性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发掘了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它展示了一种充满创新和包容性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参考;它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现实中存在着相当规模的货币受套利动机驱使在金融市场中空转,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形态配置于实体与虚拟之间,这意味着对传统货币经济学框架的认知,特别是对货币循环运行机制需要重新梳理和探讨.真实的货币循环不是单纯基于实体构建的货币-商品循环机制,而是货币-商品交易与货币-货币交易的叠加机制.为考察这一叠加机制的作用机理,围绕纯货币-商品交易到叠加货币-货币交易的运行机制,设定套利激励下各主体的最优选择,基于家庭、企业、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构建纯货币-商品交易的DSGE模型,模拟M2冲击对产出、通货膨胀以及金融业实际利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涵盖叠加货币-货币交易机制、异质性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模拟M2冲击、抵质押率冲击、社会融资需求冲击与技术冲击对产出、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金融业实际利润以及名义利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纯货币-商品交易而言,货币-货币交易的叠加显著降低了M2对产出的刺激,并引发"脱实向虚";抵质押机制的引入加剧了"脱实向虚";刺激社会融资需求与技术改进则可以缓解"脱实向虚".由此,未来我国应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刺激社会融资需求、技术改进的政策搭配使用,以更好缓解"脱实向虚",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产品一直居于中国出口优势农产品首位,而中国输美水产品贸易是中国水产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贸易博弈加剧,波及渔业领域,然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又取得一定成果,在此背景下,分析两国水产品贸易趋势,研究中国输美水产品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中美两国水产品贸易规模和贸易关系分析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输美水产品贸易效率和潜力,并采用一步法分析水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物流成本上升和国际供应链衔接不畅,导致中美水产品贸易规模、互补性下降;中国输美水产品贸易既受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决定因素影响,也受市场监管质量、与全球航运网络连通程度、贸易和运输相关基础设施、贸易及商业自由度等主观决定因素影响;随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疫情缓解,贸易规模、效率及潜力均有所提高.在此种境遇中,应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加强中美水产品贸易合作;提升海洋科技支撑能力,克服远距离和班轮运输对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航运网络和港口建设方面的应用,利用数字中国优势提高贸易效率;调整水产品养殖结构,通过增量、提质、降成本方式提高贸易潜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所以,治理产业结构同质化、推动错位发展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综合整理多个宏微观数据库,构建2007-2021年城市层面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工业地价"逐底竞争"互动模式对产业结构同质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两位数行业分类代码层面,城市产业供地结构的差异性不高,且土地价格偏离指数整体呈负向偏离,说明产业供地中确实存在明显的"地价让利".实证结果中,空间滞后项的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大,说明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受外界影响相对更强.地方政府间以"地价让利"为工具的招商引资竞争越激烈,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越严重.土地价格扭曲在空间维度的互动影响,在时间维度上也存在异质性,城市间工业地价"逐底竞争"的程度减轻,短期会降低产业供地结构差异性,长期则会提高产业供地结构的差异性,总的来看,最终会抑制产业结构同质化.可见,相关的调控政策既要关注个体行为,也要关注地方政府间的互动行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通过协调互动关系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一种市民共同享有的基础性公共资源,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承担着服务日常生活、增进社会交往、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城市公平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职能,其背后更是映射了城市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基础动力和深层影响,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基于社会属性思考,城市公共空间扮演着社会形态的物质载体、公共领域以及自由权力的对话场域等多重角色,通过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关系透视,健康城市建设需要不断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持续促进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双向良性互动,将空间权力向社会回归,以此捍卫城市公平正义,让城市公共空间从分化加剧的发展状态沿着良性发展轨迹走向善治.结合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与现代化城市治理目标,在梳理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与公共空间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与治理内涵分别做出阐述,进而以健康城市治理为导向,从规划意识转型、规划体制建设、规划研究拓展3个层面系统论述公共空间规划的具体响应途径,指出结合城市治理内涵开展公共空间规划是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的时代所需,是对城市现代化治理目标的积极回应.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