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深入探索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数字空间的资源分配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现有四种互联网使用模式,分别是杂食型、发展型、娱乐型和不活跃型.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是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也越可能在多领域使用互联网.此外,我们还比较了"数字原生代"与早期世代间的数字不平等情况,结果显示,收入、教育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早期世代中更大,而职业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数字原生代"中更大.本研究认为,现实空间的优势会转化成数字空间的优势,数字不平等是现实不平等的再现,互联网在带来机遇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抑郁症的本体论问题使得对其讨论陷入了结构论与建构论争议的泥潭,进而限制了研究视野.借助破坏性展演的概念,我们可以还原抑郁症现象:虽然抑郁症发作破坏了社会互动秩序,但它也是患者真实自我和内心极度痛苦的表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每个社会必然存在情感极度痛苦之人,他们以破坏性展演的方式表达和呈现自我.但社会存在一套套规制情感表达的规范,不容许破坏性展演反复出现,这在社会展演理论的视角下可被视为文化脚本.这些文化脚本赋予患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破坏性展演发生后,引导患者以规范化的方式表达痛苦.相比于陷入抑郁症本体论争议,在展演理论的观照下,探究当代社会理解和应对抑郁症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后果更加合宜且紧迫.
杨开道不仅是民国时期乡建派的执行官,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史上的关键人物.从生活史和学术史视角看,"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杨开道社会学研究的两大核心议题.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经历了从"科学"到"民情"的转变,与20世纪上半期社会思潮从"五四"到"后五四"的转捩暗合.从科学化的角度出发,杨开道力图使科学成为农村的治理方式、乡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民情化的角度出发,他通过历史比较、参与观察等方法探寻中国农村的历史、风俗与西方现代科学调剂的可能性.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之变,具有实践、学理、本土化等多方面意涵,其个案展现了中国社会学的问题、对象、方法、价值、变迁等与"五四"精神流变之间的关联.
本研究使用2020年凤宁县脱贫劳动力的基本信息与就业数据,从人口流出地视角探讨脱贫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凤宁县近六成脱贫劳动力以务工型流动作为家庭生计策略,流动地选择以省内其他县市为主,县域内及省外就业的比例相当,暂未出现国际流动的现象.第二,家庭结构、家庭负担对脱贫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中小学阶段子女的抚养压力对其省外流动有一定阻碍效应,而家庭的人力资本与赡养压力则表现为推动效应.第三,相对经济剥夺与其流动地选择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本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我国相对贫困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及家庭因素的影响机制,对后脱贫时代的促就业社会政策及整合分析取向的人口转移研究有一定启示.
作为家庭资产主要来源的风险金融资产正成为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机制.本文从阶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决策逻辑,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如下发现:在2010-2021年间,中国家庭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参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投资决策存在两种阶层化逻辑,即阶层地位的提升和阶层地位向下流动都对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阶层地位变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强于当前阶层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阶层地位下降会通过降低社会公平感来促使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这表明向下流动的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是一种补偿其阶层地位下降的非理性行为.本文不仅拓展了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分层研究,还可为决策部门引导公众理性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治理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经验参考.
本文立足我国东部大都市郊区农村的基层治理实践,从权威组织、集体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层面,揭示了以"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及其后果.首先,基层政府通过村干部的正式化和选举程序的制度化,推动了"集体"组织的行政化,实现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组织化联结.其次,通过将村级组织的治理实践纳入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基层政府实现了对农村集体资源的制度化控制和规则化分配.再次,村集体资源的再分配形塑了村民较高的组织认同,重塑了基层组织的权威结构.最后,以农民"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深刻改变了郊区农村的团结模式,形成了村庄社会的治理性团结.这种"集体"团结模式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实践中的"二元合一"关系.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基于自身田野调查实践,以参与式观察视角研究影像民族志.这一视角依赖于人类学家自身的拍摄者身份,而对这种拍摄者身份、对拍摄过程中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对拍摄内容的选择和编辑的梳理与反思则构成了影视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学科实践下,拍摄者相对于影像及其观众而言,始终是更加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对影像民族志自身的主体性有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此种视角下的研究也容易压缩乃至忽视影像民族志的图像主体性.要认识作为"图像主体"的影像民族志,人类学家就需要跳脱出图像生产者的惯常视角,进入图像内部来探索它们如何实现自身的传播与消费.这需要一种更加关注图像本身如何被接受、观看、谈论的"图像—人类学"方法论框架.该框架包含了图像接受与消费的"观者视角"与在此视角基础上形成的"批评之维",它们共同标志着影像民族志研究的重心从拍者视角到观者视角的转变.
人类学家武雅士与卢蕙馨1958-1960年在台北盆地汉人村庄的田野调查是欧美第一个关于汉人社会儿童与育儿的人类学研究,也是汉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以及跨文化儿童发展研究相遇的重要历史节点.该研究是人类学与心理学理论融合以及混合方法论的经典产物,然而这批宝贵的田野资料在60年后才重见天日.笔者对这些资料的重新分析,既是在历史脉络和田野境遇中回味二位前辈理论生成之过程,又是面向当下跨学科视野,结合前沿理论与方法论,赋予历史资料以新的生命力的尝试.本文试图通过回顾经典田野资料、梳理学科历史,重新发现"儿童":以"儿童打架"为案例,将分析焦点从"育儿"转向作为主体的"儿童",从儿童视角再诠释所谓的"传统汉人家庭",并回归人类学整体论的愿景,探讨合作与道德的起源、行为意义的阐释与人类学习等基础问题.
文物遗产与鉴赏文献为社会学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群体的审美偏好、知识走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共构关系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以写实彩塑、钧瓷、写意绘画的发展历程为对象,以实物分析和文献研究为方法,探索物质的可提供性与儒家知识精英群体特性,以及艺术形式兴衰与维系"士农工商"等级体系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儒家知识精英倾向于秉持形式趣味的审美原则,擅长参照知识体系从事艺术创作和鉴赏活动.在此基础上,正统形式趣味筛选出对体力需求低、阐释空间大的文化事项以巩固文人士绅的社会地位.由正统形式趣味主导构建的审美共识,有助于实现艺术领域评价准则与社会秩序结构的统一.
潘光旦是中国社会学史上一位较难书写的学者.结合中西方的优生学史和社会学史文献,本文指出"生物学派"曾一度流行于西方社会学界,潘光旦的学术思想与此派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从孔德提出的科学层级来看,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科学,社会学因而受制于生物学的规律.潘光旦在此意义上丰富了人类行为的解释层次,开创了从生物学视角分析文化现象的研究范式.但主流社会学在20世纪曾长期疏远生物学,当代一些社会学者致力于融合生物学建立综合性的理论范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推动.鉴于与研究人类有关的当代生物学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各类社会理论,本文主张中国社会学应沿着潘光旦开辟的学术道路,建立和发展"生物社会学".
在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真实问题是个关键问题.艺术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致力于追寻它的真实.以霍华德·贝克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社会学家关注的参与其中的社会角色越多,就越接近真实.他们认为大者为真,小者相对不真,这是一种大小模式的真实观.以皮埃尔·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学家眼睛所见的只是表象,它由更深层的结构所决定,在他们看来,深者为真,浅者相对虚幻,这是一种深浅模式的真实观.两种模式的真实观之间存在激烈的交锋.在布迪厄看来,贝克尔只关注表层的互动,而忽略了决定它们的深层结构;在贝克尔看来,布迪厄关注的深层结构并无经验基础,眼前可见的真实才是可以获得的唯一真实.两种模式各有深厚的社会学根源,我们应积极推动两者的对话与融合,使艺术界(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稳步推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内源式发展视角出发,以永联村为例,从"主体性""开放性""普惠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具体历程,重点分析了超级村庄迈向稳态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在农村社区自发城镇化的过程中,拥有主体性的村集体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体作用,村庄社会保持开放性是有效融合内外部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组织领导下的普惠性追求则为村庄朝着城镇化方向转型确立了目标指引.通过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的转型,村庄逐步突破了"城-镇-村"格局中以城镇为发展中心的"核心-边缘"梯度发展模式,农民过上了城镇化的生活,走出了一条自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村庄的变迁也丰富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形态.
本文以涂尔干论述的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为线索,系统考察了涂尔干在其最后岁月对现代国家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涂尔干在思考现代国家问题时,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始终是作为其国家理论的参照面而存在的,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一战期间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思考.借助这一线索,本文不但揭示了英法两国个人主义在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同时还揭示了德国在应对该危机时所形成的国家形态对欧洲的个人主义文明构成的根本性挑战,涂尔干对其国家理论的修正正是出于此原因.最后,本文尝试提炼了涂尔干对现代国家问题诊断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框架.
本文辨析了格兰诺维特和泽利泽开创的两种经济社会学理论路径,指出二者在社会关系与经济行动问题上代表着两种取向:嵌入与互构.格兰诺维特一派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泽利泽一派主张经济行动是在文化背景约束下,在社会关系中协调开展,社会关系也在行动中维持或变动.关系网络嵌入性将社会关系带回经济行动研究中,却未能彻底冲击经济学的逻辑的核心.关系运作不仅将被置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纳入分析,更强调经济行动本质为社会互动,隔绝了在社会关系之外分析经济行动的可能性.通过对比,本文认为关系运作实现了对关系网络嵌入性的超越.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中国社会传统义利观,为中国经济社会学的未来议程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中国电力产业快速发展与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进程呈现出"国家形塑市场"的特征.本文从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和过程视角揭示了当前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困境:发电侧装机容量整体过剩与售电侧电力局部短缺的结构性失衡.这不能简单归因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而是多重结构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电力产业嵌入于四种结构关系之中:电力产业链条中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产业结构关系;不同电能相互补充的行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市场煤"与"政府电"以及电网公司内固定价与市场价并行的两重价格双轨的结构关系;各级电网公司与发电企业因多重归口管理形成的条块分割的结构关系.这四重结构关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力量",影响了中国电力产业发展模式以及电力体制改革进路,也是中国电力结构性失衡以及电荒频现的重要原因.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研究从家庭庇护的视角检验了母职、家庭经济资源和代际支持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以及家庭庇护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育有多个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受到显著且更严重的母职惩罚.第二,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家庭庇护效应.女性劳动参与受家庭经济资源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一庇护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低;女性劳动参与和父辈提供的经济支持显著负相关,和父辈提供的生活支持显著正相关.第三,家庭庇护对育有不同数量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影响不同,代际生活支持对育有一孩的女性劳动参与更具影响力,家庭经济条件对育有两孩及以上的女性更为重要.本研究认为,家庭是当代女性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的重要资源,女性正是依托家庭庇护机制做出参与就业还是回归家庭的理性决策.
自2003年实施社区矫正以来,我国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期间的再犯罪率常年保持在0.2％的极低水平.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东苑司法所社区矫正过程的参与式观察和矫正工作者访谈材料的分析,揭示了社区矫正预防犯罪的核心逻辑,即风险控制与情感治理.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者对服刑人员进行周期性检视,识别其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再犯罪风险并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针对"在社区服刑"衍生的污名和社会排斥,社区矫正工作者通过情感传递、情感重塑、情感联结三种路径调和社区服刑人员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有效降低了再犯罪风险.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正式施行,在刑罚制度化和规范化过程中,既要以刚性的风险控制作为保障,也要重视矫正过程中的情感维度,从而实现国家犯罪治理和个体再社会化的双重功能.
借助差序格局中"差"和"序"的基础原则,本文引入社会网络视角,运用基于行动者建模方法,对社会交往网络("圈子")从乡土社会、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建构和变迁过程进行模拟.结果发现,在乡土社会中,基于血缘等同质性因素,圈子内部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的格局,圈子与其他圈子存在等级分层的"序"的格局;在工业社会中,基于同质性社会交往与工具性社会交往,乡土社会的血缘圈子在消解的同时,演化出新的以同质性社会交往和工具性社会交往为基础的复杂圈子;在网络社会中,每个圈子都被圈子的中心所控制,而圈子的中心个体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因此圈子之间和圈子内部都存在着互联网中的"差序格局".本文通过对"圈子"形成过程的解释和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圈子"这一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逻辑的认识.
本文以单位组织和集体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关注21世纪以来单位组织在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及其变化,探讨单位组织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基于2003年和2013年CGSS数据的分析发现,单位组织能有效调节并减少集体行为的发生,且这种效应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明显强于21世纪初期.这种调节作用主要通过政治机制和相对剥夺机制得以实现,单位组织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视以及单位组织成员的政治认识,分别从外在组织控制和内在认识转变两方面共同削弱了单位组织成员的集体行为倾向.本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中国社会仍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它们对促进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重视和挖掘单位组织所蕴含的组织资源和优势.
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在个体层面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宏观层面则有助于化解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来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可以分为有证书的职业技能和没有证书的实践技能.第一种技能除了具有人力资本意涵之外,其证书本身在劳动力市场又具有一定的信号功能,而第二种技能的意义主要在于人力资本本身.本文基于对2020年"江苏省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是否持有职业技能证书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职业技能证书存在信号失灵的现象,而农民工的实践技能则能够显著提升其工资收入.这一研究发现表明,针对农民工等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要做到切实提升受训者的"一技之长",即强调所获技能的人力资本意涵;同时也要反思职业技能证书的认定问题,完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