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语丛》前三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儒学文献,其他儒家竹书也很可能写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大体上说来,郭店儒家竹书可以看作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的作者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从思想来源看,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思想.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都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这两种流行意见都在较大程度上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依此,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应当据郭店简等资料得到重新解释和构造.
我国史前时期所崇拜的"祖神"形象,为头戴羽冠、半人半兽或半人半鸟之状.人们将其雕刻于各种玉制礼器上,赋予这些礼器以神圣地位;或直接用玉石雕刻成神像,置于冠顶,以此显示拥有者的权威性.这便是最初的"皇"之形象和观念.殷商时期继承了此前的传统观念,崇尚以羽翎为饰的羽冠,并将之用作祖先神之冠冕.戴有羽冠的玉雕神像,常常作为贵族们的冠徽或佩饰;当时贵妇间还流行模仿羽冠的笄冠.商代甲骨文、金文"皇"字,乃羽冠之象形,本义指用羽翎装饰的冠冕,引申为威仪壮美.卜辞中常用作人名或方国名,也借为"彷徨"之徨.铜器铭文见有用其本义者.商代有凤字,但尚无"凤凰"观念,凤、凰分属不同事物用字.但皇与凤密切关联,并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匪浅.
元祐更化在南宋时期被誉为治理的典范,然究其实际而言,几乎没有可以称道的政治成就.针对熙丰时期官员激励机制的强化导致了聚敛严重的问题,元祐更化以"宽仁"为理念,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反对苛政,在废除新法之时,大力整顿监司,在官僚体系内部采用了弱化官员激励的方式,放松对州县官员的监管与考核.但这种弱激励的方式很快就导致了政坛上偷堕之风的蔓延,造成了行政运作的制度性瘫痪,并最终影响到国计民生,造成了全面失败的结局.元祐政坛对偷堕之风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很多旧党大臣开始转而肯定熙丰时期的行政效率,但朝廷最终无法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难题,宽仁之政的理念在现实中难以得到落实.元祐更化的失败使得新法的恢复顺理成章,北宋王朝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轮循环.
孔子后学普遍坚持一种"贵心"的态度,与心及其修养有关的话题,在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范围内构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系列,对此加以系统性展示有助于我们了解儒家功夫论发展之全景.孔子对仁的追求,可由"爱人"与"自爱"的维度加以审视,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在"方式,如作为精神修炼技术的"内省"与"忠恕".孔子后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最重要的功夫论话题,即有关于"诚"与"独"的思考.这些作为孔子后学精神修炼的关键,最终要求我们以真诚的方式保持内心的完整性,并以此作为获得德性、达成理想人格的前提.
留存至今的敦煌文书记载了大量反映民众分家析产(别籍异财),身份与财产继承关系的行为与实践,展示了民间法、"乡法"以及儒家、佛家相关规范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程度与共存方式.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切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观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家析产情况,将法典、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反映的经济内容,探讨家庭成员的身份与家产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对分家实践的考查,有益于解释敦煌社会变迁的状态,更好地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法与习惯法及其后隐含的法律文化与文化心态.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日渐减弱的凝聚力和权威感使得血缘亲情也有所淡化,最终血缘亲情难敌财产利害关系,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分家异财成为大多数家庭成员的必然选择,由此在析分后的小家庭中形成新的平衡.
邑客在中晚唐社会的出现,源于生活震荡的直接推动,也是"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革的政治与社会效应.在门第政治的余晖中,作为具有相应政治、文化诸优势的外来群体,邑客对于科举及两京姻旧网络的依赖,延续了士族政治生活的旧传统;但科举竞争的圈内压力以及人际网络在代际更迭中的松散倾向,迫使邑客与地方势力在竞争中,逐步走向合作共生.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邑客对于地方文化、经济、伦理教化诸领域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与在地有力者的合作实践,逐步生成了两宋而后基层生活的基本权力结构与日常治理模式.
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域出发,提出曹丕的"齐气"说属于文学地理批评,且具有范式意义;唐代李善《文选》注中,结合班固《诗经·齐风》具有"舒缓之体"之说,注解"齐气"就是"言齐俗文体舒缓",当代自范宁等一些学者撰文对李善此注提出反驳意见,也遭到不少学者的反批评,形成诸多争议性的解释.通过研究,在赞同《文选》李善之注基本不误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曹丕《典论·论文》关于徐幹与王粲等作家的比较评论之内涵,并首次结合东汉李巡《尔雅》注所谓"齐其气清舒"和刘熙《释名》所谓徐州"土气舒缓"等解释,分析曹丕"齐气"说作为文学地理批评的依据、影响与意义.
唐五代南方城市,大多数人去世后是葬在城外不远处.通过对扬州今存的石刻墓志进行研究,结合文献,可以看到死者葬在城外的坟墓与生前的家并不会很远,也不会太讲究在城市的哪个方向.扬州人的墓葬修建,一般会占卜堪舆,讲究风水,主要是以自然环境高爽、四周绿化环境优美为选择标准.大多数城里人的墓地是通过购买获得的,少数人是自己家里的原有土地.购买坟地一般不过度追求规模庞大,以适中为宜.城里人去世后普遍葬在城外,这和扬州城市商业繁荣,交通南来北往,人口激增,城市容纳不下更多坟墓等因素有关.
夏饷铺春秋早期鄂侯家族墓地的发掘,不但丰富和更新了很多旧有的认知,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尤其是对两周之际南土和中原地区的形势和战略格局的重新认识,有重要促进作用.据夏饷铺墓地最新考古发现,可知宣王时期,周人在南阳盆地重建姬姓鄂国,以稳定南土,屏藩中原.与申、息二国的灭亡时间大致相当,鄂国约于公元前680年左右复灭于楚.西周中期以降,南土和中原形势骤变,至西周晚期厉宣时期,周人在中原和南土的统治皆面临严重挑战.宣王时,通过迁申吕、封建宗亲鄂国于南阳盆地,试图在南土地区进行战略性重塑,重建中原和王朝的屏障,修复周初建立的政治地理空间架构.但西周王朝衰落和楚人崛起的大势已不可挽回,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取代曾国成为南土的霸主,南土尽入楚人彀中,"金道锡行"的战略通道和屏障作用尽失,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彻底退出江汉流域.
元代丝绸之路的再度开拓,吸引了大量的西域人拥入中原,在促进多元文化汇聚融合的同时,改变了丝绸之路行旅诗创作的格局与风貌.主要表现在诗人群体的构成及其独特的精神风貌方面.其中,丝绸之路行旅诗由汉族与中原少数民族诗人及西域诗人两大群体构成.前者以汉族诗人为主体,兼有契丹诗人耶律楚材等,他们或描写丝绸之路沿途风物,或唱和抒怀,富有深沉多情的特征;后者因涉丝绸之路诸族诗人,群体构成尤为复杂,他们传世的诗歌并不多,在文化认同、价值追求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西周铜器册命铭文,除记述具体的职事授予和物品赏赐外,还有不少篇章会追述先王以及先臣的功业,追忆周初天下康宁的政治局面,由此构成西周时期在一种特殊的仪式场合下不断再现的历史叙事.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经历了由早期向中晚期的阶段性发展.表现在叙事风格上,是由写实主义走向形式主义;表现在主题呈现上,是由散漫模糊走向精准聚焦;表现在叙事布局上,则是由自然原生走向次序规范.西周中晚期,先王受命——先臣用命——天下康宁的三段式叙事结构的最终形成,凸显了册命仪式中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核心叙事的表现力度.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在风格、主题、布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发展,诸如史事的精简、历史细节的省略、事件主角的转换等,最终凸显了核心叙事的表现力度.西周最高统治者也正是通过这种近乎无意识的话语重复,不断地强化了他们有关权力的合法性、君臣等级秩序等统治思想的建构.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考古新发现集中体现于辽宁西部山区的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是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等组成的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从牛河梁诸遗址点及所处环境看,其是一处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尊重,以沟通天地神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营造出的人文融于自然的大文化景观,环境也是祭祀的组成部分.牛河梁遗址的典型器物是彩陶和玉器,由于造型高度抽象化,对各类动物形玉器的原型有一个不断认识和修正的过程.红山文化在跨进古国时代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有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背景,也有同邻区主要是中原区的频繁交流,该遗址的内涵及其体现的观念信仰是中华文明起源道路与特质的反映,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的动力.
孔子将大勇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自反而不缩",一种情况是"自反而缩"."守气"谓之"缩",不能"守气"谓之"不缩"."北宫黝似子夏",子夏和北宫黝属于第一种情况;"孟施舍似曾子",曾子和孟施舍属于第二种情况.孟施舍"守气"只做到了"气一",曾子固持其志,却可以做到"志一"."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孟施舍"守气"显然不如曾子"守志",故孟子又说曾子比孟施舍"守约".通过对孟子相关章节关键字义的辨析,可以明晰孟子养勇思想的内在理路,进而彰显孟子"自反而缩"更为可贵的观点.
社仓法源自隋代实施的义仓制度,在南宋时期经朱熹重新设计并编定《社仓事目》后发扬光大,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朱熹所行社仓的目的之一是在民众经历灾荒时对民众予以救济和帮助,从而发挥其巩固统治的社会功能.社仓法尽管具备如上的社会功能,但其设计本身却存在固有的问题,诸如贷款利率过高、催科期限过急等.社仓的设计并未真正惠及所有民众,反而被地方乡绅所把持,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最终危害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这无疑是与社仓设计的出发点背道而驰的.
农业起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人类活动范围相对固定,对作物生长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农业起源并非仅指农作物的起源,而是以栽培作物的出现为中心,包含作物驯化、土壤改善与利用、水利工程建设等相关农业生产技术起源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的生业形态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起源是多元化和多中心的.农业的起源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除了产生食物供给增长、人口规模扩大、定居生活形成等直接结果外,农业的发明更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资源结构和配置方式,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维模式的全面发展演化,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基石.
两宋时期,在今青海、甘肃、宁夏以及川西北等地,散居着众多吐蕃部族,他们"族种分散","无复统一",且拥有不同的称谓,表明由诸多民族融会而成.由于居地的不同,组成吐蕃的民族成分不同,加之各民族错居杂处,因而民风有殊,习俗不一,风俗的来源极为复杂.在饮食方面,吐蕃人以食茶为主,且嗜酒好盐;在居住方面,吐蕃人的住宅分为瓦屋、土屋、板屋与毡帐四种;在服饰方面,吐蕃人"皆番服";在发式方面,吐蕃人有"辫发之俗";在葬俗方面,吐蕃人有火葬、土葬、天葬、水葬、墓葬等形式.此外,吐蕃人以"传箭""和断""盟誓"作为对外联络、传递信息、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吐蕃人崇尚白色,这与"尊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色的风俗,形成了宋代西北吐蕃丰富多彩的风尚习俗,这也正是吐蕃与各民族融合的生动体现.
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化,对乡村形成辐射性、吸纳力,城乡形成共生互动关系,农村因此进入交换经济,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文人士子的城乡观念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的嬗变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乡村书写.一方面是丰富了传统乡村诗意内涵,从城市政治人际、商业功利交往对立面构造浪漫的、牧歌情调的农耕田园图景;另一方面也衍生了对乡村诗意解构的价值判断,在不同文类中从阶级对立、市井文化、人物品藻、文艺批评等角度颠覆、撕裂了传统乡村诗意.乡村书写中的诗意建构与解构并存融汇的格局丰富了传统田园诗审美内涵,形成这一题材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色,对后世乡村书写影响深远.
黄老"无为"学旨既富于思辨哲理,亦于为政治国方略上简约易操.综观《道德经》等道家著作以及《黄帝四经》《太一生水》等出土黄老文献,可以分疏"无为"而治的多层含义:因循论、道势论、名分论、法度论、倚术论、君心论.《慎子》被奉为道法转关之学,结合传世逸文及简帛《慎子日恭俭》,可见慎子"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主法术势的学旨甚为显著,可以依循黄老"无为"分疏,对看似散佚的慎子学说予以印证重述.慎子的学说呈现出一套从"天道因则大"的因循之理、"龙蛇乘云雾"的道势之顺、"治国在定分"的名分之正、"任法而弗躬"的法度之制、"君仰成而已"的驭臣之术,最终归于"恭俭以立身"的清心之本.故而,慎子不只力倡君势,其学黄老"无为"而成为一种君主因循天道、正名任法倚术的治道理论.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认为,事亲行孝的关键在于"心"的真实发用,以此搭建了以心行孝的孝道思想实践体系.既然船山孝道实践的动力核心是诚孝之"心",那么首先需要辨析"志""意"之别,挺立"心"之诚,以治"意欲"之乱.其次,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之中,船山以"心存爱敬、外修其礼"为行孝的具体方案,提出了"以无违而中礼"和"以礼而得无违"的两条行孝路径;同时以"一而不执"为用心尺度,主张守爱敬之"一",行孝之"不执".最后,船山孝道实践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推扩诚孝的"心",以期达到事亲从兄的极顶位次——"自然生乐"的理想境界.
洛阳出土的史(毗)敏尊、史宿爵、保卣、守宫盘、竞卣、御史竞簋等有铭铜器,皆是周初被迁至洛邑的殷商遗民所作之器,铭文呈现了殷商遗民在参与周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时既坚守殷礼也认同周礼的现象.殷商遗民始终坚守殷礼,必然会对周礼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从而丰富或改变周礼的面貌与内涵.因此,殷商遗民在殷周文化交流方面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所谓的礼乐文明并不是周人的独创,而是融汇吸纳各种文明因素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