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s critical for China ente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It is not only the key to solve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but also significant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hypothesis summarizes the inverted U 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DP per capita of China has just passed the mark of ten-thousand USD, which is still far from when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ies achieved carbon emissions peaking, about twenty-thousand to fiftythousand USD, indicates the difficulty of 3060 target. This stud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arbon emission structure and energy structur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LMDI factor decomposition model and summariz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the carbon emission peaking and neutrality goal,which hopefully will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socioeconomic.This study found that:（1） the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hich is composed of income and population size, on carbon emission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trend of rising at first and then declining;（2）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energy intens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curb the growth of carbon emissions.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China declines much fas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ndicates higher contribution to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3）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energy technology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reduce the energy carbon intensity. The energy structure dominated by coal in China is objectively facing an disadvantage in energy carbon intensity,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4）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are important symbols of the new energy revolution. Overall,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re the inherent needs of Chin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s not only a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 but also a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issue and opportunity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躺平"作为一种新颖的网络用语和行为方式,在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中流行开来,它诞生于"内卷化"的社会环境中,是解构主义与网络流行亚文化的发展、弥合."内卷"社会背景下,"躺平"成为青年人的重要应对态度与策略,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映射出新时代中国青年群体的心理征候.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躺平"大学生开展深度访谈,聚焦大学生眼中的"躺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从大学生主体视角出发可以获悉,"躺平"多发生在学习工作领域,大学生在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时,通过适度降低个体需求、调整行动目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缓解压力,并且将"躺平"作为标识身份、圈层交流的表达方式.在话语表达与行为实践中,"躺平"除了被赋予的消极放弃内涵定义外,还具备调节个体身心、强化主体意识、促进良性竞争等正向影响,对大学生应对个体困境和社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躺平"是把双刃剑,高校教育者应在辩证视野下认识"躺平",关注"躺平"大学生的心理动态和认知结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度和有效性,顺势而为,通过贴合年轻人的话语形式进行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充分理解和运用"躺平"的正向作用,降低"躺平"的负面影响,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全面成长成才.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等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跃进式的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前来就业,导致20世纪80年代"民工潮"的出现.农民工生存状况随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打工文学"正是以文学的方式对此作出的一种确凿回应.正如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等作品所揭示的,"打工文学"通过讲述离乡打工者的故事,呈现进城打工生活的挣扎和希望,创造了一个独特而普遍的表象世界,昭显了现代人流徙、离散的命运.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打工小说"逐渐衰落的同时,"打工诗歌"开始崛起,其主题惊人地一致,那就是陈述打工生活的苦难,成为"底层人的歌唱".农民工等社会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日益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果.作为既嵌入又疏离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去组织化"的个体,打工者其实对应了在当代中国个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构,而由其心理、情感和生活情境构织而成的"苦难叙事"及文学表现,则是在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理性与情感的张力之间流离漂浮、摇摆挣扎的无根个人时代到来的一个预言和表征.
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背景下,教育不平等现象更可能以细微形式存在.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提升了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但总体及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并未因而得到缓解或减小,城市群体依然存在显著优势,城乡内部均呈现出"女强男弱"的新现象,城市内部"女强"主要体现在本科教育上,而农村内部"女强"则主要体现在专科教育上.家庭文化资本对城市女性群体的影响大于城市男性群体,而对农村内部不同性别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父亲受教育水平仅作用于农村女性群体,母亲受教育水平主要作用于农村男性群体.家庭政治资本仅对城市群体的总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且更易作用于男性群体.高校扩招主要改善了城市男性群体因家庭阶层高低而造成的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现象.相较于其他群体,城市低阶层家庭男性群体在高校扩招中获益最多.因此,应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教学质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信息资本,实施高等教育"补偿原则";建构和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弥补低资本家庭子女的教育缺失.
共有产权住房是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中低收入群体居住和产权双重诉求的实现.为了发现我国共有产权住房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解决和优化,本文从政策工具和生命周期两个维度构建了共有产权住房政策二维分析框架,其中,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等三种类型,生命周期划分为规划建设、审核配售、供后运行和退出转让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以59份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文件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方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共有产权住房政策存在政策工具分布不均衡,总体呈现出重环境型、轻需求和供给型的不均衡状态;忽视了生命周期整体性,重点关注规划建设和审核配售阶段,对供后运行和退出转让阶段关注不够;政策工具的目标取向模糊,缺乏与生命周期的匹配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建议政府在制定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时,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增加供给型政策工具,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作用,适当减少对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依赖.充分考虑生命周期的整体性,将有限的政策资源合理分配到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注重政策工具与生命周期的整合,在明确生命周期各阶段目标和发展需求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发挥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推动不同阶段政策目标的快速实现.
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专门理论和学说.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两个黑箱需要打开.一个是市场利益和谐的运行机制,一个是市场利益冲突的均衡和控制机制.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利益和谐的经济学,因而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在真实的世界里,冲突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大量存在的交易活动中,就存在着买者之间、卖者之间、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存在着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等等.市场中的利益冲突发生有其必然性,因为人的理性并不可靠,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垄断、信息不对称、供求不均衡等制度因素也是利益冲突的根源.市场中的利益冲突可以缓解、不可以消灭,需要不断完善和健全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文化,非理性带来的利益冲突需要诉诸理性解决,需要强化协调,通过谈判、沟通、博弈达成协议化解矛盾等等.体制转型中的中国需要利益冲突经济学,同时也是经济学实现重大创新的希望所在.
全球平台贸易扩张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了转型动力,成为优化本土要素的新力量.然而,虽然增量迅猛,但企业普遍陷入信息过载的局面,难以摆脱逆向选择的困境.以深圳跨境电商为田野调查对象,指出信息控制、厂商抱怨与消费不满等问题.研究表明,信息透明度是多方博弈的动态结构,既是平台营收的直接来源,又是生产厂商信息竞争的结果,同时也是消费者不满的根源.在贸易演进中,监管与规则收紧,企业与平台的关系随即转变,呈现出从高度依附到结构嵌入,再到自主控制的转型线路图.由跨境电商卖家发起的平台化,一方面,表明以跨境交易平台为中心的制度结构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利益冲突,平台、卖家与消费者等多方群体呈现出了矛盾、关系紧张与交易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思路.以安克创新、SEHIN等为代表的平台卖家自起炉灶,以自营"独立站"、本地生产建仓、扩充线下零售与供货渠道等方式,重塑了合作生产网络,降低了对原有平台交易结构的依赖度,并借助市场认可度与自身地位的提升,顺势开展对第三方卖家的招商,通过品牌化建立用户认知,借助平台化提升市场份额.从根本上说,中国卖家的全球扩张路径,已深度扎根于本地运营体系的基础上,有效规避了制度因素引发的不确定性与高昂交易成本,反映出在全球贸易新阶段中国企业所实施的战略转型及其一般化特征.
城市品牌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考察主体能力对实现城市品牌国际战略愿景的实际效能作用,分析城市品牌国际传播效能生成的理论进路,推导出"管理力-沟通力-关系力"的分层概念模型,将其逐层转化为具体的测量指标,并结合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指标层的权重值.基于此,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实证分析,对深圳城市品牌国际传播效能各维度的投入与产出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最终获得深圳的总评分为75.3分,总体水平一般,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管理力来看,深圳在国家执政理念、自身建设、国际化战略的全局性框架下,已经具有完善的中长期国际发展规划与明晰的城市身份定位,为城市品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就沟通力而言,深圳经济产业的国际关注度较为突出,已基本形成了"宜商型"城市品牌形象,但其自有媒体建设力略显不足,全球知名度尚未匹配城市强劲的发展实力.从关系力来看,深圳城市品牌的国际传播在经济、人才维度展现了良好的效能结果;然而,国际受众对深圳的预期值与现实值之间具有微小偏差,且城市归属感略有不足.深圳未来应增强城市品牌国际传播的深度与温度,通过培育高质量的城市品牌关系提升其实际效能水平.
人类社会从未停止过对平等的追求,针对"何为平等"以及"如何平等"的探讨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西古代平等思想在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明清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基于对"道"与"质料"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各自形成了一种相对朴素的同等观;因这种同等观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中西思想家转而将目光聚焦在理想的均等观上,并在付诸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整体平等观与个人至上的程序平等观的理论分野.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平等思想只是一种精神层面难以实现的社会期待,而忽略了其对人类平等思想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也有人主张古代西方平等观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平等观对促进人性、伦理、经济、权利等方面的现实平等做出了更大贡献.实际上一旦将研究视野困于文艺复兴之后全面变革的西方社会体系与东方古国较为稳定的封建体系的背景之中,对中西古代平等观的评价就难以展现问题全貌.本文尝试跳出以西方为主的平等话语体系和固化思维模式,从朴素的同等观、理想的均等观和早期的平等观三个方面对中西古代平等观进行再认识,并提出古代中国平等观并非脱离现实的精神诉求,而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独具中国哲学智慧的完整思想体系.
"圣经"是指中国古代本有的神圣话语与神圣经典,中国古代所有文献典籍与文化现象皆源于"圣经"且解释"圣经".作为神圣话语与神圣经典,"圣经"是古代话语权争夺的核心,具有官方"圣经"与民间"圣经"的双重性,民间"圣经"诉诸语言、以民为本、为民立法,官方"圣经"诉诸文字、以君为本、为君立法.破解"圣经"的突破口在话语,常言俗语与文献典籍以及文化现象相互解释、相互印证,揭示"圣经"为"一本正经"《山海经》."圣经"是中国古代经典解释的起点,以训诂学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即通过话语重建进行文化重建.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际,"圣经"又成为中国话语权与西方话语权争夺的核心,西方话语霸权化用"圣经",使之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经典."圣经"一蔽于官方话语权的转换,从民间"圣经"变为官方"圣经";再蔽于西方话语权的转换,从中国"圣经"变为基督教《圣经》.前一转换在中国文化内部进行,"圣经"若隐若现而欲盖弥彰,"绝学"因此"无忧";后一转换是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对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颠覆,中国"圣经"被西方"圣经"取代,古代"绝学"成为真正的"绝学",理解"圣经"与以"圣经"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重构中国话语体系与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
我国地方金融机构(组织)是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然而与其他金融机构类似,其在成立之初便存在脆弱性的根基.地方金融机构的经营特性引致的行业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是造成金融风险的重要内生因素,除具备金融风险的一般特点外,地方金融风险还具有特殊性.尤其是随着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和地方金融创新发展,地方金融风险的类型和特点也随之产生了新变化,愈来愈受到顶层设计部门的重视.与之相应,明确并规制引发地方金融风险、影响地方金融稳定的组织和个人的法律责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无疑是强化地方金融风险处置责任、防控地方金融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法治路径和必然要求.但在我国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地方金融监管法的语境下,对引发地方金融风险的组织和个人的法律责任实施有效追究,对当前防范和妥善处置地方金融风险十分必要,也与此轮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厘清地方金融的监管框架、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职权、促进地方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等目标相契合.文章最后对地方金融风险处置中法律责任的设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应掌握好不同立法价值取向之间的平衡,优化法律责任的立法技术与规制内容,兼顾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是依法处置地方金融风险的应有之义.
目前学界多从法律逻辑角度分析强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鲜见从技术逻辑切入研究的成果.强智能机器人能否出现是讨论其刑事责任的前提,也是否定论对其加以批判的主要原因.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增长与涌现使得强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具有内动力,只有内动力而无需求亦很难将"梦幻"变为"现实".在军事竞赛、商业化对强智能技术升级存在渴求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强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便具有了外动力.在技术内、外动力拉动下,强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有对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的质疑,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滑向了形而上学的机械、静止观,使得刑事理论研究无法为未来的刑事立法提供智识补给.在重构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过程中,亟需解决现有研究中主体内涵阙如、刑事责任认定标准不当和权利保留范围过宽的问题.根据强智能机器人硬件、软件与湿件的特点设置差异性的剥夺感可达到区分制裁梯度的效果,对强智能机器人犯罪的罪名可比照自然人犯罪进行.不过基于处罚成本的考虑,应以对硬件、软件的处罚为原则,以对湿件的处罚为例外,在各种处罚内部又应坚持以轻缓处罚为原则、以严厉处罚为例外.规制强智能机器人的前置法宜采取单独立法模式,在前置法中对智能机器人概念、主体种类、技术更新层次及标准、违法行为表现、处罚种类和等级进行规定,突出对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描述和专业技术人员鉴定程序的规范化.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知、理解和体验存在虚拟性、游离性、抽象性等问题,文化是各类生活要素互相作用的综合体现,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是刻写人民群众的生存面貌、展现精神世界、凝聚集体力量的重要路径.文化中包含符号、记忆、情感等象征体系,可以作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从文化的三个维度出发,能够全面激活象征符号打造文化载体、多维再现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数字具象化民族情感实现文化连接,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符号作为文化表征,是文化意义的显性呈现,是承载、诠释、传递文化意义的天然载体与刻写工具;记忆作为文化记录,呼唤、强化、集中文化认同;情感作为文化意蕴,以真实真挚的民族情感建立、串联,实现文化连接.一方面,这是一次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路创新;另一方面,更是回归现实需求,正视时代发展,回应当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精神交流与情感需求的体现.
气候变化诉讼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一项"自下而上"的新举措,旨在通过法院介入影响各国气候政策以达到改善气候变化的目的.气候变化诉讼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被提起,并逐渐成为各国推动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借以适应与缓解气候变化带来影响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巴黎协定》实施之后,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出现了一系列从人权保障到要求政府加强监管的气候变化诉讼,并不断得到法院的支持.从域外司法实践来看,虽然各国法院对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处理的侧重点不同,结果亦有很大差异,但其或通过解释与适用相关法律,或在具体案件中确认气候变化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影响,均在不同方面发挥着敦促政府修正气候应对政策和法律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目前虽然尚未有真正意义上的气候变化诉讼,但实践中已出现了碳排放权交易和碳汇交易诉讼、能源替代诉讼以及"准气候变化诉讼"等与气候变化应对相关的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气候变化应对案件类型,我国法院采用政府监管与民众监督相融合的诉讼监管路径,今后可从重视检察监督预防功能、强化环境公益诉讼的监管能力,促进公众参与、扩大原告诉讼资格、以损害赔偿入手反向约束企业行为,以及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借鉴国外判例、结合我国实际进行裁判等方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与治理需要的气候变化诉讼制度.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求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轨道.现行以行政机制为主导的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模式,难以深入有效地解决突出的区域性环境问题,难以满足其协同共治的法治发展需要.生态环境法制协同则是可以从根源上应对因环境法制冲突所一直难以触及的区域性环境问题,因应粤港澳大湾区更深层次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在"一国两制三法域"独特的政治与法治环境下,制定统一制定法与粤港澳三地分别立法的路径既不适应当下法制条件,也难以形成治理合力.起草生态环境保护示范法是协同治理进路下逐步实现法制统一更为有效和容易实现的途径,且兼具理论与现实的可行性.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示范法的制定同样面临着三地法律理念差异较大、环境法律协调性缺乏和制定主体不明确等各种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域外先进的示范性立法实践和本土的示范法立法经验,立足大湾区实际,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示范法制定作出基本构想.为此,可以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的立法协调机构、趋同化整合粤港澳三地环境法律、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示范法立法内容的重点突出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和扩大公众参与的方式予以应对,从而以生态环境保护示范法的制定推动粤港澳区域法律冲突的解决与高水平法治合作,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法治环境.
人们通过社会比较和群体标识进行自我归类而产生社会认同,进一步演化出截然不同的社会态度及行为.饭圈文化作为青少年群体间流行度最为广泛的亚文化现象之一,曾在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全方位影响青少年的社会认同.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对饭圈文化乱象的整治进程不断推进,青少年通过饭圈文化引发的社会认同出现松动.从饭圈文化视域切入,对青少年社会认同现状进行反思,是更好面对后饭圈时代到来并重构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必然要求.饭圈文化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青少年追寻个人价值、收获归属感、增强社会参与度,但更容易造成青少年角色定位迷失、人际交往盲目、社会价值观动摇.这种"双刃剑"的影响深嵌于青少年社会认同形成的各个环节,演化出内在运行规则,即流量至上规则主导下资本和媒体联姻促使青少年社会认同酝发,青少年自我同一性探索过程中内外因素碰撞推动青少年社会认同建构,舒适与娱乐表象掩盖下的劳动控制强化青少年社会认同巩固,饭圈信任危机背后不稳定的动态结构加速青少年社会认同扩张.因此,坚持主旋律文化引领,改变文艺行业"唯偶像论"的畸形选择,重塑正确的青少年自我价值秩序,进一步整治饭圈文化乱象,是破解当下饭圈文化依旧影响青少年思想状态的关键所在.
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算法技术在为人们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复制、延续甚至加剧了就业领域中的歧视现象.以招聘为例,雇主使用算法技术来决定雇佣谁的基本步骤主要包括:收集以往的员工数据,在收集的数据中指定预测的具体结果,建立一个寻找最佳预测结果的程序.在这一过程中,算法技术使得就业年龄歧视更加隐蔽,因而更容易导致高龄劳动者将雇主实施的就业年龄歧视行为内化为对自己的歧视.实践中,算法技术中的就业年龄歧视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环节:在数据输入环节,算法技术对高龄者的歧视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上既存年龄歧视的再现;在数据分析环节,即使收集的底层数据是完整的、不具备偏见的,算法技术也有可能产生数据偏差,从而加剧对高龄者的就业年龄歧视现象;在数据输出环节,主要表现为网络招聘平台对高龄者的就业年龄歧视.为避免算法沦为异化的决策技术而减损高龄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和生存尊严,我国应当及时出台专门的《就业年龄歧视法》,从而在形成尊重、珍惜高龄劳动者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共识基础上,建立起包括明确算法技术设计者的多元代表性、增加雇主在算法就业年龄歧视中的证明责任、呼吁算法技术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以及规范和引导招聘平台的招聘行为等措施在内的多维度全方位的治理体系.
活跃在汉末魏初文坛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被后世称之为"三曹".他们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更是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作为文学家,他们成就卓著,各有侧重.曹操擅长四言诗,诗风气韵沉雄,慷慨悲凉,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奠基一种新的气象,引领时代的审美风尚;曹丕的五言、七言、杂言诗创作显示了杰出的才能,他的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尤为可贵的是,他的文学批评才能非常突出,提出的"文气"说理论意义重大,开辟了一个文学批评的崭新时代;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诗歌、辞赋创作成就很大,不仅完善了传统的文学形式,而且充实了风骨的美学内涵,成为时代的文学高峰."三曹"与"七子"等人一道,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时代,建安文学、黄初文学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光辉里程碑.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文学家,他们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思想和审美方面.他们继承诗骚传统,同时又超越了诗骚传统,丰富并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充实了中国文学的意涵,开拓出一种新的诗学和审美精神.
英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频繁出现罢工、工会运动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严重分裂.这些社会危机表明,英国正面临着一些难以摆脱的弊病和治理困境.尤其在英国教育领域,治理困境愈益凸显.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英国社会冲突和治理困境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既反映了当代英国国家治理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社会痼疾,也暴露了以个人权利为基石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实践政策的流弊.政治实践与政治哲学、政治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概念变化和政治革新常同步进行,当政治实践面临深刻危机时,政治概念也面临着重新阐释."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挖掘、追溯了新罗马自由理论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产生和传承,以挑战新自由主义哲学对"自由"概念的单维解读.新自由主义哲学强调,"自由"就是免于干涉,国家应让位于市场,主张限制国家干预,提倡市场化和私有化.英国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加强教育体系中的支配性权力关系,结果导致教育主体间矛盾凸显.新罗马自由理论则指出,"自由"就是免于依附或免于依赖他人的专断意志,为反思当代英国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及治理困境提供了思想资源.
严复对自由的理解问题一直是学界存在而未决的争论之一.本文透过对严复思想中社会政治自由观念的分析,提出了对严复自由观念的新解读.本文认为,严复始终坚持个人的主体地位,对个人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认同毋庸置疑,也提出国家和社会不应干涉个人自由.但是,他对自由社会政治意义的理解主要在两个方面区别于以密尔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其一是关注个人为主体的主动性,其二是对自由的理解出现了实证和规范的分野.在规范意义上,严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着重于分析个人作为主体主动应负的角色、应尽的责任和应提升的能力;而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他又认为国家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具体情境的需要,不需要限制.严复虽然认同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出发点、以个人自由为目的地;但是却在对自由政治意义的解读上走上了强调个人能力和道德责任,忽略限制国家权力的独特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