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2008—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将《绿色信贷指引》视为准自然实验,在推演理论模型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方法(DID)进行检验,从理论和实证双视角探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约束的严格程度高时,"倒逼"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波特假说"得已验证;而绿色信贷约束的严格程度不足时,则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倒逼效应"主要体现于外界关注和内部激励,"挤占效应"主要体现于融资约束和成本压力.对于受到严苛信贷限制企业,绿色信贷政策"倒逼"企业绿色创新主要发生于国有产权、行业竞争大、银行监督严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深的样本中.对于受到相对宽松信贷限制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挤出"企业绿色创新主要发生于非国有产权、行业竞争小、银行监督小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小的样本中.
臧克家发表于1939—1948年的四首诗作(《红白浆汁》 《在轰炸中诞生》《那一天——有赠》 《九行》)和两篇诗论(《生活的谣曲》《秋天,诗的季节》),未被《臧克家全集》以及其他臧克家作品集收录,也未被《臧克家年谱》《臧克家研究资料》等文献资料提及,当属佚作无疑.这些佚诗及诗论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补全集之不足,也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臧克家此阶段的诗歌创作状况及其秉持的诗歌观念.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产生于频繁的治黄、治运、治淮实践活动,有缅怀型、敬畏型、厌胜型三种类型.缅怀型治水信仰的崇祀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生前治水有功之人,是传统社会崇贤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敬畏型治水信仰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对象的神格化.与缅怀型、敬畏型两种治水信仰不同的是,厌胜型治水信仰并没有特定的祭祀对象,而是通过设置镇水器物以镇水患.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治水信仰的多样化、类型化和系统化发展,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它反映的是淮河流域各地官府和民间社会持续进行治水活动的一个变动过程,是人文减灾的重要内容.
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请和引用信息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考察了股权再融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再融资成功后,企业专利数量和引用量均明显增多,研发投入显著提高,研发项目建设出现新增,即股权再融资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机制检验表明,股权再融资作用于企业创新的渠道主要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对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结论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方式监管的改革提供参考,也能为企业对核心技术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和募集资金用于研发配套活动的意义提供理论支持.
妇女歌谣自《歌谣周刊》创刊之初便是歌谣搜集与研究的一大重要主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歌谣与妇女所具有的内在天然联系和外部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背景合力作用的结果.《歌谣周刊》作者们对妇女歌谣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研究底层乡村妇女命运的历史和社会材料的不足,有利于引起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然而需要留意的是,《歌谣周刊》的作者们在分析妇女生活时侧重于揭露乡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凄惨境遇,这种选择性的文本阐释忽略了对妇女能动性的认识.同时,由于《歌谣周刊》本身"学术""文艺"的办刊目的,其能为妇女解放所起到的实质作用无疑也是十分有限的.更进一步来讲,透过《歌谣周刊》对妇女歌谣研究的逐渐丰富与深入,也可窥见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逐步建立的过程.
慈善事业是社会团体、民间人士等志愿进行的服务他人的公益事业,但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社会政策引导和制约.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经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国家政策的极大影响.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这个阶段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慈善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伪善"而遭到否定,慈善组织解散或撤销,慈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被迫中断.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放权和"社会福利社会办"政策指导下,一批基金会次第建立起来,中断了30多年的慈善事业开始复苏.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010年,慈善得以"脱帽加冕",得到"正名",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成为主流话语.中央对慈善的作用和评价日渐升高,慈善被纳入到国家制度设计体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进行支持、鼓励、倡导.第四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慈善事业被赋予重任,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为了加快慈善事业发展,国家废除了慈善组织"双重管理"制度,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系列配套法规条例和办法,慈善事业在法制的保护下加快发展,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自古以来,各类灾害就与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相伴而生.灾荒赈济成为历朝历代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灾荒赈济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官赈还是义赈,都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矫正器"作用.近代中国慈善赈济的社会矫正作用是其基本功能,其实际作用的大小与社会多重变量关系紧密,但政府治理的政策措施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作用尤为关键.在慈善赈济活动中,官赈和义赈的竞合协同在近代中国是时常呈现的实态,也是传承至今值得继续弘扬的宝贵经验.
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绿色金融视域讨论了各省份碳排放的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抑碳作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可以利用包含3条模式的有限混合模型进行异质性特征的细致刻画;绿色金融是促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抑碳效应得以释放的重要因素;考察期内11个省份碳排放的模式发生了转变,且发生模式转换的省份大部分位于东中部.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以金融发展促进减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与他思想上的转向有重大关系.留日时期,他虽饱尝歧视却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在压抑、矛盾状态之下其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也同样剧烈.如何看待爱国与异族的爱妻、如何在复杂而矛盾的生活中平衡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碰撞,既是他思想的困境、也是他借以寻求思想出路的契机.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爱国之情和一腔抱负伴随着几次归国又几次被迫离开的现实而无所附丽.在体验到上海的殖民化、无以报国的时代迷惘、苦闷的生活煎熬之后,他回到日本安心学医,但在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下定放弃研究医学的决心,这个决心使郭沫若放下所有的迷茫、烦闷,得到了"觉醒""醒定".
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都曾经历过辉煌的青铜时代,但二者的青铜时代存在较大差别,首先,二者的青铜礼器使用方式不一样,中原文明的青铜礼器主要是作为陪葬明器来使用,巴蜀文明的则主要用于大型的集体祭祀;其次,就青铜器的形制来说,中原文明的青铜器主要是"物"形,巴蜀文明的除了"物"形,最突出的是"人"形.造成二者青铜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其权力模式的不同,古蜀国是崇尚神权的古国,中原诸国则是崇尚王权的古国.二者权力模式的不同则又源于其所处文化生态环境的迥异,巴蜀文明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和奇异多样的动植物使古蜀先民形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而中原文明则因相对单一的地形和便利的交流渠道更注重家族王权的传承.中原文明和巴蜀文明分别代表了中华文明中重物质现实和重精神信仰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它们都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元.
不同种类的技术创新会内生出与之相应的金融需求.现有金融体制在服务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存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强、间接融资未能满足创新需求、资本市场对创新的价值发现功能较弱、金融监管制度激发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解决金融供给未能匹配创新需求、金融主体和创新主体双重错位问题.未来应围绕金融供给与国家创新能力发展协同推进这条主线,通过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增强金融服务创新功能、破解要素配置扭曲、推进数字科技赋能、完善金融监管来形成以提升创新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金融体制,促进战略产业企业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使用出口复杂度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进行测算,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探究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竞争阻碍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通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竞争通过阻碍区域创新与加剧市场分割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地方政府竞争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阻碍作用呈现内陆高于沿海地区、北方高于南方地区的显著差异.地方政府竞争对处在不同分位数处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应转变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晋升考核理念,同时打破地方保护的隐形壁垒,推动区域市场整合,加强资源技术合作与交流,助推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与现有货币国际化理论预期以及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国际化实践不同,"政府力量"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结合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形成这一差异现象的原因在于,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和基于国内利率层面的金融抑制政策是限制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升的两大障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和利率自由化为政策前提,从而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国央行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遵循着"人民币国际化→国内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有效提升"的政策逻辑.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并未给国内经济部门带来净损失,从而为中国政府认可并落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提供了重要条件.
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自2022年底由OpenAI公司推出后，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作为一种具有强大信息整合能力、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多模态交互能力的智能工具，ChatGPT深度融入人类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必然。实际上，AI对社会运行尤其是公共治理的影响，早已引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研究兴趣，而ChatGPT的出现更是将之推进到无法忽视和迫在眉睫的优先级上。基于此，本刊特邀北京、浙江、陕西、福建等地高校追踪研究该领域的学者，聚焦于“ChatGPT对公共治理的挑战与机遇”这一论题，各抒己见，以期从不同视角来揭示与展望ChatGPT对公共治理带来的深刻影响。当然，我们深知，ChatGPT方兴未艾，社会冲击力尚在爆发中，ChatGTP与公共治理的关系问题，尚期待学界持续追踪观察乃至深入探讨。
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占据突出地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回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经历了萌芽探索期的孕育出场、初步形成期的积淀呈现、深化发展期的成熟拓展和全面推进期的华章再续四个阶段,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布设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坚持系统观思维方法的协同推进、坚持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方向,以完善生态法治提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保障,以建构生态文化厚植生态文明精神力量,以绿色科技创新涵养生态文明建设实力.
为了厘清人们对带有地方性标签又具有强大品牌影响力商品的消费能否增强地方认同这一问题,本研究以青岛啤酒为研究案例,借助对来过青岛旅游并且消费过青岛啤酒游客的问卷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基于涉入理论探究商品消费对地方认同的影响;并运用Bootstrap法,检测品牌影响力在消费涉入与地方认同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消费涉入会对地方认同产生直接及间接的影响.一方面,消费涉入以及品牌影响力会直接影响游客的地方认同,其中消费涉入中的吸引力维度和中心性维度均会对地方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象征性维度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吸引力的作用更大,表明游客更注重消费带来的愉悦程度.另一方面,消费涉入通过对品牌评价(品牌影响力)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游客的地方认同,其中消费涉入中吸引力维度和中心性维度会通过品牌影响力间接影响地方认同;并且吸引力的作用更大,表明消费带给游客的愉悦感越强,游客对商品的品牌评价越高,地方认同也越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价值共创行为意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非遗旅游目的地开发的成功与否和可持续性.从居民角度出发,在"认知—情感—行为"理论框架内构建价值共创行为意向概念性模型,可以考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的地情境下居民旅游获益感知、生活质量、情感团结等因素的影响.以山东潍坊杨家埠为研究案例地,通过现场调研和PLS-SEM数据分析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旅游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价值共创行为意向;在旅游获益感知与共创行为意愿之间,生活质量与情感团结分别起到中介作用;生活质量与情感团结对共创行为意向具有链式的中介作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强居民与游客的情感联系,可以有效提升非遗旅游地居民的价值共创行为意愿.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康有为的形象从戊戌变法被视为引领历史潮流的人物,到越来越"保守",乃至逐渐"落后"于时代,经历了一个日益褪色的过程.对于康有为,若不对其个性特质全面缜量,便不能理解其中的真原因.《戊戌履霜录》是近代著名传统派史学家胡思敬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胡氏思想保守,但在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也会如实揭示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有为以一介布衣书生,积极奔走,反复呼号,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反顾.然而,辩证地看,他的个性、才能对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这绝非低估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历史贡献.一个有缺陷的康有为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完美的康有为意味深长得多,站在有缺陷的康有为背后,能给人以更多的震撼与教益.戊戌政变最终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历史功过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君主必须通过百官群臣才能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行政管理.任官必选贤,"尚贤"因而成为周代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贤"指才德杰出之士.依据其杰出程度高下,分"英""俊""杰""豪".周人从选吏任官治国安邦,兼并诸侯称霸天下,打破世袭解放人才诸方面,反复强调过"尚贤"的重要性,告诫君主"求贤"必须虚心,切忌自大.与君主"求贤"相应,民间自然流行"举贤"与"让贤"的佳话.君主求贤,必先知贤.如何知贤?要具备正确辨别忠逆的判断力,要兼顾民众的评价和意见,要结合各种环境对人才的表现作动态考察.知贤、求贤后,"用贤"很重要."用贤"的基本原则,是德能配位,取其所长,去除亲疏."任贤""尽贤"是"用贤"的最高境界.即信任贤人,让贤人放手工作,发挥名副其实的忠贤谏议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