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第五任大可汗菴罗在将汗位让位给堂兄摄图后,被册封为北面可汗,降居独洛水所在的匈奴单于故庭.以《隋书》《北史》为肇端,对菴罗所担任的北面可汗分别冠以"第二"和"第三"的可汗号.或认为,突厥汗国中统押东方的小可汗是约定俗成的储君,即"第二可汗",按位序推排,居北面的菴罗可汗则是"第三可汗",是《隋书》有误.然结合佗钵可汗亡后,"四可汗子"争夺汗位的结果,以及菴罗在让位后建牙独洛水,与大可汗分掌漠北的政治格局,不难推定,菴罗实乃是汗国的"第二可汗",是《北史》有误.
王昶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姚鼐相交五十余年,二人一直互相推重,彼此爱敬.然而,王昶晚年却因刊落姚鼐为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招致姚鼐的不满.推究王昶刊落序言之举,并非出自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而是致力于融通汉、宋的"通儒"与"古文家"冲突的结果.除姚鼐外,王昶和桐城派其他古文家也关联密切,在学缘上,他更与桐城派渊源深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现出乾嘉时期汉、宋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乾嘉文坛复杂文学生态的一个缩影.
作为人类实践对象世界的介质形态,媒介的技术衍化在创新现代审美场域表征图式及其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不断更新着人类对其自主意识生产可能性的认知框架.现代媒介基于形式元素的权力生产体例、跨媒介的表征结构与"劝服"策略、双向互动的权力公约机制以及愈益生活化的实践向度,形构了技术治下媒介权力的典范性征,在更为亲民、在场的感官体验与劝服结构中营造了权力生产的现代效应,同时也架构了审美场域权力表征的现代张力与异化之可能,而由之生发的知识话语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后人类"图景不无启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来,受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及俄乌军事冲突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中亚安全形势呈现明显不稳定、复杂化的态势.一方面,近年来中亚各国普遍存在较高政治安全风险,经济安全脆弱,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严峻,反恐安全压力重重.另一方面,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风云突变也使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面临巨大挑战.同时,内外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外部势力利用中亚国家内部安全风险破坏中亚国家安全形势的可能性较高,中亚的总体安全形势复杂而脆弱.
新疆西南部的叶城县位于喀喇昆仑山北麓和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同巴基斯坦、印度相邻,与克什米尔接壤,是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前哨.叶城为叶尔羌的简称,维吾尔语称"喀格勒克",系由"qarghu"(哨所,烽火台)演变而来,后因"r"音的脱落,语义变化为"qaghiliq"(乌鸦很多的地方).这说明该地名的语源和语义不能只凭口语称谓进行定义,其原有语义和口语语义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叶城及周边有许多类似的地名,如喀尕买里、喀尕贝格、喀尕博依、喀尕阿格孜等,经口语演化,其语义均成为与乌鸦关联的地名,这些都是历史上包括今叶城在内该地区民族演变、杂居及融合的见证.
在理论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和要义阐释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由多元教育主体互构耦合的教育共同体,以干部、党员和青少年为重点教育对象、以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大德"、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为目标的全民性教育实践活动.教育主体和教育对象互动互促、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互构互联以及四者的存在状态和内在联系,直接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功能实现和目标达成.该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各类教育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教育在培养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真正共同体"的践行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密切,特别是抗战期间的"民族意识",大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中抗战文学的兴起.同样抗战文学因为对"共同体"的认知与书写,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觉"的发生,也在培养和加强中华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表现为一种互渗互动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抗战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抵抗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发展过程;二是民族意识如何作用或影响抗战文学等现代文学;三是在具体"抗战"情境中,相关作家作品如何书写或表现民族意识.
比较文学学科自发端以来一直保持着广阔的开放性和纵深的视野,其学科理论依据、逻辑支点、研究策略的每一次自我完善,无一不和变化的时代语境有着紧密的关系.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比较文学再一次被推进到一个新的空间,其传统的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理论路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依然固守传统的学科范式,无疑会导致学科理论回应现实的失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比较文学学科自律与语境他律的关系影响着比较文学学科路径的方向.只有消解学科自律与语境他律的二元对立,通过实现二者的联通与合流,才能把比较文学推到新的境界.
"蹭+宾语"构式源自方言用法,因缺位补偿而进入普通话,因高频使用而发展成为极具表现力的当代流行构式.文章立足于语言事实,在描述"蹭+宾语"构式的宾语类别及其限制条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蹭+宾语"构式使用的语义背景,分别从趁机的(无预谋的)和有预谋的、跟随性的和非跟随性的、无代价的和有代价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指出"蹭+宾语"构式语义背景分析的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生成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从理论逻辑来看,它汲取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从历史逻辑来看,它是对祖国稳定统一的坚守、是对民族理论政策的新发展;从现实逻辑来看,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实践逻辑来看,它是系统地完善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方位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产物.
《汉回合璧》成书于清光绪六年(1880),系编者受命于钦差大臣左宗棠而撰,是一部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汉字的启蒙教材,广泛应用于新疆建省前后的官办义学及蒙学养堂,对边疆地区的汉语推广工作起到了积极地引导作用.文章比较了各本的版式与内容,认为该书是史文光、张成基与孙寿昶三人通力合作的成果,并将现可见的十二部《汉回合璧》划分为甲、乙两个版本系统,A、B、C三种版本形式,版本系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正俗字"和译风上,而版本形式的差异主要显现在"汉字注音"的用字上.
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传统中国文明模式之中始终内含着对国家的想象和构建.在先秦时代,天下主义塑造了中国人的文明观、国家观和世界观,在天下主义视域下国家是一个相对性的存在,以家为模型外推形成疆域格局,以天下为终极原则构建政治秩序.始于秦朝的古代中国开启了以国家为政治单位的国家政治.文化与国家的同构性衍生出中国对世界和他族的态度和策略,也决定了个人身份认同的方式和来源.古代中国以文化主义为支撑,以王朝国家为载体,形成的中心—边缘观念是理解国家的关键.晚清时期中国以"被迫"的方式进入了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秩序观受到了破坏,文化主义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形式无法再对来自外界的冲突做出调整适应.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向民族主义促成的主权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转变.
互联网工具的微型化和私人化,使得文化概念在雷蒙·威廉斯所下的社会文化定义基础上,又扩展出个人化及全球化的超文化内涵.超文化文本将普通网民的个人日常生活作为主要的文化资源,与传统的国家民族话语秩序下的国际传播行为形成了良好互补.然而,如李子柒的自媒体视频作品这类超文化文本,又因其内容和媒介的个体化和自由化色彩,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碎片性和混杂性,并呈现出一定的媒介表演倾向,使得其传播的文化生活与"真实生活"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最终在其媒介受众中引起或褒或贬的多重反响.多重异质性的超文化文本因此充斥了较多不断变化的个体性文化冲动和偶然选择,表现出真实与虚构共存的文化反讽倾向.
加速传统制造业企业创新是我国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及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引擎."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不仅在促进中国内外循环联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为中国企业实现创新升级创造了机遇.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传统制造业企业创新的识别框架,基于2010-2019年中国A股传统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传统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引领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等实践逻辑,化解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创新阻滞的困境;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通过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企业家创新三重机制独具特色地促进了传统制造业企业创新,三者协同效应亦发挥了显著的创新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非重污染型、资本密集型以及高持股比例传统制造业企业创新促进作用尤为突出.上述研究结论,不仅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促进效应补充了传统制造业的微观证据,而且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传统制造业提升创新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决策支持.
囿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的可执行性未作明确的规定,致使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能否对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加以强制执行不应一概而论.文章通过对民事执行、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保费、保单现金价值以及"介入权"规则的理论分析,结合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精神,认为对于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财产权益部分可以强制执行,而涉人身权的部分则不宜强制执行.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的强制执行应对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债权人利益与被保险人利益、强制执行权与民事权利保障等议题加以考量,对于纯人身保障的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则应当豁免执行.
大数据浪潮、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共同造就了大数据证据概念的产生,继而引发新增证据种类、新设证据规则的变革论.然而,刑事诉讼实践尚未见"大数据证据"的语词使用.虽有观点指出,实践中已浮现基于数据库比对及算法分析的"大数据证据",但其现实样态实为对过往侦查信息化、电子数据分析的循迹,大数据作为应对数据激增的手段,仅引发了刑事证据实践的适应性变革.回归到现有证据理论及制度,大数据证据概念的系统论,直接源自大数据自身在数据、技术、应用维度的多义性,且当借助专门知识获取非显见证据事实时,证据载体发生转化并呈现系统性.由此,大数据证据并无区别于其他证据的决定性差异,无需新设法定证据种类.大数据证据原始载体与最终载体均可划归现有刑事证据法定种类之中.
古汉语指示代词"是"由谓词"是"语法化而来,语篇、人际与话题标记功能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它滞留了后者的基元[正恰]及语义特征[主观认定][抽象]等,它是个重指示代词.这样它才是忆指的,才更适合承指不在眼前的抽象事理.基于此,也才可以解释它所标记的宾语前置句跟受事主语句的不同,以及跟"此"的回指功能与"之"的复指功能的差异等.
全称量词"凡"与总括义"但"在语流中形成并列关系复合词"但凡","但凡"源形式始于六朝,在元代完成了词汇化.词汇化过程中,"但凡"发生了"总括义＞条件义＞假设义"的语义演变,隐喻和主观化是"但凡"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
汉代经营西域首先是出于对华夏区域的安全保障,其次是为了建立对"内属"诸国的统治,又时常体现出对招"远夷"为"外臣"的兴趣.出于对西域特殊地理环境、经济生业和政权组织形式、地缘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因应,汉代的经略在空间逻辑上注重控制行政治所、屯戍据点和交通线路,点线结合.在统治形态上,以西域都护统领天山南北道诸国,但主要依靠当地酋首自治,实行消耗最低的间接统治.在交聘策略上,善于分化、瓦解敌对阵营,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和属众.汉代以乌孙、都护府、敦煌郡为统治支点,依托盟友、城邦诸国、边郡的实力,分别以徕远国、安天山、固河西为目标进行了三种战略设计.由于统治支点和依托力量的不同,三种设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各异,三者间保持了开放和流动.战略利益的优先性决定了何种战略设计居于主导地位.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时代,数字经济推动"三生"空间不断优化变革,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探索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对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242个地级市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之后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加1％,流动人口居留的概率将提高22.4％;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三生"空间影响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对比来看,生活空间的中介效应最大,生态空间次之,生产空间最低;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受教育程度、城市等级之间的差异.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拓宽流动人口就业渠道,推动生产空间集聚高效、促进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助推生态空间绿色发展,提高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从而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