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3日至16日,由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江蘇師範大學聯合主辦,江蘇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承辦的"2020年漢唐典籍與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41届年會"在歷史文化名城徐州隆重舉行.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國内近百家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40餘位專家學者到會,提交論文128篇,可謂規模宏大,顯現出學者們對研究交流的極大熱忱.
五禮文獻,散在經典、注疏、政書、類書、文集和專著,浩瀚難檢,每爲學者所嘆.朱熹已説,"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此語爲吴必大在淳熙十五六年(戊申、己酉)所記,時朱熹年届耳順,學問已臻極致,深刻認識到古禮難讀難治.但説要拆洗古禮重新編纂,"須有一個大大底人"來做,不知在何時,當然不會説是自己,可見其時雖深感需要却未必有編纂《儀禮經傳通解》(下簡稱"通解")之設想.但其紹熙五年(1194)閏十月《上乞討論喪服劄子》時,有門人致疑而未能折服,及後見《鄭志》有明文,方知經文未備,而有待於傳注之補充.於是不數日即《上劄乞修三禮》,"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説",這應該就是《通解》屬稿的動議節點和撰著體式,時距吴記已過五年.原來希望有一位"大大底人"來做,現在則當仁不讓,不得不出來承擔一個"大大底人"的歷史責任.
方向東、王鍔先生歷時十六年整理完成的秦蕙田《五禮通考》近期由中華書局出版,全書分裝成二十册,長達600多萬字,學界内外普遍認爲該書是當代禮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實是可喜可賀. 此書裝幀精美考究,排版佈局相當用心,繼承了中華版古籍的一貫傳統,非常適宜閲讀.除了外觀漂亮,《五禮通考》的點校品質更是一流,讀者足可放心使用.兩位整理者都是當代學界文獻整理和禮學研究方面的大家,有着豐富的整理經驗和廣博的專業知識,更對版本校勘相當熟悉.參與此書點校的還有二先生的多位高足,皆能不違其師之嚴謹作風.這部《五禮通考》整理本在版本選擇、點校體例、文獻校勘方面都相當用心,因而保證了它的點校品質.
一 秦蕙田(1702—1764),字樹峰,號味經,清江蘇金匱(今無錫)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官至工部、刑部尚書等.秦氏早年與朱彝尊等人論禮相合,通籍後又奉命校閲禮書,參與《清會典》的編纂.在喪期間,杜門讀禮.故其號"味經",并非虚語,一生精力所在,壹力禮學可知.秦蕙田依徐乾學《讀禮通考》之例,得盧文弨、王鳴盛、戴震、錢大昕諸人之助,纂成《五禮通考》268卷,上自先秦,下訖當時,分吉、嘉、賓、軍、凶禮五大類,以《三禮》爲核心,廣泛徵引歷代經史四部之説爲佐證,縱横梳理,類例詳明,糾謬補闕,時出己見,成爲當時禮學研究方面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
《陳垣全集》是目前陳垣先生最爲全面的著作彙編,但限於選録體例及見聞,不無遺漏.兹將《論小吕宋勾蟲病》《如何介紹基督與知識界》《鄒君小傳》《陳援庵先生寄賜所著書并索閲本刊書》《輔仁大學開學典禮報告》《回教傳入新疆之經過》等數篇集外演講、短文、函劄録出,略作考釋,以爲補輯.
日本中世,由於受漢文化影響加深,啓蒙教育格外重視漢詩.漢詩啓蒙教材的編寫也經歷了從直接引進中國詩歌選本、詩評,到選編中國詩集,再到參照中國蒙學教材韻文形式自編,既展示了日本漢詩啓蒙教材産生和發展的過程,也體現出漢詩在日本中世的接受和流播狀况.
始於道光時期的理學復興是晚清學術史上不可忽視的現象.這一時期的理學家們面臨"漢宋之争"與"朱王之辨"兩個重要論争.從學術立場看來,他們主張宋學爲主、漢宋兼采,并通過表彰力闢王學的清初儒者,重新確立了理學的正統地位.從理論内部看來,其代表人物邵懿辰提出回到"下學上達"的工夫路徑,并以正學、異學、俗學三分的框架判攝漢學與陽明學.在他看來,漢學作爲俗學忽略了"上達"指歸,陽明學作爲異學則缺失了"下學"工夫,只有朱子循序漸進的爲學路徑才是真正"完全無弊"的正學.
"撰"作爲書籍著作方式,經歷了一個形成和演變的過程.先秦時"撰"開始具有"著述"之義,但尚未成爲書籍著作方式.在漢代,"撰"作爲書籍著作方式始見於文獻記載中,并呈固定化趨勢;"撰"除了具備"著述"義外,又分化出"整理"義;"撰"作爲書籍著作方式逐漸確立.其確立,反映了先秦至兩漢圖書事業的發展、著述觀念的增强,具有深刻的意義和影響.
湖北省圖書館所藏紀昀手批《史通訓故補》,爲紀昀存世的手迹之一,迭經名家珍藏,傳承有序.根據紀氏題跋和批閲具體時間的記載,可知其批閲此本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即《史通削繁》定稿(乾隆三十七年,1772)之前五年.同年七月紀昀批閲浦起龍《史通通釋》,現藏國家圖書館,道光十三年(1833)盧坤刻《史通削繁》成.通過對三個版本的比勘可以看出從該批校本到紀氏手批《史通通釋》,再到《史通削繁》成書的完整過程.此本對研究《史通削繁》的成書、紀昀史學思想等有着獨特的文獻價值.
李慈銘是清代著名史學家、學者.他著述豐富,但生前刊印較少,多以稿、抄本流傳.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李慈铭稿本《越縵堂雜著》收録李慈銘著作十五種,不僅數量衆多,而且多爲未刊稿本.稿本《越縵堂雜著》十五種存李慈铭之佚文,訂文集之闕訛,補編年之缺漏,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發生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的"密揭事件"是王錫爵生命中重要的政治事件,其深刻影響着王氏政治生命的走向與後世接受.以《明史》爲代表的主流歷史書寫多視王錫爵在密揭中詆毁言官,密揭未達御前,已爲省臺諸公所獲、并公之於衆,引發時論及後世對王錫爵"諛君媚上""排擠善類"之評;然重審王氏奏疏及相關史料,則不難發現,"密揭事件"實爲東林黨人針對王錫爵所策劃的一次政治行動,東林黨人有意公開的"密揭"當係"僞作",與王氏原本大相徑庭,其意在利用"政治共識",爲阻止王氏重返内閣制造輿論效應,從而爲東林黨人秉政提供可能.
明前嶺南筆記文獻的發展受嶺南政治經濟文化和中原筆記的影響,經歷了秦漢的生發期、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期和唐宋元的成熟期.嶺南筆記文獻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階段性特點和地域特色,具有濃厚的經世務實精神.嶺南筆記文獻在明前的發展,對明清嶺南筆記的發展産生深遠影響.
日本岩崎文庫藏《春秋經傳集解》鈔卷爲平安中後期清原氏家傳鈔本.該卷可能是清原賴業據内匠允重憲本鈔寫的"新本",或者就是内匠允重憲本.通過校勘發現,該卷與宋刊本存在較大差異而與金澤本同源,金澤本可能是岩崎本的間接鈔本,而兩本的祖本當爲我國唐鈔本.岩崎本所勝之處可爲刊本提供異説、爲前人校勘提供版本證據,但由於岩崎本鈔寫不精,故總體校勘價值一般.比勘岩崎本與金澤本,對探討兩本的祖本面貌、全面認識金澤本的价值、研究域外漢籍的流衍等問題有重要意義.
明代書目編纂體例的創新性發展主要體現在類目設置的多樣化以及多種分類依據的綜合并用兩方面.類目設置方面,不僅有對隋唐以來四部分類法的繼承,更有二、三、五、六、七、八乃至十分法以上的多部分類并行方法.分類依據方面,專科目録往往根據著録對象的内容採用單一化的分類依據,而綜合性書目中則出現了多種分類依據的平行并用與立體結合.宏觀來看,明代書目構建出邏輯清晰、綜合多樣、插架與分類功能并重的創新型體例,其最終目的是忠實保存藏書的原始面貌.
毛晉汲古閣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區著名的刻書坊和藏書處,其所刻書籍種類涉及經史子集四部,尤以經史正統書籍爲主,所刻書籍多據善本、校勘精良,有别於當時書坊刻書草率、好删節的風氣.所刻書籍類型,體現了毛晉宣導正風俗、厲人心的經世致用刻書思想,爲明末清初學術的扭轉作出重要貢獻,也爲清代刻書業的發展樹立了典範.
唐人張鷟所撰《朝野僉載》是一部重點記載唐代前期歷史事件的筆記,歷來備受學者重視.原書二十卷,早已散佚,今日所見者爲後人從《太平廣記》所引搜羅而成的輯本,雖然尚保存了現存文字的大部分,但是原本面貌如何已不得而知.本文依據現存材料,通過探討宋代曾經流傳的《朝野僉載補遺》與《朝野僉載》的關係、原書分門及張鷟的著述意圖等三個問題,以考察此書早期流傳中的面貌.
作爲綜合目録,阮孝緒《七録》總匯宋、齊以來公、私書目之著録,是《隋書·經籍志》最爲重要的學術前承之一.《七録》久佚,體制難徵,是否具有小序等問題,學人罕有討論.通過對傳世文獻之繹讀、輯佚與重構,可證《七録》具有小序;通過張守節《史記正義》被刊落文本之考索,尚能考得《經典録》之尚書部、詩部、禮部、春秋部等四部小序之完篇.由此四篇,足徵《七録》之小序,上承《漢志》,下啓《隋志》,構成内容與體制上的傳承鏈條,在目録學、經學及阮孝緒專題研究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元嘉北伐的失敗和劉宋内部接連不斷的政治内耗,極大地削弱了劉宋實力,也拉大了南北政權的實力差距.爲適應新的局勢,孝武帝在對蠻族政策方面做出了相應調整.孝武帝有意安排與蠻族聯繫較密切的人員擔任蠻區州刺史和地方官員,體現了安撫政策的擴大化,同時又轉向對腹地蠻民的征討,更注重内部秩序的穩定.對蠻族政策的調整體現了劉宋對北魏的守勢,也對南朝歷史産生了重要影響.
張彦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部分内容出自《開元群書四部録》或毋煚《古今書録》,其餘大部分内容或本於《七志》圖譜志.唐志以外的"秘畫珍圖"以劉宋爲下限;部分見於《隋志》或《隋志》之"梁有",部分則不見於《七録》《隋志》著録;讖緯與陰陽類混排不分,合於《七志》《七録》分類特點,與《隋志》讖緯與六經同部的體例有别;兵書類成書均在南齊之前,上述特徵均指向《七志》圖譜志.
褚逢椿是清嘉慶、道光時期詩人、書畫家、經學家,家傳《公羊》之學,著有《公羊測義》一書.《測義》一書具有墨守與變通兼備、以禮學治《公羊》的特色.褚氏《測義》及其他著作因家貧未能刊刻,現已失傳.但該書與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淩曙《春秋公羊禮疏》同樣具有信守《公羊》家法、以禮治《公羊》以及重視鄭玄禮學的特色.特别是以禮治《公羊》的傾向,對晚清公羊學的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