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是"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家族控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所嵌入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族控制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且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这一影响效应越大,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这支持了"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从成因机制来看,家族控制主要是通过强化家族领导模式意愿、降低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入驻开发区的技术嵌入与区域儒家文化的文化嵌入弱化了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效应.创始人在位时,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更为明显;而二代参与和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条件下,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有所减弱.本文为数字时代驱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企业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企业增强经营资产配置是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从企业财务分析视角,借助CSMAR数据库及手工搜集的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行为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对资产结构配置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比例,表现出促进微观层面"脱虚向实"的潜在影响.(2)数字化表现、数字化广度与数字化深度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具有一致性.(3)进一步探究影响边界发现,供应链压力越大,数字化的作用效果越强;而同业竞争越强,数字化的作用效果越弱,这源于企业在进行垂直、水平比较时的预期收益和潜在成本存在差异.(4)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性收益从而增加企业短期经营资产配置,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产出从而增加企业长期经营资产配置.(5)数字化对资产结构的影响在非国有样本中更加显著,这与市场机制的逻辑相一致.文章探究了数字化赋能实体企业的微观表现,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的财务后果,为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提出建议.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后发企业既要致力技术创新又要构建产品类别才能赶超领先企业,然而以往研究大多限于技术创新或产品类别的单一维度探讨,对二者动态协同缺乏关注.本研究从整合角度,搭建"追赶压力—追赶行为—追赶结果"的分析框架,并以在电动注塑机领域赶超的海天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进入压力,通过采取"模仿创新—类别沿用"的相似协同机制,而获得合法性;在超越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竞争压力,通过采用"自主创新—类别跨越"的差异协同机制,而取得竞争优势.其中,后发企业的技术策略和类别策略受到所在行业技术体制和市场结构等外部情境约束,后发企业的定位转移与目标变迁从内部推动追赶阶段向超越追赶阶段跨越,后发企业的动态协同能力持续提升是其根本保证.本研究构建了技术创新与产品类别动态协同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后发追赶的内在规律,从"技术—认知"整合视角为后发追赶带来了新的解释,以"技术创新—产品类别"协同丰富了后发追赶的微观机制研究,为中国后发企业赶超世界领先企业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反向混改"不仅意味着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化,而且可能产生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影响企业经营活动.本文利用初始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是否超过10％来度量反向混改,以微利或资产报酬率微增度量盈余管理倾向,进而考察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向混改与盈余管理倾向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机制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可以部分地归结为政企关系的加强.异质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较差地区,且主要来自于国有非金融类机构的入股.基于具体盈余管理手段的进一步检验表明,反向混改企业主要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而不是应计盈余管理手段来向上操纵盈余.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性质的股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有助于加深对反向混改后果的理解.
在数字技术加速与供应链融合的背景下,厘清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的机制及效果是深入推进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前提,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构建的外生冲击环境,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管理赋能和创新赋能是供应链数字化驱动企业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机制,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政府营造的良好供应链运营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产业链中游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绩效驱动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中,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构造风险危机的外生冲击,通过事件研究法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对危机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力和事后化解能力,增强了风险冲击下企业绩效的稳定性,实现了有韧性的增长.本文不仅为加快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撑,更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盛行,跨国并购和整合发达国家企业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重塑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方式.然而,面对与发达国家企业在制度文化、战略资产、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支持性合作模式实现高效整合,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本文基于资源行动视角,以中国家电领军企业海信集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海信跨国并购后整合TVS和Gorenje的嵌入式案例研究,探讨跨国并购后如何采取资源行动策略以形成支持性合作模式,进而实现高效整合.研究发现,第一,跨国并购后整合中的资源相关性可以解构为资源可转移性和资源互补性两个维度,并在不同类型的跨国并购后整合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第二,由于并购双方资源的可转移性和互补性特征差异,并购企业分别聚焦于整合中的资源嵌入和资源桥接,采取不同的资源构建、资源重组和资源利用等行动策略;第三,在不同的资源行动策略下,并购企业分别形成了驱动型和联动型两类支持性合作模式,实现跨国并购后的高效整合.本文形成的理论机制对理解中国企业独特的跨国并购后整合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响应了近期学者对研究如何实现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后有效整合的呼吁.
由新兴资本市场股权高度集中所引致的代理冲突是公司治理领域热议的核心问题.除已有基于内外部控制系统的制度设计外,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能否发挥数字金融的治理效应是值得探究的时代议题.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质押行为的视角切入,本文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抑制了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掏空.当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时,数字金融的治理效应更为突出,表明数字金融能够在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缺漏和不足时发挥补充完善作用.微观机理上,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信息治理、财务治理和风险治理渠道抑制了股权质押后的控股股东掏空.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在制约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后,既增强了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也提升了企业长期投资价值,贴合投资者财富最大化的治理目标.本文在深刻解答数字金融如何赋能公司治理的同时,亦为后续如何更好地保障投资者权益,以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治理决策.
塑造和提升组织韧性是我国全球化企业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关键成功要素,而新兴的天生全球化企业与传统全球化企业在韧性塑造中却面临不同困境.采用双案例对比研究方法,选取TikTok和华为分别作为天生和传统全球化企业的典型成功案例,探索两类企业组织韧性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共性和差异.研究发现:两类全球化企业的组织韧性虽表现出稳健性、冗余性、灵活性、兼容性和适应性五个共性特征,但韧性特征的具体解释、形成过程和驱动要素等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天生全球化企业经历韧性塑造、韧性激活、反超改进三个韧性特征形成阶段,差异化驱动要素分别是"内韧和外联""事中预判""反思";传统全球化企业经历韧性激活、韧性再造、反超改进三个韧性特征形成阶段,差异化驱动要素分别是"事前预判""去冗余和激励""开放".对比天生和传统全球化企业组织韧性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既是在逆全球化时代对我国全球化企业组织韧性理论规律挖掘的新探索和补充,也为我国全球化企业塑造自身韧性体系提供了精准成功对标案例.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产业智能化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实现低碳转型的有效途径.本文借助网络爬虫、手工搜集数据等方法,围绕智能化条件、智能化创新和智能化应用三个维度构建出中国283个地级市的产业智能化指数,探讨了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将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探析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在产业智能化与低碳经济转型之间的作用机理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低碳转型压力,产业智能化能够显著促进低碳经济转型,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产业智能化能够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低碳经济转型.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位于中等水平时,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最强;当技术创新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智能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产业智能化主要作用于低碳试点城市、高碳排放强度城市、东部城市和一线城市的低碳经济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促进我国产业智能化升级,推动低碳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组织变革的关键驱动力,但如何获取员工对AI的支持是当前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文引入员工参与AI实施过程(简称员工参与)作为前因,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构建了员工参与影响员工AI支持行为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员工对AI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研究1采用情景实验法,通过对175名服务业员工样本进行2×2被试间实验设计,发现员工参与能够促进员工的AI支持行为;员工参与和企业伦理氛围协同提升员工对AI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研究2采用问卷法,通过对386份服务业员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支持并拓展了研究1的发现,揭示了员工对AI支持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以及被调节的中介效果.研究结论丰富了员工AI支持行为的前因变量和发生机制研究,同时启示企业在实施AI的过程中要尊重员工的能动地位,联合运用员工参与和伦理管理两大策略提升员工对AI的支持、实现员工与AI的协同.
数字赋能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0年中国1075家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赋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链整合的逻辑框架和测量方法.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提升1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26％;数字赋能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和供应链效率等进行产业链整合,进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因企业性质、行业特征、营商环境等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非国有、非高技术类、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数字赋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更高.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数字赋能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解释了"索洛悖论"来自于产业链整合的差异性,这为数字赋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创业活动往往离不开跨部门合作,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个体跨部门工作经历对社会创业的影响.通过匹配2015年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GEM)和其他宏观数据库,本文构建了包含36个国家51448个个体的跨层分析数据,并从创业认知视角研究了跨部门工作经历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跨部门工作经历能够通过认知调动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增强个体社会创业机会识别的敏感度和提高社会创业机会开发的能力,从而促进其社会创业选择;在制度质量较低和文化严格程度较高的国家,跨部门工作经历对社会创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部门工作经历的组合对个体社会创业选择的影响有所不同.个体创业认知和制度文化共同决定了社会创业选择,这一结果不仅丰富了社会创业选择的前因研究,也为相关社会创业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全球范围内的发明人才流动对各国不同行业研发和生产分工进行了重构,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为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探讨发明人才跨国流动是否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其可能的内在机制,利用2000-2014年PATSTAT数据和WIOD数据对世界各国(地区)技术异质性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全球范围内,发明人才流入和流出均促进了高、中高和中低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同时降低了低技术行业间接附加值出口份额,推动其优化调整;(2)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分解发现,受发明人才跨国双向流动影响,高技术和中高技术行业进口中间产品依赖缓解是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主要机制,中低技术行业形成国内中间产品替代国外中间产品的攀升机制,低技术行业表现出行业内部的 自我优化;(3)中高、中低技术行业发明人才流入和流出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经济危机对高技术行业发明人才流动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合作更密切的国家(如欧盟成员国)之间发明人才跨国双向流动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改善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中国异质性行业吸引人才和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战略含义与政策建议.
股利政策一直是财务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以2009-202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所有A股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减弱、力度降低,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现金股利分配,且该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宏观经济状况和企业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风险应对及融资约束因素构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中企业选择保守股利政策的内在逻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缩减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有助于平滑现金流波动并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对企业价值具有积极正面影响.本文为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为企业决策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参考.
越来越多非金融企业开始大量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这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还鲜有文献从行业内企业相互影响的角度研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本文以僵尸企业的溢出效应为切入点,运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非僵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僵尸企业增加了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在僵尸企业与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制造业子样本中更显著;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缓解了僵尸企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僵尸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正向影响;僵尸企业的复活有助于减少正常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理解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以及解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因具有理论意义,还对通过处置僵尸企业为正常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从而引导企业回归主业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与主播达人合作进行直播带货是新产品推广的重要手段,而伴随品牌商对直播带货模式的熟悉以及对建立品牌直播间的重视,品牌自播迎来发展热潮.对于知名品牌商而言,该如何选择直播主体去推广新产品?本文从直播主播类型和新产品类型两大特性出发,对消费者的新产品购买意愿进行研究,并围绕消费者的感知质量不确定性、感知匹配不确定性与电商退货策略进行深入探索,基于信号理论,通过三个虚拟实验进行实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品牌商实施自费的退货策略时,搜索型新产品选择两种直播主播类型效果差异不显著;品牌商实施免费的退货策略时,搜索型新产品选择品牌自播会降低感知质量不确定性,进而提升购买意愿.品牌商实施自费的退货策略时,体验型新产品选择达人直播会降低感知匹配不确定性,进而提升购买意愿;品牌商实施免费的退货策略时,体验型新产品选择两种直播类型效果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深化了新产品营销相关理论,拓展了直播主播类型的研究范畴,丰富了电商直播的研究内容,并为后续开展数字营销研究提供思想借鉴,为品牌商选择合适的直播主播类型与电商退货策略来提升新产品推广效果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本文用"进入权"对非国有股东委派的董事"赋权",考察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的局限,以2007-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并购前后"非国有派"董事的变化对国有企业并购非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购后三年,随着"非国有派"董事在董事会占比的提高,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并购绩效显著提升,该结论在更换核心变量、改变模型、扩大样本区间以及使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DID政策冲击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后"非国有派"董事人数的增加可以提高监督治理水平(增加董事会召开次数并降低国有大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优化战略决策效果(促进数字化转型并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增强资源供给能力(缓解税收负担和融资约束).拓展性分析发现,"非国有派"董事积极参加混合所有制并购带来的并购绩效提升,最终能够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及抗 风险能力,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并购中实现资本的有序扩张以及保障"非国有派"董事的话语权,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环境正向外部性特征,能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然而,现实中如何有效解决公司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始终是一大挑战,决策制定者面临着刚性的命令型政策和柔性的市场型政策两种手段的权衡与取舍.本文以作为市场型政策典型工具的政府绿色采购为切入点,通过手工收集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等,从绿色创新角度探究市场型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后,其绿色创新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有助于公司缓解融资约束,并且激励公司关注环境问题、加大环保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当年获得政府采购合同金额越多、获得政府环境补贴越多,以及关于该公司的绿色新闻报道越多、公司所在地政府对环境关注度越高时,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绿色创新效果越好.拓展性检验发现,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还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同行业以及同城市其他公司的绿色创新.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理解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绿色创新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微观经验证据,为如何激发公司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
随着算法的升级迭代和持续精进,零工平台基于算法技术对数字零工劳动者的管理成效成为理论和实践交汇的关注热点.劳动者通过技术进步获得了更大意义上的可交往性自由,但同时又囿于技术而进入到一个普遍的数字化技术统治中."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成为了解释科技对于改变劳动过程的关键视角,然而现有研究还没有将其整合.本研究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整合算法管理"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视角,探讨算法管理影响数字零工劳动者平台承诺的"双刃剑"机制,其中"控制主义"视角主要考察感知算法控制,"决策主义"视角主要考察工作重塑.对来自407名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多时点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算法管理积极影响感知算法控制和工作重塑;算法管理会通过增加数字零工劳动者感知算法控制进而降低其平台承诺;算法管理会通过促进数字零工劳动者工作重塑进而提高其平台承诺;正念负向调节算法管理通过感知算法控制降低数字零工劳动者平台承诺的间接效应;正念正向调节算法管理通过工作重塑提高数字零工劳动者平台承诺的间接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算法对零工经济中在线劳动者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研究,为规范平台管理和促进零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