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地理志》是研究唐代歷史地理的主要文獻依據,然其斷限與史源尚未釐清.本文打通政區沿革考證與史源學兩種研究思路,剖析《舊志》的斷限與史源,並分類考察其構成材料,透視文獻纂修過程.以往認爲《舊志》總序中出現的兩處斷限提示,其實與《舊志》政區沿革斷限無直接關係.結合《舊志》所記都城長安附近政區沿革,與《舊唐書》藍本唐代《國史》的修撰歷程,可以論定《舊志》的斷限當在乾元年間.
朝參是日常視朝的禮儀程序,以群臣分批分班進入宫殿拜謁君主爲主要内容,目的在强化君主權威、彰顯官僚秩序.南宋的朝參,延續了北宋元豐以來的制度框架,却在實際運作中,受到宫殿布局、空間縮小等物理層面的制約,及二帝北狩、高宗内禪等政治問題的困擾,呈現比北宋更扭曲的樣態.其間,朝參顯露出衰頹、萎縮的發展迹象,一方面適應了視朝制度的變化,以"削足適履"的方式追隨聽政進入後殿,從而喪失了施展潛能;另一方面,也源於南宋君主維繫秩序頂點這一重要角色,逐漸力不從心,從高宗的遥拜徽、欽,到孝宗的德壽宫朝見,再到群臣對朝參的慣於"怠慢",都反映出朝禮之中君主威儀的削弱,不得已做出妥協.
魏蜀吴遥領的時空特徵迥異.魏遥領時間存續短暫,空間分布範圍有限,與降將密切相關;蜀前期遥領時間存續長,空間分布集中於臨近地區,與招懷邊民密切相關;蜀後期和吴,遥領時間存續長,空間分布不限於臨近地區,但吴遥領依然處於實際控制區輻射下,與交分天下盟約密切相關.上述差異涉及三國正統觀念問題.魏和蜀前期,均認爲自身是九州之内唯一合法政權,其他政權占據土地僅是軍事失地,遥領大都出於招懷邊民、安撫降將等軍事目的;蜀後期和吴,因盟約而遥領,遥領在時間上常態化、空間上普遍化,實質以放棄正統性訴求爲前提.
元代文獻中"愛馬"一詞,一般理解爲諸王、貴族投下,其實也時常指代怯薛的一種下屬單位.怯薛各愛馬以諸執役分支爲基幹構建而成,這些執役分支完成愛馬化進程的時間遠比學界過去推想的要早,至遲在世祖中後期,各主要執役分支就已實現由執事團體向愛馬集團的轉變.愛馬在怯薛管理體制當中主要負責處理日常行政事務,其職能大致分爲掌管財政收支和操辦人事選舉兩大塊.四怯薛與各愛馬在組織上相互平行、互不隸屬,怯薛内部之所以形成這種二元組織架構,歸根到底是由於它需要同時承擔宿衞宫禁和打理皇室家政兩項職能.
《復初齋詩集》目前所存的三種稿本為進一步考察翁方綱的詩集編纂及詩歌創作提供了有效的文本路徑.對勘研究稿本與刻本,可了解詩集經歷的動態文本編纂過程,包括篇目去取、内容改定、順序移易、卷次分合等.在此過程中,翁方綱不僅大删詩作,改定詩題,還調整卷次,將部分中期詩歌編爲早年之作.作爲詩集最終面貌的七十卷定本,是精心建構與刻意包裝的結果.借助稿本,抽絲剥繭討論詩集的編纂過程,釐清和還原其建構的真相以及蘊含的作者意圖,可以引發對編年體别集真實性問題的思考:即使由作者手定編年的作品,也可能是摻僞、粉飾的產物;編年别集作爲一種帶有歷史性與歷時性的文本,同樣存在虚構的可能.
過去對杜詩宋注不够了解,《錢注杜詩》被視為最具原創性的杜詩注本.通過全面整理杜集宋注,如今可將錢注與宋注加以比對,進而發現錢注存在承襲宋注之誤、另爲新説而誤、揀擇宋注之善、辨正宋注之誤、自為原創之注五種情況."辨正宋注之誤"與"自爲原創之注"是錢注的原創性精華,約占全書内容的百分之二十."承襲宋注之誤"與"另爲新説而誤"約占全書内容的百分之十."揀擇宋注之善"占全書内容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錢注最爲人稱道的"發覆玄宗、肅宗父子關係"觀點正是通過"揀擇宋注之善"發揮形成.儘管錢謙益並未明確强調杜詩宋注的價值,甚至對宋代注家頗多微詞,但《錢注杜詩》在很大程度上正依賴於大量利用注重史實本事的宋注得以完成,從而扭轉了元明兩代注杜偏重批點鑒賞的空疏之風,開啓了清代注杜偏重詩史互證的實學之風.對錢注的抉原,説明只有回到宋注源頭重新審視杜詩學史的各個階段,才能形成對杜詩及其研究接受史的全局認識.
比照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與班固《漢書·地理志》中秦郡注文體例,可知司馬氏把班固自注中的"故秦某郡"省作"秦某郡"(共七例).據此"通例",學者根據上述兩書提出的"鄣郡"本名"故鄣郡"的説法,需要進一步解釋論證.《續志》"秦鄣郡"注不合"通例",其應是蕭梁劉昭的補注.劉説本於劉宋徐廣《史記音義》.然徐氏誤解了《漢志》"故鄣郡"注中"故"的含義,其說被裴駰《史記集解》等重要典籍采信後,爲歷代學者所承襲,遂使"鄣郡"是秦郡的這一誤説成爲主流意見.
經學史上聚訟紛紜的鄭玄圜丘、南郊為二説,在本質上反映出鄭玄六天帝觀念與郊社制度的互動關係.本文聚焦於鄭玄六天帝説與郊社制度的設計,通過切近審視緯書天神體系,反觀鄭玄《周禮》注所見六天帝體系,可知鄭玄六天帝説以昊天上帝爲最高天帝,五精帝爲感生帝,兩者存在分立關係,有機融合《周禮》、緯書天神體系爲一體,既合乎《周禮》昊天上帝、五帝的天神體系,又與緯書紫微宫天皇大帝、太微宫五精帝的天神體系相契,呈現出辰象、天神同體的特色.《周禮》以圜丘祀昊天上帝,而鄭玄更據《周禮》經文内在結構不一,郊天制度析爲圜丘、南郊,並更據緯書所載,推演其祭五精帝學説,以南郊、四郊迎氣、明堂、雩祭等均祀五精帝,由此通過對郊社所祀天神的設定,在制度上構建出相對嚴密、系統的周代六天帝祭祀體系.
分析王隱《晉書·地道記》各輯本,可見清代學者出於廣泛搜羅佚文的考慮,往往將佚文出處與《晉書·地道記》文字相近者一併輯録.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學者對《晉書·地道記》斷限年代的認識差異.在嚴格史料標準,重新搜集、梳理《晉書·地道記》佚文的基礎上,分析佚文所反映出的政區信息,以及沈約撰寫《宋書·州郡志》的方法和對《晉書·地道記》的運用,可推斷《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既非太康三年,亦非東晉,而是在晉武帝以後.
疏文是宋代以降道教儀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書類型之一,但對其創制、發展的過程仍少有專門的研究.以南宋定型化的道教疏文體系爲立足點上溯,可以發現道教疏文淵源於南北朝以來佛教齋會所用的齋疏.由於此類文書形式與儀式操作上的特殊性,晚唐五代開始流行以疏文爲齋會功德象徵物的思想,並隨之出現了一些新做法.爲了因應這種風潮,道教才開始引入這種文書體裁.宋代聖節僧道進呈功德疏制度的確立及類似做法的蔓延則進一步加强了疏文在道教儀式中的合法性,使之一躍成爲道教儀式核心文書類型之一.在引入疏文的過程中,道教並非刻板地照抄佛教的做法,而是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對其作了創造性的再闡釋,從而創制出了獨具道教特色的疏文體系.
"用"是一個常用字,但有一類用法的"用"字,研究者關注不够.通過聯繫金文等相關資料,可知"用"有遵循、效法、法則一類意思,引申爲"可供效法、可供法則的東西"即名詞"法",此即《清華簡(玖)·廼命二》"覾(憲)用"之"用"以及古書中訓爲"法"的"庸""甬"."偶人"之"俑"與"屨賤踊貴"之"踊"可能是得義於此類用法的"用",即效法、仿效、模擬於真人的人像製品稱之爲"俑",效法、仿效、模擬於人足的製品稱之爲"踊"."俑"之於"甬/用",猶如"像"之於"象".
鄭注《孝經》南宋以後失傳,清代中期才有日本刊本傳入,清末皮錫瑞撰《孝經鄭注疏》,梳理了諸多問題.但皮錫瑞能看到的鄭注《孝經》以《群書治要》爲主要來源,而《群書治要》以簡明爲宗旨,越是有鄭注特色的部分越容易被删除,所以皮錫瑞没能全面掌握鄭注的内容.敦煌本發現之後,鄭注《孝經》大部分都可以看到了,但幾十年過去,相關研究還很少.最近出現陳壁生先生兩部著作,對鄭注《孝經》的儒學思想有深入討論,而陳先生主要關心道德思想的層面,未及探討鄭玄的解經方法.本文作者十多年來關心鄭玄注經的思路,兩年前嘗試解讀《禮記》注,儘管只做到《曲禮》《檀弓》,結果發現以往學者對鄭注留下大量忽略、誤解之處.用同樣的視角閲讀《孝經》注,本文對魏晉以來一直被忽視或誤解的《孝經》注"善未有""人之行"等説法提出新的理解.又,隋代重出的古文《孝經》經文與今文之間的差異,宋代以來以"大同小異"爲定評.本文首次指出兩者之間分章、章次的差異正好對應鄭注與偽孔傳對《孝經》内容理解的差異,其實是關係到如何理解《孝經》核心思想的大問題.宋代以來學者没有看到鄭注,所以才未能悟出其重大意義.
北宋雲門宗祖師佛日契嵩的兩部代表作《傳法正宗記》和《輔教編》,本文合稱爲"契嵩二作",是北宋時期爲數不多的入藏禪籍之一.二作於北宋嘉祐七年奉敕編入《開寶藏》,其時或僅爲編録入藏,並未隨藏流通.治平元年,契嵩於蘇州萬壽禪院雕造了它們的單刻本,爲其於整整一百年後收入"福州藏"埋下了伏筆.南宋隆興二年,福州開元寺雕就"契嵩二作",並補入開元寺版大藏經"時阿二函";12世紀末,福州東禪寺采納開元寺版二作印本,重新裝訂後編入了東禪寺版大藏經"踐土二函".參考日藏多種"福州藏"版本,釐清"契嵩二作"的入藏與流傳,不但從文獻學方面加强了對契嵩的研究,也對大藏經研究别具意義.該個案研究有助於理解北宋官版《開寶藏》之入藏程序和方式,同時揭示了福州二藏目録編製的潛在變化,凸顯出二藏在編目上的根本分歧.
殿本《明史·朝鮮傳》主要依託王鴻緒《明史稿》删訂而成,内容分朝鮮歷代沿革概述、明鮮關係編年史兩大部分.朝鮮歷代沿革部分源自葉向高《朝鮮考》,實抄自二手文獻《國朝獻徵録》;明鮮關係編年記事部分大體據《明實録》填充,並參考《名山藏》等明末史書,其中萬曆朝鮮之役部分較爲特殊,清初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援朝鮮》的系統記述爲其現成的文獻基礎.在編纂方式上,傳文大段謄抄明人舊文,略加删訂,叙事及史評大致與明代記述相同,相關改動多屬技術性删繁就簡、替换忌諱字,故《朝鮮傳》很大程度上仍反映了明人觀念.由於屢次編修、迭經增删,傳文多有舛誤,質量實較《明實録》等源頭文獻爲遜,今人在利用時當慎重待之.
萬曆十六年以前,《明實録》流傳相對較少,姑可稱爲"早期流傳".於其具體情形,前人所知尚少,更不明所以然.《明實録》在明代可能流傳者,僅有副本.明廷原無明令禁覽禁傳實録,只因實録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庫,歸内監收掌,士人難以見及;正統以後,移貯文淵閣,其實已向部分士人開放,却因文淵閣成爲辦理機務的清嚴重地,實録藏於其中,自然"不禁而禁".然明代實録獨居國史地位,常用於查考故事,自不能絕對秘藏.尤其每逢纂修實録,此前累朝實録例發史館,部分士人便可藉機查考,但因纂修期間程限促迫,而一旦纂修告竣,實録副本即從史館發還原處,重歸秘藏,故長期無有大規模私抄實録之例.明代館閣藏書,本屬一體,實録理應長期收貯史館,方稱便利,惟因嘉靖以前,史館雖常設却不長開,以致實録每每須歸還文淵閣.及至嘉靖時期,纂修與抄録任務接踵,史館二十餘年長開不輟,實録因而長期留置史館,出入翰苑者便有機會從容抄録,《明實録》始得外傳,並對明代私修史的發展產生影響.
關於《慧琳音義》所引《玉篇》底本問題,學者争議較大.或以爲是上元本《玉篇》,或以爲是原本系《玉篇》,比較《慧琳音義》和慧苑、釋雲公、窺基三家音義引《玉篇》情況,可知《慧琳音義》引《玉篇》在不同卷目存在差異,分析底本時應離析材料,將三家音義排除在外.梳理唐宋文獻中有關《玉篇》的記載,分析上元本《玉篇》所收字數,得出上元本《玉篇》和《大廣益會玉篇》的基本面貌接近.考察《慧琳音義》所引《玉篇》的注釋體例、收字和音注情況,得出其所引《玉篇》底本不是上元本,而是和日藏《玉篇》殘卷同出一源的詳本,很可能是流行於寺院供僧人讀經注經所用,根據原本《玉篇》作過删改的一種唐本.
天寶六載杜甫應制舉事曾爲研究者廣泛采信,然據《韋濟墓誌》可證《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作於天寶十一載,杜詩中"主上頃見征"指杜甫獻三大禮賦,"破膽遭前政"亦在獻賦後,皆與天寶六載制舉無關.通過對杜甫應天寶六載制舉事的史源考辨,可知這一判斷出自宋人的推論,缺乏較早的文獻來源,杜甫集中也無支撑此事的内證.在質疑了這一判斷出自宋人的誤讀後,根據杜甫詩文中的人事綫索,可重新考訂其在天寶中的經歷.
漢昭帝始元六年召開的鹽鐵會議,既總結歷史,又凝聚時下熱點,啓示未來走向,是漢代歷史的一大樞機.但學界對會議後續影響關注不足,主要在於對賢良、文學會後去向認識有誤.《鹽鐵論·擊之》載賢良、文學會後"咸取列大夫",並非賜爵而是授官.所授之官不僅限郎中令屬下的"大夫"諸職,而呈現官階高、多樣化的特點,秩次應都在比六百石以上,位列大夫.所謂"大夫"是對比六百石及以上官員的統稱.這批高揚六藝、孔孟的儒者進入官僚隊伍,有力推進了漢代政治與儒學的聯繫.此外,鹽鐵會議具體可考參會者,有學者認爲有朱子伯、魏相、貢禹,但三人均未參會.
陝西眉縣楊家村銅器窖藏中的《四十二年逑鼎》有"肆余作汝(水心水)詢"句,"(水心水)"字因鑄造缺陷,字形略顯模糊,以前由於未能識别相關字形,考釋工作有相當難度.本文首先考察楚簡中"(水禾水)""沬""(水貝水)""(水悤水)""漗"諸字,它們在辭例上應釋爲"沈(湛)"或"沈"一類字,又論及清華簡《封許之命》及《四告》中的"(水心水)",追溯到子彈庫楚帛書、上博簡《用曰》,以及西周中期金文中的"(水心水)"字.結合先行研究,認爲"(水心水)""(水禾水)""(水貝水)"等字象把心或禾或貝投入水中沈祭之"沈"狀,"(水悤水)""漗"所從的"悤"應是"心"之訛變,而非聲符.隨着相關字形的釋出,可確定《四十二年逑鼎》"(水心水)"的字形,句中"(水心水)詢"可讀爲"參詢",是參謀、諮議之意.
引見是清代皇帝掌控中下級官員選任權的人事手段,程式複雜,手續繁多.現有成果多是從決策者和吏部角度考察引見制度的類型演變和運行程式,若改以被引見者角度觀之,突破傳統的叙事框架,在"制度規章"的基礎上,跨越"行政程式",向"日常實踐"轉向,可見不同面相.李圭《入都日記》逐日詳載自己在光緒十三年進京引見之原委,是研究清代官員引見最具代表性的私人文獻.李圭赴京引見依次經過具禀請咨、赴部驗到、九卿驗看、考試履歷、演習禮儀、進宫引見、鴻臚寺謝恩、赴部領照等環節,每一環節均有不同的參與人員、行爲方式和角色分工.結合其他私人文獻相互印證,可知:與政書之定制章程不同,被引見者描繪的是一幅人物衆多、角色各異、舉止鮮活的動態畫面;與決策者視角下的權力分配不同,被引見者眼中呈現的是集個人、組織、制度、環境爲一體的歷史場域;與制度演變不同,被引見者心中展現的是清代日常政務運作的多維體系和内在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