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教堂酒会是近代早期由堂区教堂组织的一种集体狂欢活动,主要盛行于都铎时期的农村地区,一度成为募集堂区资金的最大单一来源,在黑死病之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为重建教堂和贫民救济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性娱乐活动,教堂酒会还起到了增进社区睦邻关系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习俗伴随着宗教改革的反复而几经兴替,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中晚期清教主义的发展,清教徒强调恢复符合新约的纯净的习俗和教义,从而导致了对传统狂欢活动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系统化的教堂税赋在各地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使得教堂酒会最终走向没落.
藏传密教曾在西夏和蒙元时代于西域和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大量的藏传密教仪轨曾被翻译成西夏文、古回鹘文和汉文等多种文字,在不同民族的广大信众中流传.于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出土的古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佛教文献中,我们均见到了大量藏传密教仪轨文献,它们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夏和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传播历史的最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以对古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的一部萨思迦派所传密法——《四次第道引定》的研究为出发点,同定了与其相应的藏文原本,确定了它于西夏和蒙元时代的传承途径和文本源流,并寻得了与其同时代出现的汉译残本,再通过对相应段落进行多语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厘定其文本及其所传修法的内容,由此勾勒出了藏传密教于西夏和蒙元时代传播历史的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篇章.
宋朝是中古史上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宋代社会政治有利于道教.北宋王朝立国之后尊黄帝赵玄朗为圣祖,由此推出的一系列崇拜黄帝的举措,给予宋代道教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机遇.论文通过北宋真宗朝天书下降神话的黄帝崇拜,道教对北宋皇室祖黄帝积极回应的详细考察,认为天书下降神话为赵宋皇室立国奠立了神学依据,尊黄帝赵玄朗为圣祖是宋王朝神道设教的举措.通过天书下降神话及其影响的深度解读,指出道教与皇权政治的密切结合,是宋代道教得以发展兴盛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宗教、批判各种"宗教批判"理论及方法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青年时期对宗教的本质及其"尘世"根源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人的理性或自我意识的认识根源→政治根源→经济根源的演变过程,得出物质生产与交往关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基础性地位的重要结论.宗教批判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切入点,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关键性意义.深入研究马克思宗教批判与唯物史观形成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宗教批判的思想涵义与方法,提升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辨析力,避免因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宗教理论所导致的或"左"或右的宗教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