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思想史研究业已取得重要进展,亦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缺点,需要继续构建更加符合研究对象属性和历史发生场景的实证研究规范.通过识别研究对象的全部属性,可以呈现中共的思想行为活动场景及其运作逻辑,揭示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进路.这不仅要求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推动研究对象的客体化,减免虚造历史现场的"镜像"研究;而且要求加强研究过程的历史学规范,在学术史、议题设置导向、史料批判等环节形成一体化的实证研究操作规程.应当指出,构建历史实证研究规范是提升中共思想史研究科学化水平的中介环节,而非终点.
在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共党史党建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这对于党史学界特别是高校中的党史教学和研究部门来说,显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所谓"学科"是指一定科学领域中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或者指按照学问性质而形成的门类.
阮啸仙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广东青年团领袖,完整经历了"六一六兵变"后广东党、团的组织困顿.团二大以后,他根据自身经历对广东青年团进行了组织整顿:通过督促团员研读机关刊物,进行思想政策教育;通过"组织生活"解构个人主义,强化团员的组织联结和组织认同;遵照《团章》规定厉行惩处,净化组织队伍,塑造和强化团员的纪律观念.阮啸仙领导开展的青年团整顿工作成效显著,反映了从"五四时代"向"组织时代"自主转型的历史进程.
在"以粮为纲"年代,粮食管理可谓村庄管理的重中之重.国家粮政的各项规章制度,强力约束着生产大队粮食的收支流转;村庄在遵章管理的同时,也存在"小账粮""户换粮"的不间断运作、"大队粮"的灵活调剂.这些构成了一个生产大队立体鲜活的粮食管理情境,体现了国家粮政末端的运行实况.通过梳理还原集体化时期一个村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粮食管理脉络,可弥补现有基层粮政研究中的某些不足,还可对"工占农利"作出有别以往的计算和分析.
党代会是中共重要的政治仪式,历次党代会构成了中共党史发展的主干脉络.以往党代会主要作为重要史料隐没于事件史、断代史研究中,整体性与专题性研究相对薄弱.党代会研究一般在召开当年或次年达到研究高峰,之后以纪念性研究为主.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人物、议题、进程的历史性描述、贡献和意义的评价式叙事以及思想与精神的宏观性阐释,呈现纪念性和宣传性研究多,微观实证、横向比较等原创性研究不足的特点.近年基于党代会文本的词频统计与语料分析展开的观念史、话语分析研究日渐兴起,概念与话语成为党代会研究的新视角.概念表征思想,话语反映特定的事实经验,立足于经验之"实"同时以语言之"名"的概念与话语,承载着言说者思考特定议题以及如何解决特定议题的意义与价值系统.概念与话语本身具有建构性,尽管党史研究依附于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但言说的视角、立场、阐释方向与意义生产亦影响着史实的呈现.毕竟,"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①.党代会的概念与话语既是中共社会实践的抽象提炼,又通过文本传播生产意义、形塑信仰作用于社会实践.党代会的概念、话语、命题与论断,为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学习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有必要将党代会文本中的主流政治概念和话语融入党史研究,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政治动员与增强政治认同的功能.
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中共党史研究独立为一级学科的设想正在逐步落地.党史研究是一个特殊学科,一方面与通行的学科体系不相匹配,一方面又处在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学科的交汇点上.党史研究独立之后该往何处去,如何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世所公认的学科?这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当然无力对此进行全面阐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史研究应当将学术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学术化打开了更大的空间,而学术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学化、向历史学科靠拢.党史研究首先应当遵循历史学的基本规范,构筑自己的学科底线,借以清除和抗衡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第一步.历史学是党史研究走向学术化之路最重要的盟友,中共党史与历史学两大学科开展深度合作变得更加迫切而必要.基于此,笔者尝试就以往较少留意的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关系做一初步讨论.
"中共党史党建学"被新立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长期发展的积极结果,也是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一个新的学科名称,就一般认知而言,这一名称应当是由党史和党建这两种侧重点不同的研究领域整合而成的学科概念.这样的整合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学科形成的内在规定性,恐怕还有待深入讨论.就以现有学科立名的既成事实而言,既然"中共党史党建学"已然成为国家整体学科体系中的独立门类,那么就有必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学科在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充分发挥这一新型学科的应有功能.长期以来,相较普通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党史和党建在党校教育系统中始终都是教学与科研的重头内容,都是作为主业主课而存在,课程设置相对稳定、系统.因而,从党校教育层面来探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视角.笔者长期在党校教育系统中供职,拟从职业经验出发,探讨应当如何看待"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当代史研究是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门类,其创建和发展的历程可以追溯到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最初出现的时候一般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来列入"中国通史"教学序列才普遍被称为"中国当代史".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该门类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走在全国高校兄弟院系的前列.早在1983年就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由郭勋教授主讲.1985年,笔者从该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为郭勋教授担任助教.两年后,郭勋教授退休,笔者开始担任该课程和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进行相关学术研究.2015年,笔者调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后,教学和研究任务一仍其旧.因而毫不夸张地说,笔者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与当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完全同步.近40年的持续学习和研究实践,使笔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个人看法,愿意在此与各位学界同道交流切磋,集思广益.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变革著称,这也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从恽代英的日记看,20世纪初前后,与新文化的风起云涌几乎同时,还有一场以革新生活为追求的新生活潮流.新生活要求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改造,比如讲卫生、重清洁、男女平权、家庭革命等,这是在基本生活层面对时代变迁的回应.新生活虽然不像新文化那样引人注目,却由于其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日常,可能具有更为基础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党员构成与职业特征影响,白区党组织内已经出现群体疾患现象.在白区环境下,党组织无法建立党内干部保健体系,无论在医疗经费还是医疗服务方面,均难以满足所有党员的医疗需求.白区党员不得不通过白区公共医疗渠道就医,面临较大的经济与风险压力.有限的党内医疗条件使得疾病逐渐成为影响党组织运作的重要因素.疾患状态不仅降低了组织效率,造成组织不稳定,还通过组织体系扩大了影响.同时,疾病问题被广泛运用在各种组织事务的讨论过程中.从医疗视角重新审视该时期的白区工作,可以发现党员疾患境况与组织运作状况的密切联系.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上海私营批发商转业外埠,是本市转业出路狭窄和紧缩政策双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资金短缺的内地省市听闻上海批发商资金多且转业出路狭窄,纷纷到沪吸收批发商资金以发展地方经济.面对转业外埠,大多数批发商开始是惧怕的,但沪方认为转业外埠是可行之路,在两地政府的紧密合作和动员辅导下,有些批发商选择了转业外埠的"双重改造"之路.上海批发商转出和内地省市接收是在中央对私改造方针和沪方、接收省市、批发商"三方协议"基础上有序进行的,但在吸收人资比例、人事安排、财产清理、存货处理等方面也出现不少矛盾和问题.
1930年，为收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关情报，日本政府专门派人前往中国，整合驻华各领事馆力量，对华中华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为期近3个月的调查。这是中共成立后日本政府组织的针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一次较大规模且较为系统的实地调查，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学界关于日本针对中共的情报收集以及调查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 （1） ,但关于1930年日本对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专项调查，尚未有专门的论述 （2） 。本文拟主要根据日方资料，
2022年注定是中日关系不甘沉默的一年.虽然受到日本政府持续强化日美同盟的压迫性影响,但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节点,日本一些退休外交官和学者还是要举办探讨中日友好、合作的集会,有国会议员质询政府是否计划组织纪念活动,还有媒体直接向外务省提出了相关问题①.或许与这种民间氛围有关,在日本政府主动提议下,两国外长于5月18日举行视频会谈.不过从报道来看,中日关系依然面临不少分歧和挑战②.比较双方表述可以发现,日本有意回避重温中日友好的历史叙事,而极力周旋于现实权力斗争的尴尬迷宫之中.这意味着,肇始于20年前小泉纯一郎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继而被10年前"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国有化购岛"事件推向高潮的中日关系大变局,在安倍晋三首相推进"摆脱战后体制"的新国家战略过程中,形成了慢性化、常态化的对抗性危机.安倍政权所推进的"可战立法"使得日美同盟在后安倍时代继续强化,日本处于"美中对立最前线"的地缘政治概念已成为主流认知.
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与苏皖地区的局势发展密切相关.项英曾两度尝试东移苏南,但为了维护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大局,且苏南局势发生变化,东移方案被迫搁置.此后,因皖东新四军无法收复无为,划界谈判前后国共博弈激烈,加之苏北局势复杂动荡,皖南新四军在转移问题上屡有反复,并最终遭遇挫折.透视此中的多方互动,可以发现抗战时期中共平衡整体与局部利益的艰难、新四军内在多元格局造成的战略协同问题,以及国共关系在微妙平衡下的多重走向.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开始.50年来,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变是促成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中美关系自身变化之大、变化之深刻,无论两国交往的广泛与深入,还是两国关系近期遭遇的困境,更是当时人们所难以想见的.如今,造就中美关系历史性转折的那一代人多已逝去,但他们的远见、魄力、智慧和为此付出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敬佩,他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也值得后人汲取.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范围由小及大、形式由隐蔽到公开、程度由浅至深的演变过程,且对其自身造成不小的冲击.同样,中共对政变的因应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根据对事件认知程度的加深、国民革命阵营的关系变动以及自身生存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对策,由最初的组织正面交涉和领导总同盟罢工,到请求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和策划"红色恐怖",再到以退为进全面转入地下.这既是在蒋介石集团强大攻势下的无奈之举,也是新革命形势下的理性选择.
无论从课题本身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来看,还是就史料来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言,当代中国外交史都是一个充满挑战却又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 当代中国外交大体上经历了革命外交和发展外交两个阶段,分界线基本可以划定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此期间,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与建设者.受制于档案文献的解密时限,既有学术成果主要讨论了革命外交阶段的中国外交政策.
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实施了自豫皖苏边区至皖东北地区的战略转移.1月底日军发动豫南攻势,中共中央大力鼓励四师西进发展新黄河地区,然而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四师陷入敌顽夹击的不利境地.华中局为重点保障苏北地区安全,逐渐倾向于保存四师实力;中共中央则基于皖南事变后国共谈判及全国战略配合的考量,对四师坚持津浦路西仍抱有期待.此后日军动向变化改变了国共在涡河以南的兵力布置重心,四师主力被分割在涡河南岸地区,难以展开.加之豫皖苏边区群众基础有限、军队建制尚待完善,四师难以获得充分的补给和支持,最终作出由路西战略转移的决策.四师的暂时转移,是根据各方实力变动和地方情形作出的务实选择,为日后新四军"重返路西"蓄积了发展潜能.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以下简称"上海公报"),这被史学家们称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上海公报"内容丰富,反映了两国领导人对世界战略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和战略性共识.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打开了中美和解之门,而且在于开启了战后东亚地区秩序变革的进程.
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一个直接原因是1953年上半年粮食价格上涨、粮食市场供求紧张.粮价之所以上涨,既与政府为激励农民种棉而制定的较高的棉粮比价有关,也与粮食定价机制方面存在的品种差价、地区差价、购销差价等与市场状态下相差较大有关.此外,1952年冬以后私营工商业的复苏与发展,对粮食需求增大,也拉动了粮价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