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贸易成本的视角，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国内区域经济循环和国内产业体系循环，利用省际贸易数据对国内、国际双市场的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并按照地区、行业划分讨论地方分割及保护程度，全面评估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贸易成本及国内外市场选择倾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内贸易成本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内循环初见规模；国际贸易成本整体呈上升趋势、不确定性增加，两者差距逐渐缩小。五大区域内部发展异质性明显，长三角地区及广州表现出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双振”的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京津冀地区区域间循环更为畅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圈区域间贸易融合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八大行业内贸成本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内循环基础良好，医疗行业贸易成本最高。
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不同于宽泛意义的法律程序,而是指数据处理者实施处理行为前,应当向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必要程序,以有效约束数据处理者,从而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预期利益.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确权授权机制存在固有局限、知情同意规则的效果被弱化、数据利益的分配失衡等情况表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亟待加强.三种类型的数据正义理论为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提供了较为体系化的理论支撑:以工具性的数据正义拓展确权授权机制,以程序性数据正义支持个人信息决策理性,以分配性数据正义均衡利益分配.结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践,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可在三个方向上予以加强:细化公示公开程序以配合确权授权机制,强化知情同意程序以制约数据处理决策,完善影响评估程序以协调各方利益.
大型科技平台涉足金融领域的"赢家通吃"与"大而不倒"风险引发资本无序扩张的反垄断规制动议.由外而内的平台生态金融赋能、由近及远的平台经济"风险投资"特质以及由上至下的金融市场普惠红利释放均为大型科技平台的"垄断式创新"提供孵化场域.金融市场流量与数据的竞争乱象、平台资本无序扩张的系统风险以及金融普惠外衣下的垄断利润更加丰富平台反垄断规制的金融向度.然而,反垄断规制的有效开展仍需在竞争政策与金融市场化趋势融合中明确功能定位,在平台资本扩张行为与公共权力演化之间建立责任关联,在监管竞争与合作治理中完善权力配置.立足大型科技平台涉足金融领域的市场竞争秩序完善,反垄断规制应当夯实创新发展的常态化嵌入目标,补足以风险预警、合规指引为代表的预防性实施工具,更新金融控股公司与数据要素的市场竞争规则,并在公共性导向下推动金融数据共享与共治机制搭建.
植根中国本土实践,把握数字乡村建设进展和规律,是优化路径和实施方案的前提.基于两轮全国层面的村户抽样调研,通过典型指标的现状分析以及动态比较,发现现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呈现出网络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数字赋能农业潜力正在显现、多元数字化场景不断契合乡村治理需求、数字化应用与农民生活结合日益紧密等演进特征.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规律可总结为从弥合数字鸿沟到走向数字普惠、多场景下的全面数字赋能、不同区域和层级上呈现分类分化.基于对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难点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要以普惠性为本质要求,分类梯次有序推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重点围绕考核标准、产业配套、主体协同、试点示范、数字产品、人才队伍等方面精准施策,不断优化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路径.
工具理性的弥漫与审美价值的沦丧造成青年普遍的时间焦虑.当代青年的时间焦虑具体表现为时间内容与时间节奏的自主性丧失,以及由时间自主性丧失导致的对时间意义消解、对角色扮演和自我认同困境、对精神内耗累积负面情绪等的隐忧.为化解时间焦虑,青年通过主动熬夜重拾时间自主权,并借此实现对时间意义的重构、本真自我的找回以及焦虑情绪的纾解.熬夜尽管是当代青年破解时间焦虑困境的一种方式,但作为一种"畸变"的行为,并没能使青年完全脱离时间焦虑的泥淖.时间焦虑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逻辑.时间焦虑的化解既是青年实现个人救赎的内在诉求,也是整个社会必须直面的问题.合理的睡眠是青年恢复社会性压力造成的紧张进而为更好承担社会性责任储备精力的重要途径.青年个体的时间自主性必须与时间的社会结构安排相关照,关注自身在时间的社会结构安排中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的能力,同时,社会层面的包容与激励是营造青年自由发展宽松环境的重要基础,也是确保青年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城市化测算与研究是制定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规划的首要问题,也是城市化研究相关学科经久不衰的重要议题.通过梳理2000-2020年间中国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规模,考察两者的变动方向与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上广深四座扩张型城市均存在城市化率停滞或降低、但城市人口增长的现象;反之,鹤岗、汕尾等收缩型城市却呈现出城市化率提高、但城市人口缩减的现象,这种城市化率与城市人口变动方向的背离现象可称之为"城市化悖论".城市化悖论现象的形成机理在于城市人口与总人口变化速度悬殊所致,而其应对策略有赖于改良与反思经典的城市化指标与理论、重新审视人口规划与城市发展战略、及时弥补政策偏差与风险、深入改革户籍制度以及适时转变人口增长主义的思维定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开创、坚持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概念,从思想的整体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有助于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实践中,更加坚定、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坚持中国道路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提供了实践遵循.党的二十大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数字兴农是促进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但在实践中也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风险.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供求匹配效率和产品流通效率,促进了经济总体性增长;通过小农户结构性嵌入市场体系和生产体系,提升了农民群体的价值创造能力和利益分配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农业数字化过程中也会产生因不同主体对数字技术的占有和使用权分化而导致的红利歧视.比如,规模生产经营者与小农户技术渗透水平的差异化、市场竞争地位的差异化以及价值分配次序的差异化等.数字技术应用虽然能够使小农户的收入和生活境况得以绝对改善,但其与规模经营者的相对差距会日益拉大.从本质上看,数字兴农的歧视性效应是结构性的、在较长时段经常发生的,而不是阶段性和摩擦性的.因此,亟须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公共性供给、健全产业链利益共享机制、完善线上市场公平竞争制度等举措来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确保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社会公平也得到更高水平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现代化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恰逢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交汇的早期阶段,人口规模巨大是基本底色,人力资本积累日渐雄厚,城镇化进程加快,长寿机会开放,环境资源压力逐渐缓解,人口机会向规模型、质量型、长寿型、配置型等混合型新人口机会转型.应立足国情,注重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把握和充分挖掘新人口机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回归社区,从社区自身固有的属性和特点出发,探明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从当前的治理实践来看,社区具有生活属性,表现出规模小、样态差异大、公私兼具、侧重调整局部微小利益关系等特点.这些属性和特点决定了社区治理内在依循底层逻辑、生活逻辑和社会逻辑,讲求权力分散、因地制宜、灵活便捷、包容实用、公正和谐.据此,优化社区治理,就要倡导内生发展,重视非正式运作,强化情感治理,坚持因地制宜.
数字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使本无逻辑相关性的新兴时代命题"数治"与传统政治追求"法治"聚合于同一场域,由于两者的价值意蕴与目的追求并不一致,所以会在数字社会实践中产生矛盾,具体表现为破窗挑战和完善立法的事实冲突、代码规制和依法行政的规范相持、赋权予能和权力制约的价值分野.为纾解社会变革中数字治理及其法治实现路径的底层矛盾,在理顺数治与法治关系,明确政府治理双重逻辑的前提下,一方面需推进数字治理的法治化,以法治的价值理性规范数字社会问题的回应;另一方面应加强法治的数字化韧性,以法治和数治的协同衍进保障依法治理在数字社会中得以实现.
作为实施我国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通过民间非营利组织或活动而实现的自愿性资源分配,因此需要建构以自治性、公信力与规模化为目标的非营利法制体系来为之保驾护航.据此反思现有制度,以部分非营利形态自治性受限、非营利形态治理低效、财税优惠等促进机制严重不足为代表的制度缺陷明显有违这些目标,抑制了第三次分配事业的长远发展.在《慈善法》修订与其他非营利领域立法之际,应重申自治性、公信力与规模化三大目标,并在非营利领域贯彻章程自治与活动自愿原则、强化民间非营利形态有效治理、完善财税优惠等各类促进机制,从而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潜能.
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集体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道德效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现代征信体系仍处于效能发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未能实现创制时预期的集体理性.究其原因,征信体系多元主体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信任要素的缺位导致个体理性行动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即集体行动难题.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制度均衡点上,现代征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借助契约精神、共享伦理等道德要素的规制力量促进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并通过制度信任以及信息信任的建立夯实普遍信任基础,使多元主体实现行动共通、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此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跨区域农产品产业链协作,能将东部地区市场、资本与中西部地区相对后发展县域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相对低收入的农户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农产品产业链协作,促进产业链纵向、横向延伸,并将产业链主体尽可能留在中西部县域,对助力这些县域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实现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跨区域农产品产业链协作面临各层级政府间协调性不足、政府与市场双失灵风险,存在产业链最后一公里障碍、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困难和阻力.通过完善跨区域农产品产业链协作顶层制度设计、调适政府与市场主体合作关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加强中西部县域商贸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链各环节主体间利益关系,可以有效克服跨区域产业链协作障碍,让农产品产业链更好地服务带动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
人对世界的认识永远"在途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适时推动认识革命和理论创新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基本规律.从历史事实看,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把握时代矛盾、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认识革命和理论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内涵.新发展阶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认识上的突破性变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自我革命首先要求进行认识革命,勇于突破陈腐观念的牢笼.为此,就要以革命精神推动思想解放,在实践与认识的互动中实现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擘画的宏伟蓝图为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和空间,同时赋予了社会工作更加崇高的历史使命和目标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从十二个方面对今后工作进行具体部署,为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提供了不少新的契机.其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战略任务中不少内容跟社会工作直接相关,是新时代新征程社会工作发挥专业优势的重点场域.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也对社会工作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工作需要在做好顶层设计、提升自身能力、强化服务效能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中国预计将于2035年前后从当下中度老龄化社会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这一阶段性演变意味着老年人口数量规模超大、高龄化现象凸显、失能失智群体剧增、人口负增长加速、劳动力缩减且抚养负担沉重等方面的人口特征更加突出,加之家庭结构转变、区域发展分化等因素交织,疾病扩张风险积聚、经济生产活力弱化、公共财政收支失衡、居民养老福祉保障不足、社会不平等诸多问题的加剧势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灰犀牛"式风险.对此,应把握积极应对的机遇窗口期,在思路上更加注重风险的识别管控、化解风险的制度重构和长寿红利的释放,在举措上针对焦点性重大风险做好超前制度路径选择.
基于贸易成本的视角,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国内区域经济循环和国内产业体系循环,利用省际贸易数据对国内、国际双市场的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并按照地区、行业划分讨论地方分割及保护程度,全面评估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贸易成本及国内外市场选择倾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内贸易成本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内循环初见规模;国际贸易成本整体呈上升趋势、不确定性增加,两者差距逐渐缩小.五大区域内部发展异质性明显,长三角地区及广州表现出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双振"的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京津冀地区区域间循环更为畅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圈区域间贸易融合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八大行业内贸成本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内循环基础良好,医疗行业贸易成本最高.
新发展格局下的内需扩大、消费升级为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带来了市场新契机,也让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成为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该如何顺承这一目标的实现去建立长效衔接机制,是现实迫切性和理论前沿性兼具的重要课题,其前沿性尤其体现在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理念内涵的延展上.在厘定小农户范畴、选取生鲜电商为关键衔接介质的前提下,通过探析域外实践经验并考察国内研究进展发现,引入"耦合协调"概念恰可突破既往学理思维中的供需割裂局限性,契合更高质量发展目标,优化未来研究理论框架.文章提出了生鲜电商为衔接介质的供需耦合协调理论框架,并依此进行了研究展望.
很多老年人在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出现数字成瘾,既存治理体系只关注这一边缘群体的数字融入,并没有回应加速老龄人口失能的网瘾老龄化、银发低头族等社会问题.注意力经济模式下数字平台为瓜分银发流量,对有钱有闲的第三年龄阶层实施诱导成瘾的数字操纵.针对北京地区329名老龄被试的调研发现,成瘾表征者的比例不容轻视,且平台操纵行为对被试成瘾程度有显著正影响关系.老年人数字素养薄弱等因素导致依靠个体权利自决、自下而上的权利法方案失效,平台操纵隐蔽易变等因素导致体现法律家父主义、自上而下的管制法方案失灵.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和老年人数字欺诈的治理实践启示,匿名、动态互联网中的新兴数字风险需要依靠体系化的治理.对更具复杂性的老年人数字成瘾,应当建构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轴心,竞争规制、信息规制、算法规制、反身规制多种路径相互支撑的反成瘾治理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