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理解和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电子游戏产业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观察视角.国外左翼学者围绕电子游戏展开的多维度资本主义批判性解读,既包括在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下对电子游戏产业的剥削逻辑的剖析,在文化批判的维度下对电子游戏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探究,在政治社会学的维度下对作品中乌托邦愿景的反思;也有基于后殖民话语对电子游戏中存在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叙事的批判,在身份政治的主题下对电子游戏中的种族问题、性别问题以及少数群体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的分析.在人类文明正逐步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这些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人工智能、数据与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政府治理的对象、工具、形态与效能,进而影响着公共管理的学术讨论与理论发展.总结这方面的前沿动态,既有助于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的知识传播,也有助于推进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梳理2020-2023年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前沿文献可以发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在公共部门的应用、数字时代的政府组织新形态,以及数字政府建设对公共治理的影响等四个议题.本文将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年来,"安全—发展联结"成为国外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主要从理论、实证和政策三个层面展开.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安全—发展联结"的概念内涵,并辩证地解析了安全与发展的内在联系.实证层面的研究涵盖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部分学者以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案例,考察了国内治理中的"安全—发展联结";也有部分学者以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对外援助为对象,剖析了援外实践中的"安全—发展联结".政策层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安全—发展联结"的政策主体、政策内容和政策效果展开,涵盖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政策融合、政策运行效果及其优化等多个关键领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安全与发展良性互动的中国方案.
国外学者从多个层面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人类伦理的挑战.在伦理理论层面,主要存在效用性问题、适配性问题和养成性问题等挑战;在伦理主体层面,集中表现为主体意愿束缚、自主决策泛滥和责任归属分化等挑战;在伦理实践层面,主要包括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伦理反向脱敏和伦理问题多面化等挑战.对此,文章综述了国外学者提出的四种应对策略: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确立人工智能伦理的伦理主体、明确人工智能伦理的责任归属和跨文化建构人工智能伦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还可以在伦理教育、人工共情、专家平台等方面继续推进.
弗雷泽在审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时提出并回答了"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问题,弗斯特和赞布拉纳在各自的理论思考中主张批判理论的权力批判和殖民主义批判.弗雷泽基于女性主义立场揭示了哈贝马斯维护男性主导地位的理论本质,建议增补批判理论的女性视角,以推进和实现性别正义.弗斯特指出弗雷泽淡化政治分析的不足,强调批判理论的政治指向,倡导重建权力视域,保障主体的辩护权利,以实现政治正义.赞布拉纳从黑格尔辩证法的角度重思批判理论,在反思弗雷泽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理论的理论任务",以此评估耶吉和弗雷泽的批判理论,最终建构了深化多维批判的殖民主义批判方案.三种有关"批判理论批判什么"的回答对于重审批判理论、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批判具有启示意义.
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与欧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相关政策实践,呈现出发展议题被安全议题所主导的特征.其后,随着反恐态势的减缓,这种"安全—发展联结"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特朗普执政到拜登政府上台,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调整,对国际发展合作的态度不断改变,最终藉由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实现了发展与安全的联结.在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之外,欧盟的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呈现逐步安全化的趋势,并因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和2016年"战略自主"目标的提出而不断深化.通过比较二者的演进历程可知,维护自身安全始终是美欧对外政策的基本诉求,国际发展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美欧在政策调整幅度、议题侧重等方面有所差异,因其内部因素影响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仍将保持"发展从属于安全"的联结状态.
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加剧.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地缘政治矛盾纷至沓来.帝国主义列强与一些抵制帝国主义集团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加剧.文章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矛盾.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观察,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长期萧条的低迷状态可能会因衰退、技术革命和经济周期的变化等的叠加而结束,或者通过有意识地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政治斗争而结束.然而,当今世界的动荡也有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以战争的创造性破坏而结束.如果不能扭转当前的趋势,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甚至可能终结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现在的风险所在,事实上,在21世纪,资本主义正在为自己制造新的矛盾,并因此威胁到一个健康的地球的存在.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兴起重新定义了当代资本主义,引发了关于平台化是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或者仅仅是现存新自由主义趋势的延续和深化的讨论.文章运用调节理论来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调节,主张把数字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性所产生的非连续性,并提出了三个论点:第一,将数字资本主义定义为后福特主义金融化、数字化和私有化等长期趋势的连续,并与由跨国平台公司拥有和调节的数字专有市场相融合.第二,由于平台模式建立在垄断性调节的基础上,平台通过一系列独特的技术政治战略与国家和公共机构直接竞争,以攫取治理权,从而导致了地域性的多样化制度转型.第三,虽然数字专有市场是现有趋势的延续,但它面临着新的压力和负担,由此产生了社会调节的非连续性.文章分析了这种非连续性,即从新自由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从泰勒主义的等级制度到算法群组和技术自由主义的主体性,从后现代性到自动化消费文化.
自19世纪以来,政治斗争一直反复推动着左翼运动在资本主义工业机械化及其与生产和能源关系的螺旋上升、不断更迭的矛盾中寻找立足点.当前针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仍旧零散而有争议.21世纪的数字机械化引发并加剧了新的危机,这让左翼面临新的难题.为了回应这些难题,文章提出了三个论点.第一,对于组织运动来说,强调工业时代和数字时代在价值创造上的连续性可能比仅关注二者的差异更有价值;第二,马克思在19世纪就阐述过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延续到了当下与数字经济联系最紧密的领域当中,而且依旧是理解危机以及辨识激进政治变革之可能性的基础;第三,对于左翼来说,将过去10年来大型互联网公司在自动化方面的创新视为机械化的解释工作的新层次,可能比默许使用人工智能等令人费解的标签更有战略意义.
螺旋式的增长与加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加速的经济体制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对家庭结构、就业、民主政治、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人的异化角度看,生活节奏的加速导致人丧失了 自主性,失去了塑造自己生活的力量和自由.因此,作为社会批判的社会学仍然把异化问题当作自己的首要议题,最终目的是让人过上美好生活,或者说分析成功生活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
文章认为,真正的批判理论应该具备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对现存的社会病理的批判性诊断,二是对替代性的伦理生活形式的规范性构想,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然而,随着批判理论的"后形而上学转向",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不再聚焦于主体的畸变、物化的现实、权力的反抗和社会的转型,而是把话语、交往、承认、辩护视为中心议题.这使得当代批判理论陷入了危机,无法有效回应今日资本主义发展到新自由主义和控制论社会阶段带来的"超级物化"的病理现象,无法为批判思考和自主意识留有一席之地.要想突破物化的界限,重获批判的能力,批判理论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将批判的社会本体论作为其哲学框架,在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础上洞察复杂而微妙的社会统治机制,同时拓展其实践意识的视野,在当前的断裂中打开新的社会想象的可能性空间.
文章认为,系统社会主义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它能用更好的方式组织重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有关系统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型一直被广泛讨论,这不仅因为它们在概念上有很大差别,而且它们所设想的管理模式也迥然相异.当务之急是探寻各种系统社会主义模型之间的联系,以便为民主进步、激发人的更多潜能奠定包容和严谨的科学基础.文章认为,"多层次民主迭代协调"模型为系统社会主义构想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进步的可选路径.
文章从后殖民理论和去殖民选择理论各自与马克思主义接合的领域出发,概述它们之间的争论.文章认为,一些杰出的去殖民批判者指责后殖民理论过于依赖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洲中心主义"理论,实际上这种指责忽视了后殖民理论与其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论.文章对这种去殖民主义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并将后殖民理论定位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去殖民批判的交锋之中.文章首先概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者反对后殖民理论的主要观点;其次讨论了对后殖民理论的去殖民批判,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提出要将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重新挂钩",并认为这种"重新挂钩"不应被理解为这两种理论形态之间争论的结束,而应被理解为致力于保持这场争论的开放性.文章试图利用后殖民理论与其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之间的开放性争论空间,对去殖民干预理论做出批判性的回应.
在退出《莱茵报》后的一两年间,马克思的政治研究大致经历了环环相扣的三个阶段:一是"政治学批判"阶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现存稿);二是"政治史批判"阶段(《克罗茨纳赫笔记》《国民公会史》《勒瓦瑟尔笔记》);三是"政治批判"阶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加工稿、"小册子"计划).从考证结果来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现存稿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并没有吕贝尔、陶伯特所设想的那样密切.另外,阿多拉茨基等诸多研究者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做法也不妥当.仅仅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的收入矛盾和劳动异化,马克思尚不能与政治经济学家深入对话.《穆勒笔记》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交换、价值、货币、信用等概念,主要依靠的是"普通存在物"与"特殊占有者"的矛盾.综合相关史料来看,《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底稿很有可能不以劳动异化为其论述重点,而是更多地关注政治、经济领域中社会与个体的矛盾.明确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后来批判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和初心.
近年来,日本各界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十分关注,有关人士分别从宏观政策、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生态社会文化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共建等角度,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解读.总体而言,日方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不断深入,并将其带来的经济社会系统性绿色变革上升到战略层面予以关注.日本各界意识到,中日在环境保护合作领域的各自地位与作用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因此,我国应加强生态文明的高质量对外传播,增进中日绿色人文交流,加快创新合作,以稳定周边国家关系,守卫同一个地球家园.
在关于如何使数字经济民主化的讨论中有两种改革方案:数据所有的民主制和数字社会主义.数据所有的民主制是一种以在公民中广泛分配数据资本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数字社会主义则要求数字经济中的生产性资产归社会所有,以及由公众掌控数字服务.虽然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但数据所有的民主制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尚未在已有文献中引起足够的重视.数字社会主义者认为,数据所有的民主制无法实现一种更公正的数字经济的原因在于缺乏工作场所民主,适用范围存在局限性,且对新技术的长期投资决策缺乏民主问责.
文章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封建主义的特征.征用、支配和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化了.租金和债务在积累中的作用超过了利润的作用,与资产阶级相关联的国家形式已经被改变.新封建主义具有主权被分割而呈碎片化、新的等级制度导致不平等加剧、城乡差别拉大和不安全感被放大等四个紧密相关的特征.为了扭转新封建主义的趋势,我们需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即"双碳")问题,本文拟从国外文献对"碳中和"概念及其实践路径的讨论、对实现净零排放和脱碳手段的研究,以及对部分国家案例和对中国"双碳"政策的评价三个方面,对国外相关研究做逐一梳理. 一、关于"碳中和"概念及其实践路径的讨论 国外文献从"碳中和"的性质出发进行讨论,将"碳中和"的概念与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紧密结合,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整体行动路径.
近几十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爆发,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大规模贫困和结构性剥削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再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促使批判理论必须关注历史动力和大规模结构性变革问题.本文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是系统阐述21世纪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就资本主义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并非针对"抵抗"的出现,而是针对"转型"的可能性,他概括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正在逐步变成现实.通过重思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本文试图为重构富有活力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做出贡献,以摆脱那种将资本主义与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等同起来的研究方法的理论桎梏,以及摆脱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不再是批判理论的核心目标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批判理论才有可能适合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
马克思《资本论》在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的传播累计已有150多年的历史.1917年之前,《资本论》在俄国的传播为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1917年至1950年代中期,与《资本论》相关的出版物相继出版发行,特别是MEGA1挖掘了《资本论》的重要手稿,同时,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形成,《资本论》研究和阐释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1950年代中期至199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与MEGA2为苏联的《资本论》研究提供了新文献、新资料,苏联学界在《资本论》的形成史与方法论研究方面亦取得了新的突破.1991年以来,俄罗斯学者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与俄罗斯社会转型等问题对《资本论》展开了更具现实性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