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各界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十分关注,有关人士分别从宏观政策、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生态社会文化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共建等角度,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解读.总体而言,日方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不断深入,并将其带来的经济社会系统性绿色变革上升到战略层面予以关注.日本各界意识到,中日在环境保护合作领域的各自地位与作用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因此,我国应加强生态文明的高质量对外传播,增进中日绿色人文交流,加快创新合作,以稳定周边国家关系,守卫同一个地球家园.
进入3月,东京的早樱已经盛开.但日本民众应该没有忘记新年伊始便不期而至的"十年一遇"强大寒潮,也没有忘记"寒意"似乎从2022年10月便已开始积蓄.去年,伴随日元的大幅贬值,以美元计价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开始出现萎缩,削减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官方数据称,第三季度的日本GDP年化下降1.2％.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破产数也达到了五年来的最高值.
近年,受国内外环境影响,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趋势.网络上,"躺平""咸鱼""恐婚症""恐男症""厌女症"等热词频出,舆论空间掀起"躺平即正义"抑或"躺平可耻"的热烈讨论.这些网络话题或许只是一些年轻人缓解"内卷"焦虑的表现,但毕竟反映了社会心态的变化,更释放了对中国是否也将滑向"低欲望社会"的隐忧信号.日本就是"低欲望社会"的典型代表,日本社会有何新的变化、年轻一代表现出何种生存姿态、是否存在解决方案,是值得我们一探究竟的事情.
东南亚国家的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名录中约20％的动植物及海洋生物物种.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分布有世界上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的六个.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对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梳理了NbS在日本的发展过程,总结了日本将NbS融入"人与自然共生"的长期目标,为"生态—社会"治理提供多元方案,同时注重文化传播力,建立多层次战略支撑体系,不断优化战略方案等经验.我国政府高度重视NbS,在将NbS融入我国战略体系时,应注重在战略顶层设计上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水平、推动NbS本土化创新、解决资金难题、开拓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等方面着力,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魅力.
2021年2月13日晚,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再次发生强烈地震,震级达7.3级。据日本气象厅解释,此次地震为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的余震。3.11大地震是日本地震观测史上最大级别地震,震级高达9级,同时引发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泄漏等严重灾害,成为罕见的复合型巨灾,给日本带来深重影响。十年之后再次发生强烈余震,让世人再次认识到自然的威力与可怕。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与蔓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多国出现"新冠离婚"现象.为缓解家庭压力,日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治理.论其根源,"新冠离婚"是日本向"去工业化"社会移行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社会风险的暴露.在这一过程中,少子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女性地位得以提高,这带动了家庭转型,家庭形态及"家"之意象都发生了改变.但受传统劳动和家庭观念影响,性别差异下的"工作-生活"状态仍显失衡.后疫情时代,新社会风险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将加剧加深.为规避风险,日本短期内的实际离婚率应不会明显升高.
一直以来,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实现被视为东亚发展模式的奇迹.然而,这个急速发展的过程亦伴随着人对自然的征服,使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变革.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发生使日本发展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下长期积累的生态脆弱得以暴露,造成严重灾情后果.震后恢复期间,日本地方政府提出"创造性复兴"口号,试图在灾后恢复中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此,政府与社会在不同层面对灾后城市发展政策进行制度性设计,使之与生态系统相适应以实现和谐发展.但资本主义制度扩张过程中的固有矛盾导致发展主义逻辑延续,使灾害在漫长的恢复期以社会问题的形式浮现,演化为"复兴灾害".面对此问题,志愿者组织迅速兴起与发展,以弥补国家救援不足.日本城市地震灾害复杂演变的历史过程,对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国民面对巨灾时显露的从容与秩序赢得了世界的一片赞誉.与此同时,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却又令世人倍感震惊.一场地震所折射的矛盾不禁引人深思:应如何看待战后日本防灾减灾事业的成功与教训.回首望去,1995年日本遭遇了阪神淡路大地震,惨重的灾情后果令其被列入20世纪全球十大地震.这场大震不仅结束了日本战后50年来的地震安全神话,还激起社会内部对追求经济大国目标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变化的深刻反思.震后20余年间,日本一直处于大地震的活跃期,每逢大震由阪神淡路大地震记忆所引发的共振效应便会在社会中持续发酵.多样的地震社会记忆不仅跨越地域结成记忆之网,甚至伴随着时代发展逐步沉淀,转化为日本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日本对"原发地震"风险的刻意回避与忽视导致了东日本大地震后核泄漏灾难的发生,从而使日本再次陷入生态环境危机.在遗忘与记忆的曲线间浮现的日本地震社会记忆,展现了日本面对自然时的多重价值选择,对当代日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形塑作用.这一过程揭示了先后继起的灾害可以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转化的生态链式反应.以环境史的视角深入挖掘战后日本地震灾害社会应对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过程,对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中国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1876-1879年间华北“丁戊奇荒”为契机,外国赈灾力量开始介入中国救灾事务.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国内在涩泽荣一、益田孝、岩崎弥太郎和笠野熊吉这四位著名实业家的呼吁与组织下,发起了对华赈济活动.明治天皇及皇后、政府要员、平民百姓均慷慨解囊,襄助善款.与此同时,竹添进一郎又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就地赈施.本文在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力求再现此一活动的概况,同时,与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济活动进行比较,将其置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救灾事业兴起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动因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