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是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域.西式现代化虽然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也陷入了牺牲人民生存和发展权益以迎合资本意志的陷阱.可以从西式民主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新自由主义鼓吹土地私有化牺牲农民利益、资本排斥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资本无序侵蚀农民生产生活空间、农村主流叙事剥离少数族裔农民等五个方面反思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伴随资本全球化过程,不少国家和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吸收超出了借鉴的范畴,乡村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单一.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突显出自身的独特性.当前,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意志全面推进,不仅是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也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承诺的历史性实践和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表明,发展是全体人民的正当权利,既不应成为资本的附属品,也不应为少数人所把持和垄断.
行政体系是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进行了九次大规模行政改革,从简政放权、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到政府职能改变,增强经济、金融、外汇、外贸管理功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改善政府服务与工作流程;再到系统反腐和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加强党对重点难点行业的领导,行政改革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行政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直难以妥善评估.通过梳理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的回顾、经验的总结、数据的分析以及提炼国内外相关一般性行政改革理论,构建"改革—结构—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探讨行政改革、改革理论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细化行政改革的评估模型,可为行政改革的实证评估探索新的路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视角、检验、构建模型和采集数据的出发点与基础.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Thing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started to 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materiality",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products themselves no longer have the form of "materialization". Corresponding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materiality" have also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labor. Immaterial labor not only becomes a new form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but also brings a new form of exploitation—bio-political exploitation. In this new process of exploitation, new rebel bodies were born. Due to the inherent development logic of immaterial labor, a process of "reverse privatization" that confronted capitalist private possession was also formed. In addition, a "reverse privatization" process with "sharable" public online platforms. These offer new opportunities for emancipatory goal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城市和风险相伴相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不断推进，城市面临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对城市风险治理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有效应对城市风险和保障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城市韧性治理作为风险情境下城市应急管理的创新模式，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部门的关注。从系统角度来看，城市韧性治理是由内容、网络、认知和功能等四个维度构成的整体。当前，城市韧性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针对城市风险韧性治理的现实梗阻，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思维更新、治理功能优化等方面着力采取措施，以建设更有韧性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智治"是通过数字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方式,是提升制度执行力、优化组织架构、更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创新.在数字治理视域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智治"逻辑体现在数字化生活助推"人人有责"、数字技术赋能实现"人人尽责"、数字化公共服务保障"人人享有".基于T市Z城治理创新的案例分析,以"智治"研判、"智治"支撑、"智治"创新为基础的"三驾马车"是Z城通过数字治理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总结.由此,规范数字治理发展、明确创新原则,加强社区智慧大脑建设、升级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推动机制创新等举措,成为数字治理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能源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平稳、顺利地实现能源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欧洲大国使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与核能等的实践,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欧洲能源战略的经验和教训,必将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影响.过度依赖化石能源和进口能源,非大国发展长久之计.我们要立足国情,科学有效地进行能源转型,与拥有先进能源科技的欧洲大国开展合作,以能源安全新战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之路.
非农就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最主要来源,其对农户要素配置行为及家庭福利的影响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户要素配置行为及家庭福利的影响存在职业分化现象.随着非农就业职业层次提高,农户要素市场参与意愿不断增强,要素配置结构和效率不断提升,并对农户家庭经济和多维福利改善起到关键推动作用.通过"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层次""增强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充分有序流动""践行全民共同富裕发展理念,促进农户家庭多维福利改善"等举措,有利于提升农民非农就业质量,改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
公共协商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手段,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挑战,表现之一在于协商中普通公众讲述的"故事"难以被充分理解、吸纳和采用.叙事政策分析有助于应对这一挑战,使普通公众的叙事得到公平对待,从而提升协商的包容性和质量.公共协商中的叙事存在三重张力,叙事政策分析的一般过程包括采集叙事、叙事的结构化、分析和比较政策叙事、发现和建构元叙事等四个环节,基于此,可构建叙事政策分析与公共协商的整合路径,即将叙事政策分析纳入公共协商的过程框架中,形成一种以公众参与和协商式互动为核心环节、以叙事政策分析为主要辅助工具的公共协商实践模式.该模式有助于相关方理解公共协商中的"故事",促进协商进程,同时为叙事政策分析提供新的应用场景.
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转型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营造出人类生活崭新的数字生态环境.为达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要求,亟须以数字化治理手段协调化解平台经济规范不力、数据开放质量不足、数字福利分配不均等诸多问题.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契合数字生态治理要求,以数字共建共治共享提振良好数字生态建设具备现实可行性.具体来说,以数字共建理念赋能数字主体,规范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以数字共治理念强化数据开放共享,统筹数据开发利用与安全;以数字共享理念完善数字福利分配制度,增进数字劳动者福祉.
"两创"与"两个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时代表达.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现代化问题上的高度自觉.对"两创"与"两个结合"的理论意蕴及实践连接的梳理与探析,有助于厘清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辨明二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两创"方针与"第二个结合"蕴含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造"的具体方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三次伟大飞跃中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映现着"两创"与"两个结合"的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这标示着中国几代领导人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扬弃、发展的高度总结.
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础,即东正教思想根源、文化学思想根源和哲学思想根源.哲学思想根源的表现之一是俄国哲学家在20世纪初的思想争论中为民族性和民族情感进行了哲学辩护和理论证明,即"民族性是本体实在""民族情感是政治的爱欲""历史生活独立于道德判断""祖国是审美范畴".另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情感也受到一些俄国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承认俄罗斯民族性的宗教基础的同时,夸大了 自己的民族性,成为狭隘的民族分立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对祖国的爱不应当表现为对自己民族缺陷的称赞,而应当表现为揭露这些缺陷,积极地唤醒民族良知,反对一切有损于民族精神面貌的东西.
东北振兴历程实质上是东北地区顺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条件、理念和动力的深刻变革而持续调整和改革的过程.在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下,社会和学界多将振兴东北视为区域经济赶超战略,东北振兴政策也聚力于经济产业、投资规模、要素性增长等物质维度,人们习惯以经济指标表现来评价政策成效,并因经济增长相对滞后而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化思维.随着发展阶段和发展理念的转型,发展不再是对增长神话的盲目追求,而是恢复人类幸福所立足的平衡感.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不是通过一味发展经济维系对无限增长的迷恋,而是以美好生活为目标、以人民幸福为依归重构发展蓝图.应将东北振兴的未来置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中,按照后增长理念的"好社会"的标准,夯实社会保障(福利维度)、社会凝聚和包容(治理维度)、社会永续(生态维度)和社会赋权(参与维度)的基础性条件.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伦理智慧、生存法则所产生的思想感召力和文化辐射力使其成为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思想理念、行为模式的心理烙印和文化基因,其中蕴含了勤劳勇毅、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坚韧不拔、胼手胝足的坚定意志,顺兴天道、和谐共生的生存法则,里仁为美、美美与共的人文观念,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国家意识等深刻的思想意涵.在当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融通提供深层涵养,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精神和物质载体,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发展动力.我们要着力以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有效承接中华文脉、为实现乡村振兴赋能,以其思想精髓为当今中国之治的思想理念追根溯源、巩固根基.
对自由的现实性思考,核心问题在于阐释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黑格尔把"具体自由"依附于国家的实体,这种自由本质上只是"绝对精神"的派生物,只是在唯心主义的肠道中"蠕动";马克思的现实性自由是对现存社会阶级性的关注及超越,以建构一个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相统一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自由与人的解放问题上,黑格尔仅停留在政治自由的层面,马克思则通过社会自由来呈现人的彻底解放.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之问的总的看法和总的办法.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通过对世界现代化之问的中国回答、原则立场、中国方案表现出、彰显出中国的大担当与大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为依据而作出的创造性回答以及具体的中国方案,具有坚实的逻辑理据和科学思维,为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
现代化都以强国为目标,追求国家现代化,但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追求的是不同的强国目标.与西方现代化追求的"强国"不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居于核心地位,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主题,呈现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基本样态.作为衡量和评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综合标准,"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具体体现为"五个文明"的全面提升,其着力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脚点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五个文明"的全面提升,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是一个总体性的任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等四个核心要素或关键要素.
"社区营造"的概念起源于日 本的社区改造运动,在中国先经由中国台湾地区的学术扩散,后延伸至中国大陆并获得了理论转译."营造魅力社区""人文地产景""营造新故乡"构成了社区营造的三种理论解释范式,社区营造理论在中国大陆的转译成果丰厚,在理论范式层面取得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社区营造主体及其角色""社区营造的具体方略"等三个层面的突破与创新.在实践层面,"社区营造"在中国大陆形成了"特色产业型""生态教育型""文化创意型""民族地域型"等多种样态与政府统筹型、社会支援型、企业推动型、社区自发型等多种模式,这也是理论转译的实践表征.未来,"社区营造"需要在培育新内生性发展机制与遵循舒适性发展等模式上向前推进.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深入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取得成效的制度基础.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强化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益于国有企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构建有效竞争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关键前提、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有益于践行竞争中性原则.以国有企业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路径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策体系完善升级;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确保竞争政策面向市场主体的普惠性;构建特殊行业和领域豁免制度,分类推进国有企业纵深改革;差异化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切实保障民营企业有效分享改革收益.
中国现代政治知识虽然从源头上不能完全排除传统时代的理论影响,但它的概念体系及理论架构等却显然来自西方,以西释中、西主中附,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学术常态.政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具有强烈的价值属性,即使是其中的规律性内容,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性,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性质及意识形态上有一定程度的敌对性,如果中国在政治知识上缺乏对西方的必要警惕,就必定会面临根本性文化安全问题,并因文化安全问题连带产生政治安全问题.中国必须在政治知识上具有高度自主性,在学习、借鉴和消化西方政治知识的同时,保持文化安全的高度警惕,对西方政治知识中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进行必要的文化安全审视,抵御和化解风险,切实维护文化安全.
马克思"按需分配"理论是其对未来理想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代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中分配形式的制度设计,尽管在原典中并未完全展开,但为认识和理解未来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和分配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致思方向.一些西方左翼学者针对这一理论从不同维度质疑,特别是针对其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作出了乌托邦式评价,对这些观点需要予以及时地回应和批判."批判的武器"则需要从马克思理论原典中发掘关于按需分配的目的、对需求概念的基本理解以及对需求与解放之间关系的论述和论断,进而结合当代中国分配理论和分配政策,对其合理性和现实性进一步阐发,这应成为理论研究回应现实要求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