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讨了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机理和效果.股份回购是向投资市场传递信号的一种方式,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来引导投资者决策,实现被低估股价的价值回归.研究结果显示:股份回购行为对股价波动有抑制作用;较之于场外回购,场内回购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对股价波动的抑制效果更显著;信息披露质量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股价波动抑制效果比国有控股企业显著;拥有高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的企业,其股份回购行为的股价稳定效果不如低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的企业.这项研究为中国股份回购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也能为监管机构提供政策视角.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不仅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还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旨在探讨平台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通过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7-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对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科学研究行业就业人数比重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对交通运输、金融业就业人数比重的影响也显著为负;创业活跃度、产业结构在平台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平台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在各城市群具有差异性,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效应最大,在成渝城市群的影响效应次之.在进一步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助力平台经济发挥其带动就业创业的作用.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第二个飞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结合山西省L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考察,从理论维度界定和明晰了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本质,探讨了其互动基础与实现条件;从实践维度梳理出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型、区位优势型、"三资"盘活型、集体兴办型、股份合作型、混合经营型等典型模式,剖析了组织牵掣、主导性偏差、主体异化、生态负外部性等卡点难题.基于此,应强化党组织对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领功能、坚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农民在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发挥"美丽经济"对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优势等化解路径.
构建平台企业无序扩张评价标准体系,识别平台无序扩张,是规范、引导平台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路径.系统梳理了平台无序扩张行为的识别困境,并依据平台无序扩张的表现形式,结合相关标准文件构建了以竞争标准、效率标准、社会标准、行业标准和统计标准为主的平台企业无序扩张评价标准体系.具体来说,竞争标准、效率标准和社会标准是判别平台企业扩张行为是否有序的基础标准;行业标准和统计标准是基于平台企业特点,判断平台企业扩张行为是否有序的具体操作标准.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为政府及社会各界评估平台企业扩张行为的有序性提供一定借鉴意义,也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引.
以深圳科技创新为案例,基于动态历史逻辑视角和立体社会结构视角,总结提出科技创新的三条路径:从制度创新向市场驱动传导、再以制度和市场双轮驱动科技创新,从引进生产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再到原始创新,从单点突破到全面领先.其内在结构支撑主要有三大底层社会结构:以移民为主的城市人口结构、以民营为主的商事主体结构、以城中村为主的居住成本结构.由此,促进科技创新,必须转换视角,深入了解创新驱动发展的动态历史逻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深化创新体制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先行;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有序促进科技创新;提高系统思维能力,注重社会结构支撑,夯实科技创新的结构底座.
通过选取2014-2021年度上市公司被投服中心行权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实践对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同步性,进而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并且通过"信息效率"机制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发挥作用,支持了"信息效率观"假说的同时排除了"非理性因素"机制.当分析师关注度更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低以及外部审计监督不足时,行权效果更为显著.此外,由于投服中心行权增加了特质信息融入股价,缓解了中小股东对于企业负面消息感知的信息劣势,不仅促进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提升,还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数字技术赋能已然成为推进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使得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人治"到"数治"的理念转变、全过程链式智慧监管以及数据集成下的精细化管理的革命性变革.由此,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数字空间下的乡村环境治理主体互动时空的突破、科学决策下的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及权责对等下的乡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构成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运作机理.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数字陷阱、数字依赖等问题,要求政府需与时俱进地优化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路径,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以及推进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
民间投资平稳增长对中国意义重大,但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利用2003-2021年全国各省市数据分析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特征,结果发现:各地金融资源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即资金更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并不一定流向最有需要的地区.在此基础上,通过测度各地区获得的超额金融资源衡量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程度,并研究其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发现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会导致民间投资效率损失——有些地区获得了超额金融资源,却未能有效提升民间投资增速;而另一些民间投资活跃的地区却因为金融资源缺口,发展受到了制约.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制约作用从大到小分别是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和信贷融资.此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和中央财政支持能够显著缓解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制约作用.
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引导资源向重点产业倾斜,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然而,过多资源集聚在特定行业,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结构性扭曲.基于2007-2020年地级市土地出让数据,实证检验了省级重点产业政策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省级重点产业政策引发了重点产业土地在下辖市间的重复配置,而省内城市间政府合作和市场协同关系的加强有助于改善土地重复配置.省级政府应着力破除下辖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和市场整合,以优化产业政策实施和土地资源配置.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也是新阶段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进路主要表现在新思路、新机制、新模式上,通过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实现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在现实图景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着行政权力的"偏离"与"越位"、治理制度的"虚置"与"空转"、区域分化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以及专业人才的"留不住"与"引不进"问题,应从促进政府职能转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实施政经分离,构建市场化的现代治理体系;激发动力,增强集体经济的造血能力以及通过外引内培,构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才引擎等方面整体谋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新路径.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以地铁为代表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缓解大城市拥堵压力的同时,也在重塑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形态.从宏微观结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 35 个城市的地铁开通对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地铁通过局部集聚效应影响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但地铁网络扩张总体上对城市人口分散化影响不显著;地铁局部集聚效应主要辐射范围在站点周边 3 公里内,地铁开通能带来辐射范围内至少 3.6%的人口增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铁局部效应辐射范围具有空间异质性,其效应强度在不同区位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对于未来地铁规划和进一步促进城市发展而言,要谨慎评估地铁扩张的成本收益,合理利用地铁网络塑造城市形态,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土地发展权配置与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密切相关.在中国征地补偿实践中,主要形成了剥削型、转换型、转移型三种土地发展权配置方式,在城乡统筹的现实需求与"空间正义"的理论导向下,以留用地制度为代表的转移型土地发展权配置成为了征地安置的主要方向.基于珠三角地区的经验发现,土地发展权的过度转移虽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长远的物质保障,但却造成了逆市民化的意外后果,农民生产生活不断向村庄收缩,最终陷入城市融入困境.土地发展权转移的实质在于让少数失地农民占取了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长性收益,这种不平衡分配不仅抑制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还无形中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公共发展资源造成了损耗,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土地发展权配置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应以社会公平为导向,在国家统筹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分配结构,在为失地农民提供基础保障的前提下,促进整体市民化水平的提高.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源头基础和新生动力.基于 2010-2020 年中国 272 个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爬虫数据和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考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质量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拓展性分析发现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城市、一般地级市和规模较小城市更为明显.因此,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间互联互通是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基于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制度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区域创新效率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仅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制度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随着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基于上述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 2011-2019 年中国 266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方法评估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增强产业链韧性的政策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能够增强中国产业链韧性,其作用机制在于自贸试验区设立通过促进人才、技术、资本与数据 4 种创新要素集聚的方式来增强产业链韧性,其中介效应大小依次为人才创新、技术创新、数据创新、资本创新.不同设立批次和不同海陆位置的自贸试验区设立均能够显著增强产业链韧性,且 2015 年批次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对产业链韧性的增强幅度更大,沿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产业链韧性的增强幅度更大.可从共筑自贸试验区"沿海成片、内陆成线"新格局,完善自贸试验区人才、技术激励机制,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增强中国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
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数字新基建引入标志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基于 2005-2021 年中国 280 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智慧城市试点对于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所表征的数字新基建对于文化产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其通过推动形成城乡间劳动力要素和资金要素的有序流动提高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在传统基建水平较高和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新基建对于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经济赋能作为数字经济作用于赋能对象实现某种价值主张的新经济现象,依托"数据-平台-技术"三维向度衍生的动能作用于相关对象.全球价值链韧性是价值链条在面对复杂多元的外部逆境事件扰动时柔化冲击的动态能力.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为了更好地实现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增势赋能,要从数据要素驱动、平台优势强基和数字技术引领三个层面靶向施策,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抗风险冲击的韧性能力.
选取 2011-2022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连锁董事网络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在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中发挥调节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好,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下,连锁董事网络交际效应对融资约束缓解作用要好于信息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连锁董事网络的信息效应对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显著,连锁董事网络的信息效应和交际效应在中小规模企业中均能发挥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差地区,民营企业、中小规模企业更应重视连锁董事网络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通过遴选具有较高网络点度中心度和占据较多结构洞位置的连锁董事任职,发挥其缓解融资约束的信息效应和交际效应.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数字经济是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文章将数字经济、制度环境和共同富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使用 2010-2021 年地区层面数据,在测算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且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了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共同富裕程度的促进作用最强,产业数字化次之,数字产业化促进作用最弱;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促进作用明显,西部地区不明显.机制检验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共同富裕.
打破要素跨区域流动障碍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间资本流动矢量数据,利用网络分析方法探索城市资本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并结合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数字创新对资本流动网络连接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资本流动关系日益密切,城市资本流动呈现出"核心城市资本连接能力强但数量少,边缘城市数量多但连接性弱"的无标度特性、"平均路径长度低,但聚类系数高"的小世界性和"城市间相互投资"的互惠性;数字创新是促进城市间资本互动和投资联系的重要变量;数字创新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进一步表现为"双向效应""扩散效应"和"差值效应";微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创新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营业成本和缓解代理问题促进企业异地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