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效能何以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彰显成为当下社会发展应当予以重视的现实问题.行政执法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当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定位.但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行政执法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冲突,诸如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得不彻底、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存在排斥力、制度建构的稳定性并不足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以及行政执法的阶段性难以确保公民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为此,需要经由从单一执法转向多元执法、从刚性执法转向柔性执法、从运动执法转向合力执法以及从选择执法转向常态执法的调试路径,进而实现行政执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价值平衡.
东西部劳务协作是指东部发达省份与西部欠发达省份之间进行劳动力资源合作与协调,促进人员流动和就业机会跨区域调配的制度安排.稳岗就业可以缓解劳务输出地的就业压力,提升劳务输入地的劳动力供应,从而促进劳务协作.在此背景下,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对西部四省部分助力稳岗就业的职能部门、用工企业、务工人员进行深度调研发现:务工人员稳岗就业经历了多重空间转换下职业身份的转变、认同观念的转换、行为方式的转移三个阶段,稳不住岗的问题比较明显.究其原因,与其身体、心理、语言、思维、文化的不适应有关.这些不适应会导致务工人员认知失调,进而引发不能稳岗的问题,建议从政府、企业、社会三条路径出发,进一步提升稳岗就业成效.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概念的中国化考证研究意义重大."工人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之一,其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将"工人阶级"译为"劳动阶级"与"劳工阶级",这种译法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近代中国落后苦难的社会现实,使得"工人阶级"概念一经传入就获得普遍的认可与广泛的传播,"工人阶级"概念中的中国元素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一经产生就永恒固定的概念,它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发展变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成为弥补社会治理短板的一种方式.根据党建引领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方式不同,可以将红色物业的类型划分为党政嵌入型、群众动员型、行政兜底型.政党可以通过动员和强制两种方式介入社会治理当中,具体体现为对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动员,以及对行政力量的领导.政党根据社会治理运行的状况以及当前物业管理体制与小区治理之间的适配情况,通过机制优化和体制转变的方式,分类解决当前不同小区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政党是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它的良性运转依赖于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作用方式.
作为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重要阵营之一,党校学术期刊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有着独特的要求和任务.在坚持党校姓党、立足中国问题导向的原则下,党校学术期刊要凸显意识形态阵地定位、为人民办刊方向、内容为王的编辑导向.新时代推动党校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必须克服期刊内容同质化、核心期刊功能异化、数字化建设滞后及编辑人才培养机制不畅等问题,同时要在提高办刊的制度化体系化保障能力、特色栏目的编辑策划水平和编辑队伍的业务拓展能力等方面着力.
协商民主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作用是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其深化方向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地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运行机制体系与最佳实践形态.协商民主在促进主体合作、议题协商、问题解决、事务处置、共识增进、绩效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效地发展和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空间与运行质量、机制体系与精神气质.协商民主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功能,主要体现在拓展和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场域与平台载体、机制体系与工作体系、政治功能与作用领域、发展品质与协商精神四大方面.推进协商民主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选择,需要根据协商民主的议题分类、职能分工、民意基础、运作方式、品质要求等,重点在于完善不同协商民主类型的有机衔接机制与制度化运作平台,强化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与功能建设,推进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与基层社区民众的制度与机制建设,推进双周协商、季度协商、年度协商等常态化协商方式以及以年度主题调研、月度议题座谈、平时民意民情考察为核心的协商活动,创造"凡事有协商,有事好商量,协商见效果,商量见真情"的新型协商文化等.深化协商民主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空间,需要构建以事为中心的民主运作简明原理,进而为人类民主的发展找寻到最根本的发展之道.
数字中国和老龄化中国同频共振,老龄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时代需要跨越数字鸿沟、倡导数字包容,也要及时识别老年数字安全风险,精准施策保障老年人权益和实现幸福美满老年生活.在对老年人数字安全风险及侵权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总结银发群体面临的数字安全风险的结构类型及特点,并进行有效识别.借鉴安全岛概念,基于三圈理论,聚焦于价值-能力-支持三个维度探讨数字安全岛的内涵与逻辑,构建老年数字安全的风险治理体系,从温度、需求、安全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释放数字活力、回应数字需求、守护数字安全的应对策略.
时代环境与社会语境的变化影响着文艺晚会节目对英雄形象的塑造,进而建构出不同时代的历史集体记忆.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大党史题材文艺晚会,发现人物形象的塑造可划分三个主要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完美无瑕的英雄领袖形象,到改革开放初期彰显时代精神的传奇人物群像,再到新世纪以来默默无闻之平凡英雄形象的演变,人物形象从既往奉上神坛、理想化英雄变迁为贴近生活实际、多元鲜活的人物形象,与不同时期英雄的定义内涵变化息息相关.党史题材作品在宏大叙事与个人话语的平衡中找到了撬动民族情感的支点,用真挚动人的艺术表达唤醒观众心中的爱党爱国之情与民族自豪感.
通过以F市G街道"熟人社区"的创建为例,分析积极公民的形成及其对于城市社区的治理效用发现:有效参与、利益相关、文化引领、公共精神是积极公民形成的四个关键性要素.并且,这四个关键性要素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公民——奉献型积极公民、认同型积极公民、趋利型积极公民、动员型积极公民和消极型公民.积极公民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障和必然要求,能够促进治理重心的下移,重塑多元多层的治理格局,催发治理主体的内生,构建共同体治理结构,协调治理权力,推进行政和自治的互嵌互构.
当前,基层治理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政府负担过重.以整体智治为价值导向、数字平台与数字大脑为技术支撑、四条跑道为核心关切、高位推动为实践保障的基层智治系统,是智慧治理在基层践行的重要载体与实践样本.基层智治系统以整合资源、协同条块为重要机制,有效提高基层政府的资源吸纳与运用能力、对"条条"部门的统筹协调能力,体系化破解职责不清、权责不一、责任无限、资源有限的治理难题,进而实现为基层赋能减负的目标.
伴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资本演进之势不可逆转,分析数字资本的资本一般性与要素特殊性,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数字资本的资本一般性方面,表现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具有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的转化前提、以数字劳动为生产方式和以剩余价值为生产本质的规律性.其次,数字资本的要素特殊性方面,作为数字资本具体样态的生产要素,呈现出数据为数字化劳动对象,以及数字技术为数字化劳动资料的要素特殊性.再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加快界定数据要素产权归属和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的数据要素管理、坚持劳动主体导向的数字技术研发以及构筑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劳动观,以"扬"数字资本之要素效率;通过建设数字资本运行与反哺体系、架构社会主义数字资本市场体制机制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资本理论,以"抑"数字资本之逐利本性.
学界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概念自身进行了探索,而且对与"人民"概念相关的同位概念也做出了研究,这对于深入理解中共是如何选择、建构"人民"概念的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不少弊端.为了解决该问题,一是需要加强史料的系统收集和阐释,深挖"人民"概念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思想、社会结构等深层次问题;二是将"人民"概念与其相关概念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分析彼此间的影响和作用;三是加强对中共建构、宣传"人民"概念的制度设计、载体的研究,展现中共构建"人民"概念、宣传"人民"思想的主动性.
有效治理高额彩礼是乡村移风易俗需解决的问题,有助于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既有研究在讨论高额彩礼问题时多强调政府、党员与乡村精英是治理主体,对彩礼利益关联群体的自治作用研究不足.从较少被关注的新娘群体切入,通过分析新娘因高额彩礼导致的双重生活困境来展示其在彩礼博弈过程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新娘非但不是高额彩礼的直接获益者,相反却是隐匿在彩礼利益链条中的间接受害者.在个案村,新娘为避免自己陷入天价彩礼困局,会积极援引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资源进行有韧性的反抗,并将彩礼要价遏制在正常范围内,客观上起到治理当地彩礼异化的作用.
乡村场域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与应用,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赋能价值日益凸显.从理论范式演进与目标耦合以及实践中的富裕增量与富裕共享的逻辑看,数字乡村建设嵌入共同富裕发展系统.就其运行动力而言,从空间嵌入、技术驱动与平权共享等机制切入,数字乡村建设系统地丰富着共同富裕的"中国之治"模式.在行动框架上,提升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适配性的空间重构、打开数字赋能共同富裕新引擎的技术增效、共享和美乡村红利的数字包容等协同行为,是数字乡村推动中国式共同富裕进程的题中之义.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治理单元从县域提升为市域,其目的在于有力回应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但伴随着治理空间、治理任务和治理结构的变化,市域社会治理与县域社会治理遵循着不同的逻辑.研究认为,市域作为五大行政层级的中间层级,向上链接省域,向下链接县域,在社会治理层级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因而市域社会治理需要遵循"上下联动"和"左右协同"的治理逻辑,在纵向治理层级上需要处理好"中央-省级-市级"和"市级-县级-乡镇"的层级关系,实现上下级政府间的有效联动,保证中央政令得到有效落实;在横向治理界面上实现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间的高效协同,调动市域范围内的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进而有效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
行政黑名单行为模式上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但其行为性质并不会因此而呈现多样性,将行政黑名单定性为负担性具体行政行为,能避免目前行政法理论中"行政行为"概念的模糊化和泛化.行政黑名单的可诉性需区分具体行为模式来探讨.单一型黑名单损伤了相对人的社会信用利益,令相对人法律上的身份地位从一般行政相对人转变为违法行为人,单一型行政黑名单具备行政行为可诉性,但也要关注程序完整性对单一型黑名单可诉性的影响.间接惩戒型黑名单模式中虽然黑名单本身"隐而不发",但仍然是后续惩戒措施的主要依据,起诉应以撤销黑名单为诉求.直接惩戒型黑名单模式中,黑名单决定与惩戒措施的关联紧密时,以黑名单决定为起诉对象更为适宜;黑名单决定与惩戒措施关联较为松散时,可允许相对人在对惩戒措施提起诉讼时同时提出对撤销黑名单的诉讼请求.
传统岁时节庆是艺术参与乡村振兴所关注的重要民俗事象.艺术家基于独特的地方性人文意蕴,通过多样化的介入性艺术行动修复、更新和发明"新传统",可谓当今艺术乡建的创意性尝试.水是顺德人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物象,进而延展出水上居民独特的生命空间和信仰体系.艺术家渠岩教授团队在"青田范式"实践中,以"水"为主题,将当代艺术的想象力注入端午民俗节庆"龙母诞",进而创造出"当代艺术龙舟行动".创造"新传统"是在肯定乡村传统价值的前提下,在乡村固有的文脉根基上,发掘特色乡土文化资源,并进行富有想象力和能动性的创造,赋予公共空间、节庆习俗、生活样式等以新的生命,因此当代艺术也可看作激活乡土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所以能成为恩格斯青年时期的扛鼎之作,很大程度上源于恩格斯超越同时代著作家的方法立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运用先驱性的实证研究方法,详尽考察了资本主义产业工人的收入贫困、住宅贫困、精神贫困和教育贫困.运用开拓性的唯物史观叙事法,阐明工人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剥削型经济制度.又立足于正义性的无产阶级立场,指出工人贫困克服之路不在于资产阶级的新济贫法和慈善事业,而在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方法立场在21世纪并未失效,对于洞悉当代资本主义工人贫困问题和重新激活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前景想象仍具有鲜活的启发性价值.
"后政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状况下,在西方社会形成的一种掩盖政治性的政治统治.在"后政治"所造成的政治空场之下,西方民众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无法在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的框架内得到承认和表达,因而逐渐被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所俘获.右翼民粹主义是"后政治"时代所积累和压抑的社会矛盾及政治情绪的暴露和表达,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主流政治空间之外寻找新的政治代表性的希望.但是它遮蔽了资本主义本质性问题,把结构性的、纵向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横向的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从而掩盖和保护了全球资本主义剥削体制.它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反而会把人类带向更灾难的境地.
当代西方语境中的"民粹主义批判",日益呈现为一种以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对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目的的话语载体.它以极强的隐蔽性与针对性把一些本不属于民粹主义的内容斥责为民粹主义,其背后体现的是西方建制派精英极力掩盖并转嫁其系统性危机的政治逻辑.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批判"的外溢,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甚至是国家的总体安全构成不小的威胁.因此,我们有必要说清楚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批判"外溢的话语指向、现实危害,及时有效地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坚决捍卫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根基,牢牢占据无产阶级的思想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