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以人与社会的现代化为核心,以发展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服务现代化为主线,通过高水平改革开放、科技自主创新、资源高效配置、持续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引领,统筹推进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与生态治理有机衔接实现城市治理引领,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均衡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引领,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

协商民主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作用是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其深化方向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地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运行机制体系与最佳实践形态.协商民主在促进主体合作、议题协商、问题解决、事务处置、共识增进、绩效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效地发展和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空间与运行质量、机制体系与精神气质.协商民主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功能,主要体现在拓展和提升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场域与平台载体、机制体系与工作体系、政治功能与作用领域、发展品质与协商精神四大方面.推进协商民主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选择,需要根据协商民主的议题分类、职能分工、民意基础、运作方式、品质要求等,重点在于完善不同协商民主类型的有机衔接机制与制度化运作平台,强化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与功能建设,推进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与基层社区民众的制度与机制建设,推进双周协商、季度协商、年度协商等常态化协商方式以及以年度主题调研、月度议题座谈、平时民意民情考察为核心的协商活动,创造"凡事有协商,有事好商量,协商见效果,商量见真情"的新型协商文化等.深化协商民主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空间,需要构建以事为中心的民主运作简明原理,进而为人类民主的发展找寻到最根本的发展之道.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理念,致力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城市文明体建设,体现了城市人民性的根本属性,开创了人类社会城市化发展与繁荣的"人民城市论"新型理论范式的建构之路.人民性是人民城市论的本质特征,城市功能性的不断扩容将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联结起来,推动城市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有机统一的人民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城市发展从有机体向生命体再向文明体的演变历程中,人民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得到确立,人民城市成为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世界窗口.新中国成立以来,超大特大城市在实现国家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阶式战略目标过程中,努力建构回应人民需求、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价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城市.人民城市的建设与实践,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新型发展道路,又标志着人类社会城市理论新范式的建构与成长,对于构建人类城市文明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历史与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性质层面,对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第四,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面对日益复杂化的治理环境与多元化的治理需求,传统以等级化、专业化、理性化为主要特征的科层制日益显现出结构固化、信息阻塞、自运转、创新乏力等内生性弊端,引发诸多理论反思与实践突破.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践案例为蓝本,聚焦作为新型治理机制的工作专班制议题,通过基于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挖掘工作专班制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分析其反科层制后果,是对于治理方式的一种全新的探索与重构.研究发现,工作专班制以事务解决为任务导向,且在实际运作中呈现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及多主体参与的特征.工作专班制的组织结构一般采取领导中枢决策模式或牵头部门决策模式,并下设专题推进组等单元,构成执行层,同时以定位与组建、下沉与联动、班组解散为运作机制,将问责与调节贯通事务处置全过程,进而实现了对传统科层制的创新性突破之目标.未来有必要对工作专班制实行定责确权、改革考核机制、强化技术赋能,以治理机制的创新推动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城市既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又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结晶.城市化进程在工业化时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并呈现出人口高度聚集、产业高度集中、信息高速流动、资源高度汇集、需求高度多元、风险高度密集的"六高"发展特征.

常住人口规模超过千万的城市,在中国被称为"超大城市",而像上海、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常住人口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高度聚居的海量人口与流动性相互叠加和彼此催化,容易引发大量不确定性与风险性问题,给超大城市的"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五生共同体"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伤害.因此,重视包括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社会安全等在内的超大城市重大公共危机的应急治理,是现代城市与现代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

现代化是一个多面向的变迁过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必然选择.在全世界范围内,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相继开启了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以"资本占有"为主导逻辑的现代化发展理念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是以"发展共享"为主导的逻辑取向.历经了"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演进,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逐渐充实,并在新时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等六个方面齐头并进,其落脚点在于实现人与社会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均衡而协调的发展的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走自己的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在西方异化的现代化道路与失衡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弊端频现的当下,为渴望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开拓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康庄大道.

自贝克提出“风险社会”以来，风险社会及其延伸问题就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世界格局变动与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风险持续影响下，现代风险社会正在遭遇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深度的治理困境。尤其伴随着原子化的个体社会向高度连接的数字社会逐步转型，一个风险点就可能借由高度连接的社会网络，短时间内急剧扩散并形成一系列连锁风险，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感与安全感。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应对现代社会中的连锁风险，

一、引 言 当今世界,关于公权力制约监督的思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消极模式,即依据"人性恶"和"权力恶"双重恶的理性人假设,建立民众对政府天生不信任、公权力行使由不同部门和不同人分别执掌的"分权制约式有限政府模式",其主导模式主要表现为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体系,其主要构成包括三权分立制、多党竞争制、公开选举制和任期制等;另一种是积极模式,即依据"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和"勇于自我革命"内外部监督和自律相结合的党性人假设,[1]建立人民与执政党和政府间相互信任、公权力行使由执政党和国家共同执掌的"合力监督式有为政府模式",其主导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体系,其主要构成包括三治一体制①、协商民主制、选贤任能制、基层民主制等.

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需要立基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系统均衡高质量地推进各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国家、政府、政党间关系结构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框架所内蕴的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的内容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建构过程,展现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的生成过程,比较分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到的人民与国家(政府)和政党关系、政党与国家关系以及政党和政府关系三大核心关系的"性质差异",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政"框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点端赖于"过上好日子"的实际需求建构,其内容体系涵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多元主体"政治一体化"建构、"党政合理分工,整体高效协作"的行为主体"治理一体化"建构以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利益主体"利益一体化"建构三个有机方面,由此创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行政民政"三政"理论框架,并对包括"政治引领行政""行政提升绩效""民政保障福祉""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在内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体系进行了展望,从而为构建合力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型范式提供理论资源基础与实践绩效支撑.

寻求"至善生活"的实现方式,是西东方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共同追求.西方社会立基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双重恶"理论假设,通过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建构了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最终却陷入了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的新型丛林法则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出于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建构了立基于集体主义的人民与政府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人心政治形态.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有机地统合起来,推动政治制度体系的"源"与"流"有序运转并综合发挥作用的自我调适机制,以达成服务人民、发展国家、促进和平的最终目的.

面对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应对国际竞争与挑战意义重大.通过对不同时期举国体制衍生的社会背景、实践特征与重大成果进行历史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型举国体制是指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为突破"卡脖子"技术限制、引领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利益、增进民生福祉,党和政府基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政产学研用多方合力以求尽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在过往举国体制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体制机制与模式创新活动.这种新型举国创新体制,是一个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突破的跨越式发展,包括规划目标引领、组织制度支撑、核心技术攻关、市场配置资源、多方团结协作的集合体,并需要通过构建将以党中央统一指挥为核心的领导决策体制、集中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科学统筹的整体规划机制、精细高效的项目运行机制、生态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与团结协作的集体攻关机制等融为一体的举国体制运行模式,使之得到有效落地,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经历了 一个从平面化到立体化的空间演化过程,并进入到了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为引领的城市群中国时代,构建了大都市圈发展格局、跨域经济带发展格局、跨域城市群发展格局、区域发展格局与跨国经济文化带发展格局相互联通、贯通与叠加,融"都带群区路"等发展战略于一体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空间布局格局.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战略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空间布局战略体系的演进,折射的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自身发展的演进逻辑与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开辟的发展逻辑的"双重逻辑"建构,以及由此开创的人类社会以大都市圈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叙事重构的新篇章.大都市圈以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探索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引领城乡融合发展、实施新型"都带群区路"融合发展战略体系的多重目标而成为介于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之间的最佳实践场景和发展形态,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抓两头促中间"的区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路径,即在宏观层面上注重"顶层设计、规划引领、制度对接",在微观层面上重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准一体",在中观层面上推动区域"产业链集群发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为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绩效,最终走出一条由人民本位观引领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新型城市发展道路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近年来,随着《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地方《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办法)》的相继出台及其修订,以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相关要求,各地在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建设方面,相继开展了"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工作的相关制度,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等理论与实践探索.

知识精英以多种不同形式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官僚知识体系的固化、基层运作机制的碎片化与行动者(居民)参与的乏力的相互叠加与彼此强化,共同造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专家学者通过深度介入的方式,帮助基层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找回居民”,推动以居民参与和社区协商的方式回应居民需求,进而实现城市基层运作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是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一大新动向.专家学者以居民需求与基层治理为导向,基于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有效地实现了社区行动者参与、基层运作机制和基层官僚知识体系的重构,进而形塑了一种新型城市基层整体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开展了对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历程.其中,最为核心的改革举措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以放权让利的市场化取向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二是以政府职能转变的专业化取向改革为核心的政府体制改革进程;三是以管理权限下放的地方积极性取向改革为核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进程.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伴随着管理机构与治理体系的建立过程是知识体系的逐渐成长、成熟与定型,两者经历了长期的互动与演化过程.公元1500年之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各自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并逐步走向合流.在社会科学领域,因航海技术而奠定的地理大发现,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孤立分散格局走向了一体化时代,而且推动了不同文明形态、治理体系的交汇与交融发展;在自然科学领域,由日心说和牛顿力学理论体系而奠定的近代科学体系,推动了人类社会以实验科学和数理逻辑为支撑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城乡规划》:从非典到新冠,过去 17 年,面对此次疫情的突发与迅速传播,信息的发布与应对措施依然滞后,这暴露了城市治理方面的哪些短板? 唐亚林:很高兴跟大家就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