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近代(晚清民国)在时段上最为毗邻的清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被频繁地拿来与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概念和现象进行类比和对接,难免造成了文化涵化中的"误读"现象.如新民本思想被误读为欧洲启蒙思想(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乾嘉考据学被误读为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则是当时学界的普遍认识,属于普遍性误读;而如王夫之"生计自由"观被误读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章学诚史学理论被误读为唯物论这样的认知,只属于个别民国学者的特殊理解,属于差异性误读.如果说差异性的误读只是属于学者个人的特殊理解的话,那么普遍性的误读则是一个时代学界的共识,常常形成学术思潮和社会浪潮.误读的产生是因为清代史学与西方史学之间存在着内容、形式、方法等多方面的相似性."误读"在交流初期,客观上推动了中西史学的交流,促进学术和社会的近代转型,但在后期则造成中西史学深入交流和国人精准理解西方史学的障碍,于是对误读的校验随之展开.近代中西史学的交流,正是在这种误读—校验的发展中,不断得到提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并朝着共享式方向不断发展,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来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机衔接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数字经济凭借其强渗透性、强共享性、强快捷性等优势,有效打通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诸多堵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但也面临着数字平台资本逻辑与共同富裕价值取向相悖、数实融合不够充分导致共同富裕支撑力不足、数字经济收入两极化阻碍"扩中提低"共富目标、数字生产去劳动关系化致使数字劳动者隐性异化等现实困境.因此,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持续向好,要着力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数字经济新秩序、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基石推动数实融合深度发展、以数字化手段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力保障机制、构建超越数字劳动异化的"技术—伦理—制度"新范式.
对于如何解决泛心论面临的组合难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方案是:利用不同主体之间所具有的"现象绑合关系"来说明更高层的宏观主体何以能够"组合"出来.该方案的关键在于需要对"现象绑合关系"给出清晰的刻画.对此,米勒提出了"共意识关系"概念,但并不能够成功解释.由此我们尝试论证一条新的路径,即诉诸"主体间关系"来解释不同主体之间所具有的"绑合"关系何以可能.这种"主体间关系"具有三种性质:可能的现象属性、可解释性以及产出性.基于上述性质,"主体间关系"是一种更优的解决组合难题的策略.
"巫史传统"是李泽厚提出的用以描述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源性概念.作为一种理性化了的巫术传统,"巫史传统"的奠基与形成可以看作是由巫术文化向礼乐文化平稳过渡的结果.由巫入礼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巫术文化外在仪式的理性化,一个是巫术文化内在心性的理性化.前者主要表现为周公的制礼作乐,后者集中表现为孔子的释礼归仁.由巫入礼从三条路径展开:从文化仪式活动的性质来看,巫术活动演变为礼乐活动;从文化仪式活动的主体来看,巫师蜕变为圣王;从文化仪式活动的指向来看,"神"转化为"德".通过这一系列的转化,巫术文化过渡到了礼乐文化,神本主义思潮转向了人文主义思潮,"巫史传统"得以形成.这种转化并不是以断裂替换的方式发生的,而是以平滑过渡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在先秦时期便形成了一条文化延续性原则,该原则不仅规定着中国文化的演进方向和演进模式,也制约着中国文化接受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筛选模式.正是由于"巫史传统"概念厚重的现实感以及浓厚的问题意识,它的提出不仅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反思贡献了一个极具启示价值的概念参照.
人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通常遵循着某种行为原理.这种行为原理有法则、规则和准则三种形态,但在汉语中,三者之间的区别常常被忽略.法则是事物存在的客观必然的联系,是自在且超越的,在儒家那里,这种超越的法则便是理.当超越的法则进入经验世界后,它便转换为规则,广义的规则是对超越的法则的经验反映,如天道与人道.经验的规则是对超越的法则的主观形式化,具有必然性;形式化的规则在一定范围内普遍有效,且是复数的.当形式化的规则进入意志领域便获得了生机,成为行为的准则.主观的准则引导出具体行为,并隐身于行为中,成为动态行为的一部分.自主的主体选定众多规则中的一个来作为自己的唯一行为准则,而只有遵循这一行为准则的行为才是自由且合理的行为.法则与规则的不分体现了人们未能区别经验与超越之间的关系,而规则与准则的混淆则体现了人们对个体自主性的忽略.
"德性"作为古老议题一直受到西方伦理学界广泛关注,但是有关德性思想源头问题始终存有争议.以麦金太尔为主要代表的德性伦理学认为西方德性思想的源头应追溯到荷马年代.荷马史诗作为荷马年代文明高度集中的文化产物,在吟唱过程中与后世文字记载里保留了原初意义上的"德性"二字,并在自然属性、道德品质与动机纯粹性中彰显出作为西方德性思想源头的普遍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荷马史诗中还明确存在合作与竞争两类德性,也成为早期西方德性思想源头中优秀的、在善的道德品格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这两类德性在特质上彼此区分,但寻求"善/好"一直是它们追求的最高目的和最终走向.分析与正视荷马史诗德性作为西方德性思想源头的理论动态,不仅有助于把握德性思想中"灵魂的善"、"外在的善"与"身体的善",对于缺失基础性道德的现代人重获新的德性认识、塑造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有着借鉴意义.
清末科举改制,常考有关西史的题目.改制期间,考生答题时抄袭西书,拆解新报,持中史框架与本土语汇进行西史知识的"再生产",其中充满了对西史的误读和想象.虽然时评对考生抄袭西书、新报多持否定态度,但此类西史读写客观上也对中西史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中西国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文化的不均势,一方面,考官、考生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不免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史进行取舍,传统历史书写也由此逐渐"失位";另一方面,学子在运用西史答卷的过程中,接触到"平权"、"民主"、"自由"、"进化"等新名词、新思想.这些西史问答深刻改变了他们的历史世界,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的步伐,更影响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化的进程.
机器人走进人类社交生活圈,成为"今天来明天被替代"的新型陌生人.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不仅延伸了经典的陌生人关系形式,表现为亲密与距离、包容与排斥等多种紧张关系的互动性,同时还增添了类人与异己(他者化)、自我与第二自我之间的互动性,从而形成了跨文化机器人学的核心问题.机器人作为不可思议的"他者",是人类精神的创造与压抑的结果,也是人的内在欲望与焦虑的表现."似人的机器"与"似机器的人"都成了"陌生人",构成人工智能时代"陌生性"的双重建构.因此更加需要寻求人类文化范畴的"机器人文化"与超人类文化范畴的"机器人文化"之间的互惠性关系.机器人的跨文化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机器人如何被理解、接受和使用,更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在类人性的设计中的异己力量,警惕被"第二自我"操纵,维护自由、完整的人机关系.
挪威现代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创作与当代戏剧大师约恩·福瑟的创作风格迥异,二者似乎不存在什么关联;但如果细心研读他们的作品会发现:易卜生在创作中局部用到的"留白"技巧,被福瑟发展到极致,已经成为福瑟剧作的一种显著特征.如果说易卜生戏剧中的"留白"幅度较小,主要停留在不交代某些重要信息、制造不确定性这一层面,那么福瑟戏剧的大部分情节都付与"留白",其戏剧情境的若干要素也付与"留白",且综合运用中断、停顿、静默等方式使得"留白"浸润了其剧作大部分场景.通过大幅度、多样化的留白,福瑟与易卜生拉开了距离,这本身是一种"影响带来的变异";此外,在福瑟的留白戏剧中,仍可见出易卜生式深刻的怀疑主义、自审主义与悲观主义思绪,只是在福瑟这里,整个世界图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不确定性"由相对变成了绝对,"自我矛盾"或"沉默"更是成了"新常态".从易卜生到福瑟的这种变化,可以看出欧洲现当代戏剧的一条发展轨迹:由动趋静,由繁至简,从具体明确走向抽象模糊,从高度饱满的现实主义走向后现代的新古典主义.
海外自媒体视频博主作为特殊的个体传播者,以"他者"视角和国际化的视野向世界讲述中国.他们通过纪实运动影像呈现作为生命个体观察到的生动、真切的视觉与听觉信息流,经由朴素的日常生活桥接起原本陌生的文化区域.在全球媒体平台中,不同于中国本土讲述者亦有别于西方主流媒体的"他者"个体讲述者,会生产怎样的媒介内容?是什么因素驱动其传播实践?又产生了怎样的传播影响力?作为跨文化的个体,是否能够消解既有媒介权力结构,以一种不同的进路促进文化间的"视域融合"?又能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带来什么启示?检视海外自媒体YouTube平台"Living in China"频道"中国故事"传播的目的、主题及方式,分析其观众在五大主题上的留言与互动,可以发现:海外自媒体传者与观众业已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体",在"中国故事"的讲述和传播上,呈现出对西方媒体"去蔽"、"解构"的特征,是"中国故事"传播的另一种路径.
"道"是中国艺术之本体,"艺道"、"文道"之论贯穿于中国古代的艺术哲学思想."艺道"首先是在"文道"之视域,古代之"文"非现代学科之文学,而是涵纳天地万物之纹理、文饰、文德、文章之文,此经刘勰之"文"的多层阐发,凸显了"文"之"人文"和宇宙天地的旨趣;儒家之艺道经唐韩愈、柳宗元倡"文以明道"至宋而明确,周敦颐、二程和朱熹等将"艺"经"文"提升到"天理"之视域,不仅根植以仁道,亦内植以自然;儒道释三教融合中的欧阳修、苏轼等文人赋予"道"宇宙大生命的自然特质,依此建构"执道为本"、"有道有艺"之"道通为一"的艺道观.因此,"文道"之"艺道"最终体现为文艺之天地大道,其内核便是宇宙万物生生之精神,此博远于历代,辉焕于当代.
当代帝国主义不仅是经济垄断的资本主义,而且表现出军事垄断的新特征,它突出呈现为某种隐匿的新型模式——以"无限战争"为主导的军事帝国主义.无限战争具有战争期限的延绵性、战争军事目的的不确定性、战争手段的不适度性以及战争空间影响的开放性等多重维度.这一新的战争模式并非公开的,而是以某种隐匿的幽灵式的方式存在,它集持久性、无形性、威慑性和悖论性于一身,本质上是一种以客观性、系统性和匿名性为主要特征的客观暴力.作为资本主义当代化的产物,无限战争的动力来源和最终目的仍是资本逻辑,但资本逻辑的运作方式已发生了变化.它呈现为一种去实向虚的精神分析化倾向,以此实现与无限战争的相互助益,即当代资本在以某种崭新的、隐形的、强劲的方式(齐泽克所谓对象a的方式)为无限战争注入充盈动力的同时,又通过无限战争保证与加速了自身积累和扩张的脚步.面对21世纪世界之大变局,更需深化对帝国主义战争新模式的研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逻辑,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代小说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关键节点,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相关学者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诸多探讨.其中,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可以说代表了两种不同范式.前者偏重形式研究,重点关注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转变中的重要地位;后者侧重文化研究,重点探讨近代小说蕴含的多种"现代"可能.这两种研究范式,对于推进近代小说研究的深化,理解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起到了巨大的引领推动作用.然而,何为现代,如何转型,依旧是学界可以而且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否定作为"反讽"的基础,被西方浪漫主义哲学家索尔格视为呈现事物本真面相的方式.日本现代美学家中井正一考察辩证法的否定性时注意到索尔格的思想,他结合洪堡特、索绪尔与莱纳赫的理论提出了"空间性格的隔离性",并在重释索尔格反讽理论的过程中,以"隔离"取代"否定"的本体论地位,其理论的关注视点也由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对立性转移到以个体元素化的孤立性.中井正一对索尔格"反讽"概念的重释,表面上看是对浪漫主义陷入主体空虚这一危机的回应,实则借助"反讽"的隔离性回应了现代日本社会普遍冷漠与疏离的文化心理.中井正一对索尔格"反讽"概念的重释是在现代美学转向等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所涉及的关于否定、空间、辩证法等问题的思考对反思现代文化仍有启示意义.
义利之辨是陆九渊伦理思想的核心议题.他认为"风俗积坏"、"公私之弊日积"的根源在人心陷溺,或陷溺于智巧虚诈,或陷溺于利欲贪欲.拯救世道人心,就要使人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从道德动机、手段、目的上确立人行为的正当性,使人本心挺立.陆九渊从多重维度展开了义利之辨:通过虚实之辨强调人要立足本心"实德"、"实行"才能击破"自任私智、好胜争强"的虚伪外饰之心,杜绝"济恶行私";通过大小之辨强调人要立足人之"大趋向、大旨归"、"集义积善"方能"知务知类",反对"毁伤善类"、"伤民蠹国"的奸邪之私;通过本末之辨强调人要会辨别导致本心失正的诸多因素,在源头上立定本心之义,明辨功利之习,避免为"意见"所蔽、"物欲"所诱;通过公私之辨强调人要"尽人道"彰显人之所贵,以公心求取公利,兼顾家国大义,做"为国、为民、为道义"的"君子人"而非"私己、为权势"的小人.陆九渊义利之辨的多重维度彰显了拯救本心以自作主宰的精神旨趣,通过立足本心,陆九渊不仅在道德评价中纳入了更多道德动机的因素,强调道德的自主自律、高扬人的主体性,也在坚守公义优先的立场中纳入了更多个体合理的欲求,促成了普遍之"义"与个体之"利"的有机结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君主专制走向没落和西方现代文明强势冲击的背景下,中国面临国家制度转型发展的时代议题.严复以英译版为底本,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并在书中有针对性地插入案语进行引申评议,案语集中体现了严复的法政思想.严复从法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出发,对古今中外的制度和法意进行对比,一方面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弊病和民众的困难,论证了平等对中国的重要性和变革传统法政对国富民强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广阔视野发掘中华文明得以接续近代文明的优良传统资源,绘制了中国法制与政治变革的理想蓝图和自我革新的道路,推动了清末法政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也为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忧郁从弗洛伊德的精神病态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表征哀悼疗愈的文化视角,它展现了主体拒绝替代物以维持原有客体依恋的文化形态,并以阴影的形式体现在主体的叙事当中.弗洛伊德提出的"哀悼与忧郁"心理认知机制在康拉德小说的"阴影"书写中被付诸实践.康拉德以"坚决拒绝封闭"的哀悼方式展现了他对自己的母国波兰既回避又神往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阴影"所指的怀旧视野展现了作者对原生家国失落过往的持续哀悼;另一方面,"阴影"能指的未来视野揭示了饱受战争与恐怖主义蹂躏的创伤世界,展现了人类对现代主义文明样态未来景象的认知通道,这与当代创伤文学中的反战与反恐主题形成了正向关切.在康拉德"阴影故事"的哀悼视野中,读者能够感知不断向前的时间与回视过往的叙事间永不停歇的反向运动,以及将历史与意义的忧郁结合起来的哀悼情怀,从而产生共情与共鸣.
泛心论近年来在心灵哲学领域悄然复兴,尤其是构成性泛心论受到了诸多青睐.构成性泛心论备受青睐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似乎遵守了演化连续性原则,因而与演化论相兼容.然而,组合问题依旧困扰着构成性泛心论者.经由对组合问题的深入分析,我们为以下两点怀疑提供了辩护:首先,即便构成性泛心论遵守了演化连续性原则,但是却违背了演化局限性原则,因而很可能与演化论并不兼容;其次,构成性泛心论者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或证据使得我们能够相信,微观心灵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这两点怀疑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构成性泛心论的确比物理主义更具有理论竞争优势.
According to Beall and Restall’s logical pluralism, there are as many logics as there are consequence relations. In addition to various objections from formality and the status of the metalanguage, this kind of logical pluralism faces two objections from normativity. The first has to do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sequences and truth: if consequence is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ruth,then logical pluralism entails truth pluralism, which has a number of partisans, but which has problematic consequences for the normativity associated to truth. The second argument also bears on normativity: logical pluralism entails pluralism about normativity,which renders the normative force of logic powerless. Claiming that logic is not normative does not successfully refute argument from nomativity, because normative claims related to valid reasoning are presupposed by claims about validity and are essential to the use of logic. Moreover, if purely descriptive claims about logic imply that logic is irrelevant to reasoning, they amount to an admission of logical nihilism. The normativity argument could also be extended to knowledge argument against logical pluralism, which could entail the knowledge we obtain from deduction is fragmented, and if one is not a relativist of knowledge, then one must reject the logical pluralism leads to this conseq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