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治生是明清之际重要话题之一.蒲松龄科场失意,一生困苦,对士人治生之艰难有着独到的体验,《聊斋志异》里有许多以士人治生为主题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治生问题的思考.本文以蒲松龄的小农身份及其家庭经济状况为切入点,系统梳理《聊斋志异》士人耕读治生主题篇章,进而分析蒲松龄的小农思想.特别重要的是,蒲松龄把对花妖狐魅的想象同士人治生主题联系起来,这使得作者笔下那些有经济才能和治家才干的女性形象,既接近农家想象的本色,又寄托着小农家庭实用和功利的审美.这是《聊斋志异》为士人治生主题带来的新变化.
本文对近期人工智能在古文字研究中的应用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在古文字字形相关的任务中,古文字识别、古文字检测都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可以为古文字研究提供切实的辅助.古文字分类、古文字考释离实际需求还有较大距离,但是发展思路已经逐渐明晰.在古文字材料整理类任务中,甲骨缀合、甲骨校重、青铜器断代等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推进了古文字研究的进步.展望人工智能与古文字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多模态模型的应用将会是主要发展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散思维将为古文字问题解答提供更多思路,而借助大数据智能的数据挖掘能力则可以发现更多古文字中的规律性现象.
元代"乐府"概念泛化,多样化的"乐府"称谓随之出现."古乐府""近体乐府""今乐府"称谓形成并确立,分别指乐府诗、曲子词和元散曲.众多"乐府"相关称谓的确立表明元人具有一定的乐府文体意识观.元代"新乐府"概念包含多种文体,既适用于词曲,亦可指乐府诗.于此同时,与乐府诗相关联的"歌诗""声诗""歌行"在概念的内涵上已完全不同于前人的概念所指.元人对乐府复古的追求与古乐的崇尚,使得"歌吟""乐章"作为乐府诗的别称,重新得到使用.厘清元人"乐府"相关称谓及其相关概念下的不同含义是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
作为佛经翻译首篇序言和具有宗教学、翻译学、文学研究价值的《法句经序》,1876年起被翻译传布到域外,然而,当下学界对《法句经序》的域外阅读鲜有关注.本文查考《法句经序》毕尔译文和列维译文发生的文本和文化语境、特征及其原因等,发现其文本语境是巴利语和汉语《法句经》的西传;文化语境是基督新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翻译过程具有国家翻译实践和学术性翻译双重特征.《法句经序》域外阅读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对于当下增强文化自觉、坚持立中融西的文化立场,积极推进中国传统译论"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正式大规模译入韩国肇始于中韩建交前的20世纪80年代,其中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的集中译介及其深刻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对翻译历史观的认识,考察《骆驼祥子》初入韩国的翻译背景、翻译动机以及译本接受与阐释.七十年代末韩国社会主体文化的自主建构激发了八十年代《骆驼祥子》集中译介的文化需求,多译本的流变佐证了韩国社会日益开放的接受心态以及翻译动机的多元化,文本现代性特质对知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强劲塑形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大众化传播.中韩建交前《骆驼祥子》多译本的社会传播发挥了民间文化交流使者的外交功能,以期其译介及接受引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域外传播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