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全线竣工的沪杭铁路,便捷了沪杭两地的交通及经济、人文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往互动,同时,也使铁路沿线市镇货物、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使城乡和区域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对传统市镇格局和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浙北的交通区位优势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文化较为活跃的区域,沿线区域的交通、经济、生活方式及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实质上就是该区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现代化铁路对沿线地区经济变迁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财政部税务署即跟随政府西迁,但税务署署长吴启鼎仍留在上海,并设立驻沪办事处,继续征收尚未到账的税款,直至上海全面沦陷后方停止征税.这段时期所征税款740余万元并未及时上缴国库,而是奉吴启鼎之命留存在上海的私人手中,直到抗战胜利后财政部追查时,吴启鼎方令旧日属下将这笔税款上缴.然而这笔税款上缴时并未附带任何单据账据,其中疑点甚多,从而引起有关部门的怀疑,并开始进行调查.调查的方向包括当时征收的税款究竟是多少,为何与财政部最初调查时的数额不符,是否有所隐瞒;税款征收后为何不及时上缴国库,亦不存放国家银行,而交由私人保管;战后上缴的税款显然不是当时的纸钞,抗战初期这笔款项诚属巨款,但经过战时的通货膨胀,战后上缴的这笔税款价值已微不足道.所有疑点都指向吴启鼎,怀疑其有利用该款投机牟利之嫌.这桩涉嫌截留税款的贪腐弊案暗中调查日久,后因证据不全,最终不了了之,吴启鼎并未受到任何处罚,但此案还是反映出抗战胜利前后政府财政官员中涉嫌贪腐的蛛丝马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保护西南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与英、美盟国开展军事合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本组文电选取了 1942年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甘丽初等中国远征军主要将领关于兵力行动和战场态势报告的部分重要文电,对进一步研究远征军初次入缅作战的成败得失颇有助益.
九一八事变后,为使北平天文陈列馆所藏天文仪器免遭劫掠,中央研究院决定将其分批迁往南京.本组史料即为1933年4月—1934年1月间,中央研究院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铁道部、天文研究所等之间关于天文仪器拆卸、运输及保护情形的来往函件.
红军东征前,华北局势动荡,陕北苏维埃革命蓬勃发展,对阎锡山的统治秩序造成冲击.阎锡山研究苏维埃革命,既产生畏惧心理,又赞赏中共的民众动员,认为军事防共无用,提出山西全体总动员之防共,着重从政治方面笼络民众,利用富人阶层改变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以防共,试行土地村公有以"消共".受南京中央政府压迫,阎锡山派兵赴陕协助"剿共",通过驻陕晋军将领汇报,对中共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中央红军转战陕北,阎锡山对中共的军事防范日趋主动,自我感觉防共较有信心,结果晋军防共体系遭到红军重创.阎锡山久经政治变局,多能从容应对.可是面对中共革命,阎锡山高度紧张和焦虑,费尽心机,多方研讨并获取中共信息,对中共革命的认知较为深刻,但应对策略违背经济规律,停留于空想层面,无法消除苏维埃革命并突破当时新旧博弈的社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