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知庄章组声母的分化与合流是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也是反映客家方言声母共时差异及历时演变的重要窗口.文章借助16种同源异境方言语料,重新探求梅县客家话精知庄章组声母的原初状态及演变过程,认为:百年前梅县客家话精知庄章组声母有两套系统,呈现精知二庄、知三章分立的格局;由于系统内部制约兼及外部环境影响,语言结构集聚到一定条件下发生同类变化,这四组声母在近半个世纪内于不同地域均合流为一组,读为[tstshs].由于合并削弱了语音系统的区别性,继之又产生了新的分化,从而重新构建了整个音系的区别指标.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的正文训诂具有基督教文本训诂第一块里程碑的学术地位,其"序"对"颂"的训释、"序""颂"各自的文内训释显示出汉语圣经诠释学与传统训诂在唐代已经水乳交融的样貌.对景教碑随文而释的《唐景教碑颂正诠》与传统训诂学的训诂内容类似,均对字词、句、篇章、结构、修辞、语法等作训释.它在运用训诂学方法方面灵活自如,常用直训法、义界法等;也使用诠释学之推因法."翻译"是融通诠释学与训诂学的桥梁之一.二文本均使用义训最多,也用声训和形训,对它们的研究具有增补唐至明训诂学史的意义.
日本林泰辅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字源流》稿本(1907)的发现,带来了人们对中日古文字学现代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新认识.中国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1934)是中国古文字现代理论体系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比较二者之间创新性观点,比如林泰辅将中国文字分为篆体时代与隶楷时代、提出象形、指事两大造字"纲领"说、古文字变迁三期说、"字形比较法"、从地域差异角度研究古文字等,与唐兰一起代表了 20世纪初的中日两国中国古文字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意义非凡.
商鞅立木"数+金"组合中"金"存在铜和金及不同重量的理解,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论证,战国"数+金"组合中金释为铜不可信,明确"数+金"中金的重量单位为斤,分析战国"数+金"重量约等于"'数+斤'金"的起源,即"数+金"的金指"金饼(版)",进而探析金的词义演变方式和原因.还从语法、语意角度对商鞅立木版本等相关问题予以辨析.
探讨两汉名量结构的地域差异.分中东部、南部和西北部三大地域群进行,每类名量结构的地域调查又按个体量词、度量衡量词、借用量词和集体量词分别展开.调查结果是,数量名结构在名量结构中的占比由高至低依次为西北部(10.99％)＞中东部(6.01％)＞南部(4.41％),"数+个体量词+名"结构在名量结构中的占比由高至低依次为西北部(6.67％)＞南部(3.11％)＞中东部(1.04％).西北部名量结构发展最快.数量名结构尤其是"数+个体量词+名"结构是汉代新兴的语法结构,数量名结构在名量结构中的比例越高,说明名量结构发展越快.初步探讨了西北部数量名结构发展较快的原因,认为语言接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突厥语中名量结构只有数量名结构而无名数量结构,西北部名量结构的地域表现受到了突厥语名量结构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