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深入探索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数字空间的资源分配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现有四种互联网使用模式,分别是杂食型、发展型、娱乐型和不活跃型.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是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也越可能在多领域使用互联网.此外,我们还比较了"数字原生代"与早期世代间的数字不平等情况,结果显示,收入、教育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早期世代中更大,而职业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在"数字原生代"中更大.本研究认为,现实空间的优势会转化成数字空间的优势,数字不平等是现实不平等的再现,互联网在带来机遇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抑郁症的本体论问题使得对其讨论陷入了结构论与建构论争议的泥潭,进而限制了研究视野.借助破坏性展演的概念,我们可以还原抑郁症现象:虽然抑郁症发作破坏了社会互动秩序,但它也是患者真实自我和内心极度痛苦的表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每个社会必然存在情感极度痛苦之人,他们以破坏性展演的方式表达和呈现自我.但社会存在一套套规制情感表达的规范,不容许破坏性展演反复出现,这在社会展演理论的视角下可被视为文化脚本.这些文化脚本赋予患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破坏性展演发生后,引导患者以规范化的方式表达痛苦.相比于陷入抑郁症本体论争议,在展演理论的观照下,探究当代社会理解和应对抑郁症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后果更加合宜且紧迫.
杨开道不仅是民国时期乡建派的执行官,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史上的关键人物.从生活史和学术史视角看,"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杨开道社会学研究的两大核心议题.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经历了从"科学"到"民情"的转变,与20世纪上半期社会思潮从"五四"到"后五四"的转捩暗合.从科学化的角度出发,杨开道力图使科学成为农村的治理方式、乡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民情化的角度出发,他通过历史比较、参与观察等方法探寻中国农村的历史、风俗与西方现代科学调剂的可能性.杨开道的社会学思想之变,具有实践、学理、本土化等多方面意涵,其个案展现了中国社会学的问题、对象、方法、价值、变迁等与"五四"精神流变之间的关联.
本研究使用2020年凤宁县脱贫劳动力的基本信息与就业数据,从人口流出地视角探讨脱贫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凤宁县近六成脱贫劳动力以务工型流动作为家庭生计策略,流动地选择以省内其他县市为主,县域内及省外就业的比例相当,暂未出现国际流动的现象.第二,家庭结构、家庭负担对脱贫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中小学阶段子女的抚养压力对其省外流动有一定阻碍效应,而家庭的人力资本与赡养压力则表现为推动效应.第三,相对经济剥夺与其流动地选择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本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我国相对贫困劳动力的流动地选择及家庭因素的影响机制,对后脱贫时代的促就业社会政策及整合分析取向的人口转移研究有一定启示.
作为家庭资产主要来源的风险金融资产正成为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机制.本文从阶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决策逻辑,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如下发现:在2010-2021年间,中国家庭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参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投资决策存在两种阶层化逻辑,即阶层地位的提升和阶层地位向下流动都对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阶层地位变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强于当前阶层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阶层地位下降会通过降低社会公平感来促使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这表明向下流动的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是一种补偿其阶层地位下降的非理性行为.本文不仅拓展了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分层研究,还可为决策部门引导公众理性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治理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