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日渐盛行,近代版权思想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特别是以报刊为媒介,有关版权问题的诸多论述自"新政"施行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虽然在朝廷内部既有如管学大臣张百熙对版权制度持否定疑虑者,又有如廉泉和严复持积极拥护者,但无论如何,版权保护的施行与推广是大势所趋.在1903年以后,官方将版权保护制度予以施行推广.延至1910年末,清政府搁置数年的《版权律》编纂工作在仿行宪政的大背景下继续开展,并最终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成了近代中国版权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八旗制度是清代最基本的军政制度,旗下包含了满、蒙、回、汉、朝鲜、俄罗斯、安南等各族群人众.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旨令将新近归附的回部人众编为内务府正白旗第五甲喇第七佐领,即"回子佐领",成为八旗体系内的一部分.随着回子佐领设置的完善,乾隆朝不仅先后派遣白和卓、刘淳、延强、刘朴四人担任佐领职位,而且在挑补教习、选宫女、额设景山官学生、增设马甲额缺等制度方面予以完善,以期让回子佐领及属众更快地融入内务府八旗体制内.这一设置过程展现出清代八旗制度的多民族属性.

科场罢考是清代士子群体特有的一种抗议方式.由于康熙年间清政府对科场罢考案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康熙朝晚期罢考事件多发.然而,随着雍正、乾隆两帝对罢考态度的趋严转变,管控力度的加强,以及相应律例的适用与升级,科场罢考问题在雍乾时期得到快速而有效的控制,这展现出清前期朝廷对基层管控的有效性和针对科场罢考问题的"宽严之变".

海南在清代被称为琼州府,归属广东省管辖.有清一代,琼州府共产生31名进士,分属下辖的琼山县、定安县、文昌县、会同县、澄迈县、儋州和万州等地.这些进士不仅在宦绩上多为地方亲民之官,屡有贤声,为百姓称道,而且在琼州地方文风振起和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考究进士群体的家族背景可知,他们大部分来自文昌、定安、琼山三县的数个大家族之中,并凭借数代所获取的科举功名不断形塑与巩固着家族在地方上的威望与优势.

清代科举史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起,海内外学人就已经开始了对于清代科举史的系统研究工作,并大致可将此后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年代以前),海内外学人对于清代科举史的研究以制度梳理为主,将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和朝考等阶段的制度运行研究清楚,并引入社会流动性的讨论.第二阶段(1990-2015),海内外学人细化科举史研究,既有分朝代的详细探索,又有对清代科举家族、举人落地政策和冒籍等热点问题的考察.第三阶段(2015年以后),学界进一步深化科举史专业性选题,一部分研究延续了第二阶段的热点议题,另一部分则利用新史料推动视角与内容的创新.与之同时,这一时期很多清代科举档案史料相继出版,为学人深入研究清代科举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与第二、三阶段研究时限重叠的是伴随着"科举学"兴起的跨学科研究尝试,即将清代科举制度史与文学史、社会史、法律史等结合考察,这成为了清代科举史研究的一大趋势.

清代"母妃"这一称谓多为皇帝或皇子称呼其生母或庶母时所使用,而少见非皇子出身的宗室王公称谓"母妃"的事例.考究文献可知,一方面,清朝"母妃"这一称谓日益变为皇帝及皇子的专属,其他王公贵族不得染指.另一方面,官方对"母妃"称谓一词本身也逐渐"知而不用","母妃"称谓遂退出了官方史书的记载.清代"母妃"称谓用法的趋严转向,展现出朝廷希望以严格的礼法界限丈量宗室与皇室的距离.同时通过对后宫称谓的管控,清朝强化了满洲旧俗与身份认同.

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朝应琉球世子尚穆之请,派遣全魁和周煌充任册封正副使,前往琉球行册封礼,博明所绘的《沧溟槎使图》生动描绘了这一历史事件.画内册封正使全魁身着一品麒麟服正襟端坐,凸显了清朝作为宗主国所派"天使"的威严气象.本文通过梳理乾隆朝册封琉球史实,探析册封使服饰规制,以及考辨画内琉球官员身份等级,有助于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清朝时期的中琉关系奠定基础.

认为清代近支宗室赐名制度经历了由前期向后期的发展、完善与常规化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嘉庆朝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颁布的诸多谕旨,均体现了嘉庆帝意在加强对宗室管控、凸显皇权威严、区别宗室亲疏,从而实现近支宗室赐名常规化的用意.至道光、咸丰朝后,近支宗室赐名进一步规范化,康乾时期诸多赐名"不规律"问题得以纠正.与之同时,近支宗室范围也逐渐从清前期的圣祖系和高宗系向清后期仁宗系转移,并沿用至清朝覆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中文学术资源,在海外大学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中文图书馆将馆藏资源逐步数字化,不仅有利于提高馆藏文献的利用率,降低古籍耗损,而且有助于推进大学图书馆科学化管理.中文图书馆通过线上展览,报刊、文集、族谱等文献的数字化,以及依托馆藏资源进行的数据库建设,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大学图书馆数字化模式,值得我国高校图书馆学习、借鉴.

潘古仁博士是20世纪瑞典汉学界一位专门从事远东艺术,特别是中国陶瓷方面研究的学者.他所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如《甘肃半山与马厂随葬器研究》《宋窑器》《阿道夫亲王藏中国珍稀古董图录》等在当时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潘古仁于20世纪30年代曾到中国考察,对他当年入境所持护照档案的考释,有助于今人进一步了解潘古仁其人,民国时期外国人所持护照形式和我国出入境管理制度的发展历史.

论文以新加坡为例,探讨了"海禁"既开后,晚清政府对海外华侨认知的转变和逐渐推动对海外侨民管理工作的努力.其中包括清廷向海外侨民颁授《时宪书》、出台《大清国籍条例》与户口统计政策、派兵舰巡阅新加坡等地、对海外侨民给予保护以及吸收海外侨民赈济捐输和封赠赏赐的常规化等.这些措施增进了双方的互动和海外侨民的向心力,促进了晚晴政府新型的"国家—侨民"思维模式的建立.

科举制度发展至清代已历经1100余年的历史,士子对于进士登科的渴望臻于顶点.但是,随着清代人口和参加科举考试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科举定额制的施行,能够成功进士及第者实属少数中的少数,甚至乡试中举也成为了士子们难以逾越的龙门.以乾隆朝会试为例,清廷共开科27次,录取进士5385人,①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仅为199.4人.在会试竞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清廷本着扩大统治基础的原则,相应制定出安抚落第举人的政策,专门设立明通榜、中正榜、挑誊录、考取教习、举人大挑等科目,在会试落第士子中挑选一定数量的优秀举人出任京内外低级别官职,这为落第举人开辟了一条新的仕进之路.

低地国家(包括现在的比利时与荷兰)的清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指清初到清中期,此时的研究由一些独一无二的观察报告组成;第二个时期即清晚期,研究内容主要是民族志学和礼仪;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研究中欧交流史为主.

阮元作为清代中期的汉学名臣,他的学术声望和其在粤期间所创建的学海堂成为了清代中期的文化标杆,也奠定了他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地位.通过评析学界对阮元及其学海堂研究的两种主要研究路径,以“文化资本”视角再做阐释,为阮元和学海堂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新加坡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汉学研究在新加坡的发展既呈现多元、融合的趋势,又形成贯通古今、中西的特色.在新加坡众多汉学研究脉络和学者中,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王昌伟和许齐雄教授为代表,强调和深化了中国历史中"南北差异"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以思想史结合地方史的方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研究模式.两位学者这一研究模式的形成及其本地传播,与以下三点息息相关:第一,他们的学术师承背景;第二,两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就和特点;第三,新加坡学术交流"南北差异"问题的学术平台.

殿试是清代科举体系内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结束后,读卷官将开展阅卷工作,并将其中优秀的10份试卷列入荐卷内,其名次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在这些殿试试卷判定过程中,读卷官会以圈、尖、点、直、叉等标识符号在试卷上标注以别优劣,并在“弥封官关防印”边上写下他们拟定的名次.由此可见,清代殿试阅卷的标识符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也是清代科举阅卷制度中的重要一环.

冒籍是中国科举史上一直存在的作弊手法.在清代,冒籍问题以乾隆朝表现得最为突出.乾隆朝冒籍问题原因不同、形式多样,乾隆帝本人也一直对于冒籍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严加防范和惩处.本文以冒籍概念为切入点,具体探讨清代乾隆朝冒籍问题形成的原因、冒籍的种类与形式、冒籍产生的影响以及乾隆朝所采取的稽查冒籍之法等,全方位地展现乾隆朝的冒籍问题.

清代生员作为功名持有者和特权群体,在面对“凌辱斯文”的责罚时,往往以罢考作为回应手段,共同进退,而在地方社会中,官员也尽量避免招惹这一同质性群体,但“凌辱斯文”之事却依然时有发生.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行为的惩处,经历了“严宽之变”,这是伴随着18、19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在朝廷语境变化背景下,19世纪士人对于士子群体罢考行为,不再噤若寒蝉,而是敢于发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因此,可以说在朝廷的主导下,19世纪统治阶层完成了对生员群体的主动“让步”.

唐初三代科举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士子打开了仕进之门,但实际上进士科及第者同样要经过为官者的保荐才可成功,而家世背景更是被录取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唐初三代的进士群体依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门阀"特性,与宋以后士人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唐初三代进士科及第群体在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和郡望等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北方世家大族,尤其是关陇贵族对于科举进士科的影响与把控,也证实了内藤湖南所述"唐宋变革论"中世社会的特点.

唐初三代科举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士子打开了仕进之门,但实际上进士科及第者同样要经过为官者的保荐才可成功,而家世背景更是被录取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唐初三代的进士群体依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门阀”特性,与宋以后士人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唐初三代进士科及第群体在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和郡望等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北方世家大族,尤其是关陇贵族对于科举进士科的影响与把控,也证实了内藤湖南所述“唐宋变革论”中世社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