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机制有个体层面的认知迷失、社会层面的结构变迁和法制层面的治理缺陷,其实质是网络社会、消费社会、个体化社会多重转型带来的松散耦联的结果.青年的健康成长有待建构系统性的社会防治路径,政府、学校、社区,以及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电信公司、银行企业等,应形成合力提供服务与支持.
聚焦首次教育分流——义务教育结束后的教育选择,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出发对随迁家庭进行了分析.通过质性访谈的方法,分别归纳出了返乡考普高与留下读职校两种选择的理性评估过程,并细化了理性选择理论已有的框架,指出了家长们对子代的职业期望影响了其对预期收益的偏好,进而影响了教育选择.不同职业期望的形成与来沪务工的家长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感受有关:在市场中产生地域补偿感的家长认为从事白领工作并非获得高收入的必要条件,从而可以接受子女在流入地入读职校;而在市场中被激活脑体差距感的家长则认为获得高学历从而当白领是成为高收入者的必备要素,因此会努力让子女回到家乡继续升学.
弹幕文化是用户在视频网站中进行弹幕互动的衍生品,透视弹幕族群尤其是青少年在弹幕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表现,可凝练出弹幕文化的情感交互与情感缺位、群体狂欢与群体孤独、文化建构与文化解构等辩证性特征.弹幕文化一方面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精准化的教育对象、交互式的教育方法和价值观的传播渠道,另一方面也使其面临着心理防御、圈层固化、风格迥异等诸多挑战.因此,可采用情感破防、互动破圈、风格融合等方式,在弹幕文化中发挥"意见领袖"的情感能量、创设"思政情境"的交互空间、提升"萌化思政"的认同效能.
"数字青年"是伴随着互联网茁壮成长的一代,其爱国情感表达容易非理性,部分爱国行为表现呈现功利化趋向,爱国动向展现上呈现敢作敢为的特征.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丰富的叙事框架与循规守旧的教育内容之间、厚重的精神文化与陈旧俗套的表达方式之间、多元的话语体系与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之间、创新的载体平台与刻板单一的实践活动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已不能满足"数字青年"的需求.需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着力培养"数字青年"的"爱国之情"、砥砺"数字青年"的"强国之志"、传递"数字青年"的"赞国之声"、实践"数字青年"的"报国之行",以此全面提升"数字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成效.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各个时期始终发挥着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教育青年的关键作用.共青团领导下的青年动员是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共青团青年动员的历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入发展,共青团青年动员工作在内容、话语、主体、对象等各方面均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新时代进一步做好青年动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