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翻译学是新兴的现代翻译研究领域.它从翻译研究立场出发,主要借鉴社会学相关理论与方法,探索翻译与社会的复杂关系.长期以来,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处于失衡状态.本文指出,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失衡关系,一方面源自翻译与社会各自所拥有的资本以及所处的系统位置,另外一方面也源自符号暴力,尤其是翻译研究话语的屈从性符号表征.翻译研究历来将自己放置于边缘性位置,依附于其他学科的发展,缺失自我创新的原动力.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审视翻译与社会、翻译研究与社会学的失衡关系,探讨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借鉴与创新发展议题.本文认为,社会翻译学的理论借鉴,不能只是局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挪用或套用,而是需要系统了解社会学相关概念、理论的根源及其应用边界,基于解释和解决翻译研究的现实问题和实践成果对相关社会学概念、理论加以创新发展.

翻译教学从传统的外语教学脱胎换骨,历经不同时期的翻译课程、翻译专业后,在新时代、新文科背景下踏上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建设进程.翻译教育作为翻译学科发展的保障,构成翻译学科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成为独立学科之后,与传统的翻译教学相比,翻译教育无论在理念上、方法上都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中国翻译教育应守正创新,以丰厚的中国传统翻译文化精髓为底蕴,以中国的翻译教育客观现实为基础,以关怀全球翻译教育为视野,寻求中国翻译价值观和世界普遍翻译教育理念的共鸣,丰富全球翻译教育内涵.

Pragmatic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are two aspects of translation, both of which have long historie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only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up to now. This paper proposes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China,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scope of the history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outlines some problems in the field,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均围绕译者行为展开,可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二者又同属于翻译研究系统.翻译研究系统有赖于功能各异的相关系统的并存与运演.虽然并非所有以翻译为对象的研究都属于某一翻译研究系统,但任何以翻译研究学科为其研究边际的研究都应该遵循翻译研究系统的逻辑.这是因为任何系统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基于一定的相关逻辑,其中包含构成逻辑、行动逻辑和功能逻辑,而且任何系统的建构都只能实现多种可能性中的一部分,并以系统的自我参照性为基础进行区分与演化.译者行为批评的研究,在逻辑上构成了另外一个自洽的系统.本文基于社会系统理论,探讨译者行为批评及其研究的逻辑.文章认为,在翻译研究系统中,相关子系统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为了生存、发展并发挥相应的功能,必须直面复杂的系统环境,处理好区分化的问题,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找到相应的自我参照体系,努力简化系统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清楚认识并合理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可能性的功能.

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何系统科学地探索其间的关系,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翻译研究,目前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任何翻译都发生于特定的社会,受制于特定社会,服务于特定社会,因而,翻译必然具有社会性.然而,翻译并非单向地依赖于社会、受制于社会,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也不同程度地有赖于翻译,即社会也具有翻译性.本文探讨了翻译社会性和社会翻译性的具体呈现形态,认为翻译的社会性体现于翻译产品、翻译过程、翻译功能、翻译价值;社会的翻译性则主要体现于人际沟通交往、知识话语生产与传播、社会发展与进步、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翻译的社会性还是社会的翻译性,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因素.基于翻译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翻译性,翻译研究与社会学应该进一步加强视域融合,建构相应的社会学翻译研究这一交叉领域,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翻译与社会的关联问题展开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本书是“翻译研究经典著述汉译丛书”之一。本书基于埃德温·根茨勒（EdwinGentzler）的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Second Edition）译出。原作初版于1993年，修订于2001年，对过去三十年间颇有影响的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与回顾，特别对北美翻译工作坊、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系统理论、解构主义学派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扫描，并对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本书是与翻译领域中重要理论的批判性互动，也是对导致最近理论增殖的一系列变化的历史记载，适合从事翻译研究和学习翻译的读者阅读，对从事文化、文学、语言哲学等领域研究的学者亦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汉语语境中的"应用翻译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研究的特有产物,与中西翻译研究传统中的相关概念有较大不同.新形势下我国应用翻译及应用翻译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内涵范畴及理论拓展等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语言服务、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方面契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要求,回应了新形势下诸多关键性问题.有鉴于此,廓清应用翻译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的创新路径,有效发挥应用翻译研究的功能,加强应用翻译研究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是提升我国翻译研究整体水平的应有之义.

描述翻译规范概念于21世纪初引入中国,截至目前在国内的应用与研究大抵还是以西方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石,缺少用中国思维对翻译规范的诠释.中国哲学中的象思维可以弥补西方翻译规范研究中本源性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为翻译规范研究带来"天人合一"的整体视野和生命视角.本文基于西方翻译规范研究已有成果,以"道象互为"的中国象思维认识构式为指导,对翻译规范的本质属性进行探讨,尝试厘清翻译规范的整体内涵.文章提出翻译规范在形而上层面体现为翻译之道,在形而下层面体现为翻译之象.研究旨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象互是""道象互释"和"道象互施"翻译规范本源性概念体系,以深化对翻译规范的认识,为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批评活动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概念工具.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知识在行动中得以生产、传播和再生,其中的行动自然包括翻译.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翻译时,往往聚焦于通过翻译所传递的结构性知识,将翻译置于从属地位,忽视了翻译对知识重构和知识创新的作用,以及翻译研究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在现代知识学的视域下,翻译知识并非只是封闭的结构化知识,它还包括经由翻译加工的重构化知识,同时也包括探讨翻译的议题性知识.有鉴于此,本文认为,翻译知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呈现为结构性、重构性和议题性三重形态.只有厘清这三重形态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才能真正揭示翻译的知识价值,重估翻译在各学科知识积累,乃至在整个人类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梳理的方式对比了中外视听翻译研究在过去20年(2000-2019)中的发展情况.研究主要通过对比字幕翻译、配音翻译、片名翻译、戏剧翻译、无障碍翻译、视听翻译与教学、书评领域的具体文献来发掘国内视听翻译领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并试着从内部研究和外部实践两个维度提出改善意见.研究发现,国内视听翻译研究整体上与西方存在明显差距,国内学者对字幕翻译的文本层面关注过多,研究碎片化且重复较多,方法局限且缺少宏观框架式研究和实证研究,视角囿于语言学和跨文化层面,缺少社会文化角度的批判性研究.本综述指出了中西视听翻译研究的具体差异和改善方式,以期为国内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思路.

应用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大变局时代的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研究内涵日益深化,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方法愈加多元,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特征更为突出,在翻译研究学科发展中具有前所未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然而,学界对于应用翻译研究的认识却依然未能达成共识.有鉴于此,基于症候阅读和描写理论的方法,可梳理与分析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现状,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目标,探索其发展趋势.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具有自洽的发展逻辑,植根于我国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形成了四个维度的研究范畴:应用文体翻译研究、应用型翻译问题研究、各种理论针对翻译的应用性研究以及应用翻译研究的话语体系研究.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应该顺应全球化、技术化、信息化的时代要求,增强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意识,在中国文化外译、中国知识话语形成、技术与翻译融合等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

茅盾是享誉国内外的作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茅盾的科学翻译是他著译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简要梳理了茅盾的科学翻译实践,概述了其科学翻译特征,并对其科学翻译进行了简要评价.

关于翻译质量的论述是当下国内外译学热点话题之一.与此同时,对于翻译研究自身著述的翻译质量,译学却鲜有论及.本文以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汉译本为例,通过对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汉译本进行抽样和比较研究,辅以问卷调查,兼顾翻译产品与翻译过程,基于翻译规范理论探析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方面的失范现象.本文认为,为了保障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汉译质量,译者需要增强翻译规范意识,认真履行翻译责任,尽力促进交际的成功,合理构建译文和原文的关系.

在谈论中国翻译研究与国外翻译研究的对比、融贯时,人们通常使用中西翻译理论、中西翻译思想、中西翻译实践等概念,即习惯于用"西方"来统称国外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尽管这种用法并不严谨,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这些概念毫无疑问已经约定俗成地融入我国翻译研究话语体系中.令人奇怪的是,我国译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翻译研究(学)"这一概念似乎总是难以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阐述:所谓的"中国特色翻译研究""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的特色究竟指的是什么?

近几十年来,翻译批评从原本呈碎片化状态的“挑错”或“感想”评述中摆脱出来,进入以相关理论为指导的各种批评话语建构,其中既有相对整体性的思考,也不乏次系统性质的批评话语研究,如生态翻译批评理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语料库翻译批评理论,等等.在此语境下,围绕着对翻译批评话语进行整体性研究以及如何研究,译界出现了一些主张和质疑.本文试图基于社会学的系统功能理论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重点探讨翻译批评话语系统建构的要素、功能及路径.本文认为,翻译批评话语系统的建构,顺应翻译批评发展的趋势,符合翻译研究学科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求.它的建构既是对翻译批评话语进行整合的过程,也是区分化过程,更是建构者的反思过程.文章强调,建构翻译批评研究话语系统,充分认识它所涉及的行动者、目标、功能及其边界,至为重要.

国外翻译研究学术著作的汉译,长期未得到我国译界的重视,导致我国对国外翻译研究话语断章取义、概念混乱、融合不力等现象.本文通过分析其中的若干原因,尝试澄清其中存在的误识.作者在提出国外翻译研究学术著作汉译应遵循5项原则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其中的“系统性原则”.文章最后指出:要切实做好国外翻译研究学术著作的汉译,不仅要合理地甄别相关著作,而且也要加强相关翻译机制的建设,尤其是译者保障机制的建设.

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陷入困境.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翻译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持续不断的话题之一,从而衍生出对译者行为系统深入的探索.译者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包含诸多固有的矛盾体.其中,译者行为的自主性和规范化,基于主体内在与外在的因素,构成一对既难以消解又互有关联的问题.本文试图基于翻译规范理论探讨应用翻译译者的自主性.笔者认为,译者也是社会中的一份子,有其自身的实践逻辑和理性或非理性诉求,有其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行为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译者行为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虚构的假设之上,即认为译者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忽视了译者有意无意地希望突破这些拘束而立意实现自主的行为目标.有鉴于此,本文在突显行为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系统的翻译规范内化于译者,能够有效地调节译者行为的自主性.

目前,应用翻译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之一是研究对象的界定.本文基于《上海翻译》期刊的发展史料,分析期刊主编的学术引领作用,探讨期刊与学科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上海翻译》期刊论文主题的演变,有效地折射出我国应用翻译研究四维主题的演进,从而为构建我国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提供了整体性框架.

Much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research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history than to scienc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past decades in China.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sci-tech translators have greatly promoted social progress, economic property and science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it, gather and digest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ranslation related to society,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 as to take a turn leading research on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It is argued that the central subject of the research on science translation history is the translator, not the text of translation, as only the translator could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caus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vitalizing research on Chinese scienc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also discusses the methods. That is, based on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modern sciences in Chinese historic context,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ranslators with the reading of their versions and relevant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鉴于翻译的复杂性,借鉴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是翻译研究推陈出新的有效途径.近二十年来,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已经为翻译研究认识翻译本质属性、提升翻译研究的社会效应做出了应有贡献,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相比之下,继其之后兴起的社会学翻译研究却显得较为乏力,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的借鉴与融合.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要借鉴与融合?如何借鉴与融合?借鉴及融合什么?对于这三个问题,目前的翻译研究领域显然缺乏具有现实意义的系统思考,特别是缺乏基于翻译研究学科立场的现实性反思.由此导致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迄今未能彰显其应有的解释力及现实性.有鉴于此,本文以"为什么翻译研究在当下必须开辟社会学视角"为反思基点,立足翻译研究学科立场,廓清其研究边际,反思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