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代表的三大机制之一,人民政协是一种群体代表机制.这种群体代表机制具有一种复合结构,一方面,它要表达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又要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和社会视角.作为利益代表,政协委员由协商而非选举产生,能够超越界别的局限,努力将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整合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中;作为意见和社会视角的代表,政协委员来自不同界别,可以将多元而专业的意见、丰富而独特的社会视角带入政策过程,为执政党的科学民主决策创造有利条件.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代表性,人民政协既要从内部完善其工作机制,又要与党代表和人大代表机制实现有效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是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使命.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个新使命,对于推动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人民政协置于国际视野之中,从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与决策的关系、协商的非政策功能等三个方面,对人民政协和国外专门协商机构进行比较,以期更好地认识人民政协的比较优势及其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政策建议:发挥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夯实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基础;深化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加强与国际学术界交流,讲好中国协商民主的精彩故事;借鉴国外专门协商机构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专门协商机构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的现象仍然存在,如何调动政协委员的履职热情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以H省政协的"微建议"为例,探讨回应性和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来自政协组织内部、政府和被代表者的正向回应提升了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意愿.这一方面丰富了回应性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民政协进一步深化改革,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制度创新的扩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既有文献主要从晋升激励、横纵关系和条块差异视角来解释创新扩散.然而,这些理论无法解释十八大以来政协系统制度创新的扩散.本文通过多案例比较,提出"倡导-选择"型创新扩散概念,探讨政协制度创新扩散的特点和机制.一方面,人民政协制度创新扩散是倡导型的,有别于"试点-推广型"纵向扩散或"自主学习型"横向扩散模式;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制度创新扩散是选择性的,学习者受到资源整合能力的约束,采取选择性学习策略,这使得人民政协制度创新的扩散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性.在此过程中,制度创新与既有制度资源相辅相成,推动了人民政协在新时代的发展.

本文从政策过程视角出发,讨论人民政协在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推动政策有效落实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并以此为窗口来观察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独特作用.在议程设置阶段,人民政协的代表人士吸纳机制有助于推动前瞻性议题进入党和政府的政策议程;在政策选项的准备阶段,人民政协的群体代表机制有助于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决策阶段,人民政协的直通车优势可以保障协商和决策的有效衔接;在政策的执行阶段,协商式监督有助于推动高效的政策执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独特优势的四条政策建议,即提前介入议程设置、探索开展平行协商、适时调整界别设置、创新协商式监督的方式方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途径和机制,协商民主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首先,人权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其次,协商民主可以从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两个方面来促进人权的发展;再者,人权对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特定的要求.

空间是近年来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将空间维度引入基层协商研究,考察"协商空间"的可能性及其运行条件,有助于深化对于基层协商的认识.首先,社区规模是影响基层协商的重要因素,根据社区规模合理划分协商单元、选择适当的协商形式是基层协商有效开展的前提.其次,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社会信任和各方所信赖的权威有助于协商空间的建构;而实名制、礼仪和网络协商规则有助于网络协商空间的健康发展.最后,协商场所的空间布局和仪式、象征的植入可以帮助协商参与者完成角色的转换并强化其对协商规则的认知和内化,从而为基层协商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协商式监督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必要构件.然而,协商式监督在实践中存在“有协商无监督、有议政难监督、有监督走形式”等问题.本文从政策执行视角出发,从认知、行动和支持三个维度剖析产生上述困境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感谢主持人,我将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体会.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如何理解百年大变局?其二,从历史经验来看,政治理论是如何面对百年大变局的?其三,展望未来,面对新的百年大变局,政治理论的研究议程应该如何重新设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关注国际因素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国际因素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民主化进程？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国际因素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两种主要方式:强制移植和外部诱导.本文拟以欧共体对西班牙的影响为例,来展示国际因素的外部诱导作用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从“政治结构—行为者”和“政治精英—大众”两个维度四个方面出发,分析国际因素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考察欧共体如何为西班牙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并促进其民主力量的成长.只有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故事.

代表机制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它要解决的是“谁来协商”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代表理论经历了从标准解释到多元阐释的变化过程.协商民主论者也逐渐认识到代表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必要性,并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不同于选举模式的协商代表机制.在理论层面,学者们从代表的形式维度与实质维度对协商代表的合法性展开了争论;在实践层面,学者们对于微型公共领域这种新型代表机制进行了阐释,并思考其与既有代表机制的衔接问题.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代表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初步的思考.

概念是一个学科的基础,它对于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若干重要概念的变迁表现出结构性特征,无论是研究文章的数量、峰值分布,还是重要概念的产生和更替,都与政治实践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在概念建构上应协调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在坚持学术自主性与服务政治实践之间寻得平衡,在加强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的同时注重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在总结、提炼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化发展.

马基雅维利的党争理论具有辩证的逻辑和丰富的意涵.三对关键的概念使我们可以澄清马基雅维利有关党争论述的一些表面矛盾,并深入体察他对现代政党观念之形成所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罗马式党争与佛罗伦萨式党争这对理想类型化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基雅维利对于党争的积极评价;必然性与野心这对概念有助于我们把握党争的不可避免性与派系之害的可消除性或可控制性之间的关系;而贵族与平民这对概念则有助于我们思考人民在共和政治中应当具有怎样的宪制地位.

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各自独立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组织协商活动,并呈现出组织化程度高、协商能力强、协商程序规范、关注公共议题等特点,而这些正是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短板.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国外社会组织协商的特点,并有针对性地对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立法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有助于统筹推进各协商渠道的协调发展,实现协商与决策的相互衔接,提高立法质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主要有三种模式:人民政协直接对接人大或政府、人民政协通过同级党委为中介参与立法协商,以及政协委员以个人身份参与人大或政府的立法协商.分析人大与政协的关系,可以从基本性质、功能定位、制度安排、协商范围、协商类型五个方面来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性质和特征.积极稳妥推进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应遵循五项原则,即党的领导、站位准确、规范有序、发挥优势、积极有为全过程参与.

代表性是现代民主的本质特征.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协商民主理论几乎完全忽视了代表问题,但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代表对于协商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文以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为例,从代表的描述性维度和行动维度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基层协商实践对协商民主代表机制的有益探索.本文认为,中国基层协商实践中创造的混合式代表机制将选举和选择、精英和大众、代理和委托代表模式等不同的代表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在实践上回应了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而且在理论上对西方纯粹统计意义上的协商代表理念提出了挑战,并推动学界深化对协商民主代表理论的思考.

协商民主和代议制民主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协商民主中参与协商的成员多为普通民众,其中,很多人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协商能力.因此,公民协商能力建设一直是协商民主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点上,英美国家实行了数百年的陪审团与协商民主面临着同样的处境.陪审团对公民协商能力建设的启示和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陪审经验有助于增强公民的义务感和自治信念,强化公民参与协商的意愿;第二,陪审经验有助于塑造公民理性协商的能力;第三,陪审经验有助于锻造公民在强对抗情境压力下进行决策的能力;第四,陪审经验有助于培养公民在专业知识和社会视角之间保持平衡.

现代政治学自诞生之初内部就存在不同学科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竞争.从19世纪末到二战之前,政治学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欧洲传统中受益良多,并逐步发展出自身的研究传统;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科学传统开始反过来影响欧洲,并引发了以欧洲各国为代表的人文研究传统的抵抗;进入21世纪,美国政治学界内部出现了欧洲传统的回归和两个传统走向平衡的诉求.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之间的分合与竞争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必须防止政治学学科的“美国化”,保持学科内部不同分支学科、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平衡,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双周协商座谈会”从“双周座谈会”演变而来,实现了从政党协商到政协协商、从统战平台到参政议政平台、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转变,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流程.作为咨询型协商,双周协商座谈会具有中立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可以将政党、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调动和整合起来,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良好的影响,有效实现协商与决策的衔接,推动相关政策建议的落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拟将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置于比较的视野中来加以观察,从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及其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近年来各协商渠道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思想误区妨碍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动力不足;中国协商民主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公共领域发育不充分成为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一个短板;功能添加型的制度创新使协商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之间可以实现无缝衔接,但社会组织协商与既有制度安排之间的衔接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