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认知-情感-行为意愿"的理论模型框架(Cognition-Affect-Conation Pattern,CAC),聚焦于青年大学生的网络文明素养影响机制,围绕网络文明认知、网络文明态度、网络文明行为三个关键变量建立分析模型.通过对870个有效样本的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青年大学生的网络文明认知能显著地正向影响网络文明态度,网络文明态度能显著地正向影响网络文明行为;网络文明认知亦能显著地正向影响网络文明行为,并可通过网络文明态度间接正向影响网络文明行为.基于此,从大学生的能动性、大学的思想引领作用和网络媒体的自治功能三个层面,提出提升青年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对策建议.
作为一种旨在收集、保存、解释和利用个人、团体与社区在过去事件中的声音、经历、记忆与观点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日益受到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与相关机构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形塑公共政策的重要资源与手段,口述史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医疗卫生、城市规划、教育、移民与难民、土著权利、饥荒与贫困等公共问题领域.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的意义主要包括加深与促进对特定公共问题和政策的理解,鼓励与确保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得到关注和倾听,提高与促进公共政策中的公众参与赋权,改善与增加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和兼容性,监测与评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当然,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也面临可靠性与准确性、有效性、代表性、伦理、资源限制、传统决策思维与机制等诸多问题和挑战.为了确保口述史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有效利用,决策者、研究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实践中应努力遵循最佳做法和标准.
美并非仅仅与客体或主体有关,也不是主客体反应的简单相加,而是生成于审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结果之中.审美中介体在其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基于审美元认知原理,作为审美元认知客体的"客体性自我"发挥着审美中介体的重要作用.在美与美感的生成、增益和融通方面,审美中介体表征了自我审美意象,参与了客体审美意象的建构、审美评价、审美判断及美感体验.
作为民主理念彰显和制度成功实施关键因素的民主实践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区域化等特点,并内涵于治理形式、空间环境、他者、价值观等四个维度.公民对政府及其机构以及政治行为者的信任是转化为民主实践所需要的最重要资源之一,基于CSS2019的实证研究证明,政府信任对社会个体的村(居)民选举、决策讨论以及人大代表选举等民主实践产生正向积极影响,对政府信任越高的社会个体参与民主实践的概率也越高.实证结果还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具有真实性、普遍性和均等性,提升各层级政府信任是有效激活公民民主实践的最优路径.
存在是人类认知中最基本的概念范畴,中西方哲学及语言学对"存在"方式及词源的探索由来已久,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可能世界,所有的事物都以不同的存在方式存在,人类世界的各语言也以不同的编码方式表达它们不同的存在方式."存在"在现象学的呈现是复杂的,现象学为此提供了正确的概念、工具和方法来定义、识别和研究人类的存在.存在主义在现象学的基础上深化了最初的概念及认知方式,最重要的是确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及其真实本质.通过对跨语言中存在动词和存在方式的现象学分析,并以海德格尔"此在"观为视角,发现了其类型特征、语言共性、存在现象及其本质内涵的哲学理据.
在分析哲学中,指称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本身是语言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以弗雷格、罗素为代表的描述理论和以克里普克、普特南为代表的因果历史之间的争论构成了语言哲学的主要版图.从上个世界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哲学家将指称论的结论应用到其它领域(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一个语义学的结论对形而上学乃至伦理学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这导致另外一批学者开始注意到各种论证中都假设了某种特定的指称理论,试图反驳这一指称预设,双方都同意从语义学到本体论的论证,这种论证是为指称论证.这进一步说明指称论本身是否普遍必然为真不再是语言哲学内部的争论,而是具有普遍的哲学意涵.因此一些哲学家对指称理论进行经验检测,是为指称测试.从早期语言哲学中的指称论到本体论中的指称论证,一直到最近的实验哲学中的指称测试,都是为了回答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多重内涵、层次和功能.文化构建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中凸显出主体性,在与不同民族的交流和对话中展现出多样性,在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中彰显出主导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总体表征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以社会生产力作为物质层次基础,通过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为其提供政治层次的保障,最终致力于在精神层次凝聚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具有个体文化认同上的统摄功能、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功能和思想文化再生产功能.文化构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塑造全新的凝聚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世界文明体具有重要意义.
Guiding the rational migration of FDI and promoting the spatial optimiz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our country’s futur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urban correlation strength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4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5 to 2019, the spatial panel simultaneous-equations model is established with the generalized spatial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GS3SLS） method to empirically analyse the interaction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etween FDI and the urban spatial correlation strength. This paper finds that FD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two-way promotion mechanism: FDI magnifi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ity and promotes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but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has stronger effect on FDI; FD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mselves, while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spillover effect on both is negativ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DI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been strengthened after the expans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but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oth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n attracting FDI is gradually weake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urban correlation strength of different regions is asymmetric in attracting FDI migration, with core regions having more obvious location advantages, but FDI has a higher effect on the urban correlation strength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an that in the core. Robustness tests also support th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or decision making.
外嫁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纠纷的实质是作为政治自由的村民自治与外嫁女的平等权冲突,对该类案件的裁判涉及宪法和法律中的平等规范与村民自治规范的适用.在规范援引方式上,法院有三种选择:援引宪法中的平等规范、援引法律中的平等规范和村民自治规范,以及同时援引宪法中的平等规范、法律中的平等规范和村民自治规范.平等是外嫁女参与收益分配案件的重点审查问题,涉及审查框架;村民自治是审查过程中必须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审查基准.在援引其他规范能够处理外嫁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纠纷时,法院也会"便宜"地选择适用其他规范.法院裁判这类纠纷时,注意村民自治和外嫁女平等权之间的微妙平衡,但基于男女在集体收益分配事实上的不平等,法院更强调平等作为村民自治的边界.
本文在探讨数字技术影响制造业升级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技术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同时区域技术创新、交易成本和消费需求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效应,且该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区域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在我国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而交易成本在我国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
艺术和美学的传统研究通常针对具体的艺术作品给出丰富的分析和深入的阐释,而生物学研究则探索艺术活动和审美过程的普遍规律.它们在人类本性研究中各有贡献,但其背后的文化差异性常常被文化生物学、神经艺术史研究者所忽视.例如,艺术史和美学研究中的"移情"与"模仿"机制在镜像神经元理论的推进中,就存在着忽略文化历史具体性的问题.在多元知识视域中,探索人类的生物存在和文化存在之间相互接合的复杂层次和中间阶段,避免单纯的社会生物学、文化生物学的一元化结论,既是当前部分学者的主要尝试,也构成未来美学和艺术跨学科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基本原则.
毫无疑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公共政治话语中一个无可争辩的共识.然而,在理论上去界定法律平等概念时,我们将面临诸多棘手的争议.第一个争议涉及法律适用平等,即法律平等概念要么被认为是多余的,要么会引发实证法与自然法之争;第二个争议涉及法律内容平等,即法律平等究竟规定的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第三个争议涉及法律可得性平等,即如何保障公民获得法律事实上的平等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从理想的条件出发还是从现实的条件出发对于理解这些争议迥然不同.换言之,此理论上棘手之争议,在实践层面基于诸理由即可得到解决,并能给出清晰明确的底线规定.此外,受此底线规定约束的法律平等实践,可以不通过"哲学王"而实现其"权威应奠基于知识而非暴力"的理念.
近十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神经美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发展路径更加多元,形成了神经生物美学、神经信息美学、认知神经美学、神经艺术学、进化神经美学、神经美学与文学、神经美育学等特征鲜明、路径清晰的研究分支.神经美学的多元发展态势展现出美学作为交叉性、综合性学科的包容力和延展力.神经美学的新方向既不断拓展与融合多门学科的边界,又不断聚焦美学经典问题给出当代性回答.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汇通于神经美学,两者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打破.在我国当前新文科建设与发展的语境中,神经美学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机构编制是我国人事管理的重要制度,编外用工是在机构编制以外聘用,由财政负担保障的各类工作人员.当前地方政府的编外用工表面是"压力-能力"失衡情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实质是更为复杂的治理制度问题.编制短缺是因制度性因素和地方政府"主动作为"而导致的人力供给相对不足,编外用工则是基于当前地方政府治理环境选择的一种补偿策略,较好地发挥了补偿行政管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特殊功能.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发展的编外用工制度,将伴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有可能会被更好的补偿方式所取代,也有可能因其赖以存在的条件消失而消亡.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乡镇社会工作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混合型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乡镇社工站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国家"具身"实践,强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社工站专业化和在地化等组织特性,有效提升了治理行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显著表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外包式社工站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其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性、在地性等组织优势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但同时也面临"市场化-公共性"和"正式性-非正式性"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引发社工站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偏离.
数字化改革的探索过程中,主要存在三类典型路径:一是基础好的地区和部门先行探索的"揭榜挂帅"类;二是基础弱的地区和部门为实现弯道超车跟风探索的"不甘落后"类;三是不管基础如何,各地区和部门联合提供、共同探索的"百花齐放"类.基于数字化改革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以及供给过程的公共性等特点,可从公共物品提供的视角审视不同的改革路径.数字化改革深刻影响社会分工结构,本文通过构建异质性区域分工合作的超边际分析框架,刻画不同路径对应的分工结构并明晰不同结构间的转换条件,同时评价不同改革路径的效率.结论表明:"揭榜挂帅"和"百花齐放"路径都有可能成为最优路径."揭榜挂帅"成为最优路径时,打破了Olson的经典论断,表明"搭便车"式提供公共物品有时非常有效.
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算法在加速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因算法公平等伦理问题引发不少学者的担忧.讨论算法公平应区分价值层面、技术层面和规范层面等不同面向,价值层面关乎算法公平标准的问题,技术层面关乎如何实现算法公平的问题,二者共同制约算法公平的规范含义.围绕算法输入与输出环节,算法公平标准至少可以区分为反归类平等、校准度/预测平等、统计平等、分类平等这四类.然而,在诸算法公平标准间存在"不可能三角",它使得价值权衡成为理解算法公平的应有之义.同时,群体间基础率的差异会影响权衡的性质与程度,这与算法设计时采取何种技术和公平标准无关,本质上事关作为真实世界镜像的数据质量.而对于基础率的改变,这有赖于我们选择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政策试验为理解并解释中国的改革创新与治理模式提供了独特视角,但既有研究对改革中不同类型政策试验的具体过程与运行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政策试验的差异化类型属性特征探究其运行机制,并选取教育领域的四项试点改革为经验案例展开比较研究.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政策试验的启动机制、行动者角色及关系、扩散机制及约束条件与作用机制,指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与制度环境的高异质性在启动政策试验中的重要作用,政策行动者多样化的角色与关系塑造了边界模糊且高度权变的互动空间,由此达成的改革共识通过强制性、规范性或模仿性压力的交织驱动实现创新扩散,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模式.
在发表《正义论》之后,罗尔斯在晚年发表《万民法》,对全球正义做了一元论解读.他提倡人民主体性和万民法原则,怀疑全球正义与合理多元论的相容性,尝试建构以万民(peoples)为主体的"现实乌托邦",寻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义务的折衷方案.罗尔斯的万民法学说虽为全球正义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却没有认真对待全球正义实践诉求.扬弃罗尔斯万民法学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将为探讨全球正义提供新的基点.由此出发,消解国际现实主义,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实现全球正义的多种可能形式,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将为全球正义实践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