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呼唤,其基本实现方式在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形态、价值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的现代化,使思想政治教育获得"现代性"属性.解释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标志性概念与引领性命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知识生产的基本对象,推动面向现代化的知识形态变革,是巩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主体性的关键所在.现代社会的实践方式发生深刻演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形态的现代化,要以实践目的为指向,形成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育人实践、治理实践、虚拟实践等实践形态.要在现代化的历史架构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位阶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予以现代性思索与历史性确认,塑造其现代价值形态.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成果上升为制度安排、转化为制度优势,将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进行深层联结,予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以全方位制度保障.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代表的三大机制之一,人民政协是一种群体代表机制.这种群体代表机制具有一种复合结构,一方面,它要表达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又要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和社会视角.作为利益代表,政协委员由协商而非选举产生,能够超越界别的局限,努力将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整合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中;作为意见和社会视角的代表,政协委员来自不同界别,可以将多元而专业的意见、丰富而独特的社会视角带入政策过程,为执政党的科学民主决策创造有利条件.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代表性,人民政协既要从内部完善其工作机制,又要与党代表和人大代表机制实现有效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
理论界对企业经理阶层的高额收入存在两种解释,"没有利润让渡机制的劳动价值论解释"和"有利润让渡机制的要素价值论解释",这两种解释均无法彻底说明经理阶层高额收入的形成.本文基于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协作职能和榨取职能)的基本原理,构建包含"经理薪水"的平均利润公式,即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特别工资(经理薪水),"经理薪水"以"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和"企业主收入"为边界进行波动,其变动规律取决于外部约束和内部约束的双重作用,并引入"集体力"所产生的超额利润,来刻画利润让渡机制以及经理阶层的收入情况.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党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主要有:巩固和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下,探索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方式;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正确处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大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力度,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战略思路.这些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推进下一个百年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找到城乡融合的最佳点.
村庄治理是我国最基层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秩序的有序供给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与社会建设的活力.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力量全面进入村庄治理.村庄治理具有多层次性,可划分为私域、共域与公域三大治理层次,私域事务、共域事务和公域事务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这决定了处理不同治理层次事务和实现不同治理层次秩序的主导性原则存在本质差别.村庄私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个人主导原则,村庄共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自治主导原则,村庄公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国家主导原则.当前诸多村庄治理困境的出现与国家力量的进入对村庄秩序供给原则造成破坏有关,尤其体现为国家力量对村庄私域秩序供给中村民个体主体性和村庄共域秩序供给中村社集体主体性的全面挤压,村庄私域秩序和村庄共域秩序的供给呈现出国家化趋势.要克服这一状况,国家力量需要充分尊重存在于村庄不同治理层次的事务特征,发挥国家力量引导村庄私域治理和激活村庄共域治理的作用,以实现国家力量与村庄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对接,达到村庄善治的目标.
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数字空间成为全球主要行为体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新冠疫情的暴发更加凸显了数字技术在经济复苏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提升数字竞争力和话语权,中欧相继出台了各自的数字战略,在数字转型和数字主权上提出了各自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2020年9月,中欧决定构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某种意义上,这是中欧合作的新亮点和双边关系新的增长点,中欧数字合作初步走向机制化轨道.当然,中欧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上的认知分歧仍限制了双方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深度和广度,美国因素也是当前中欧数字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构建中欧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双方发展愿景和共同追求,中欧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对话中弥合分歧,加强数字政策协调与数字技术合作.
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都处于现代性展开的同一大时代,但是鉴于问题研究重心的不同和时代展开程度的差异,他们形成对于社会文化一系列问题的不同态度,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却有别的影响.基于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立场的理论需要以及现代性展开初期严重的社会横向冲突,马克思十分重视社会存在对文化观念的决定作用,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文化中的深刻影响,对文化形态的演进持比较激进的变革态度;而面对捍卫语言文化独立性的历史任务和现代性展开中期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纵向冲突,维特根斯坦更为关注精神生活的样态描述,反对科学技术对文化价值的侵蚀,对文化的存续站相对保守的改良立场.我们需要从大的时代背景分析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相似又相异的问题处境和解决思路,从中探寻他们的原创性思想对于解决我们当下时代文化问题的互补作用和积极意义.
共同体是人类群体性生存的基本事实.共同体之于人类,一直具有生存本体性、历史—实践合理性、主体并生—共在性、价值共创性、团结—合作共赢性、惠益共享性、智识共升性、认同与意义生成性等多重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就此而言,共同体是人类自我造就、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观照的最基本的方式.共同体演变历程中的不同形态,都可以视为人类发现、创造、寻找自己与对象性世界之间合理关系的卓越的探索性成果.与以往共同体思想及其目标指向和方案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根基的重新解释世界的新世界观,其最具原创性意义的思想贡献在于,它更强调实际地、现实地"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从提出以来,作为一种面向公正、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其在人类发展理性、共同体理性、新价值理性以及治理理性和逻辑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性建树,不仅被写进了联合国决议,而且作为一种新的规范理性识见,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化解冲突、谋求新的价值共识、寻求"共处于一体的正确生活的方略与智慧"的最具确当性的理据与价值依循.
数字平台作为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其形成需要具备创意、资本和技术三大条件,牵涉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两大主体.从数字平台的发起、运行到成熟与垄断阶段,数字平台的创意所有者"创始人"同资本所有者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过程.由数字平台发起之初的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演变到"创意劳动对风险投资资本的驾驭关系";伴随数字平台的成熟与垄断,演变到"平台资本与风险投资资本"的关系,创意劳动被资本俘获演化为平台资本,形成资本与资本共同分割剩余价值的关系.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关系演化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扬弃;"创意劳动"演变成平台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分工、技术与组织互动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终极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规范数字平台资本行为,强化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主权;利用数字平台组织控制模式的优势,引导数字平台进行创新性的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中应更加重视劳动者的活劳动和创新活动.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生成,必须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视域之中,在世界场域与中国实践互构中理解其叙事构成与价值意蕴.中国式现代化在反思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实现了"西方语境"转向"中国语境"的话语生成.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叙事起点,聚焦世界历史普遍交往及其人类生存论向度,形成"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的叙事特点.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型文明叙事,构建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叙事方案,并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叙事引领.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模式中的一种,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备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价值追求,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以其人本逻辑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以其全面性和整体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理念,以和平发展和交流互鉴为主旋律的现代化,以其和谐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掠夺性,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以及自主性、"并联式"的发展特点,决定了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大思政课"是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必然趋势,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要求.在"大思政课"视域下推进"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有效衔接,有助于打破"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壁垒,拓展育人场域,促进学生知信行的统一,实现内修与外化的双向发力.全面提升"大思政课"建设质量,要加强顶层设计,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组织维度上协同发力,促进"两个课堂"的有效衔接,提高思政课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为阐析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产阶级社会从后思索人类历史的思想凝结.晚年恩格斯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实证材料,从历史起源、历史道路、历史根源、历史价值四个层面立题,将既有历史哲学的"历史"射程扩展至囊括"史前史"与"东方史"的人类整体历史之中,并从中凸显了亲属血缘文化、民族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结构、宗教文化观念对于历史更替与变革的推动作用.这种立足民族实践之上的历史哲学祛除了资产阶级"一般历史哲学"的抽象释义,以对"历史"界限范围与适用条件的现实性规定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非永恒性,进而为透视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形态提供了方向指引.晚年恩格斯的人类学研究兼具哲学的高度、历史的深度、文化的广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内在嵌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文化意蕴.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均不能解释中国崛起何以改变了世界秩序这等重大的国际问题,而具有中国传统的世界政治研究则给予实质性启发,因此亟待建设一门世界政治学.研究发现,包含了技术和资本的世界市场和产生于世界市场的政治思潮将隔离性国家或地区联结起来而形成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因此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单元应该是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它们也是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力.世界政治演变的逻辑则是社会史导致竞争性、对抗性资源分配并由此催生了世界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中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则分别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潮,政治思潮改变着政治制度并带来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变革.世界政治是一个矛盾体,对抗性伴随着世界政治史.但是,诞生于政治史的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其发展方式和世界观必将有助于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农产品既是人类社会必要的基础性物质资料,又是流通领域的大宗商品从而成为商业与金融资本谋求利润实现的一种载体.农产品供给保障具有双重意涵,一是促进农产品总供给与社会农食总需求相匹配,二是防范化解围绕农产品供应链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农业生产单位的要素利用和技术选择、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以及农业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对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起关键作用.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相耦合的农产品市场及供应链,是影响农产品供给安全的重要因素.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产品供给保障需要妥善应对农食需求变动和国际农产品供应链风险加剧这双重挑战.
在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简明扼要地回忆了自己为破解"物质利益难题"而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寻求并最终确立新世界观的学术经过,凝练概述了唯物史观主要原理,间接提出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在精神生活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普遍遵循的基本规律,蕴涵着解决"苦恼的疑问"(信仰内涵)"物质生活制约着精神生活"(社会根源)"意识到并力求克服现存冲突"(功能本质)等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使这篇以"洞见性和精确性"著称于世的政治经济学名作和哲学经典,同时也成为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献.
政党协商在西方各国处理政党关系上是一种稀缺的政治实践,同时,西方学术界也很少关注政党协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党协商在中国则有着丰富且制度化的实践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基于政党间友谊之上"以心交心"的情感逻辑,它是中国特色政党协商有序开展的情感基础;基于根本政治共识、围绕公共利益进行协商的理性逻辑,它是中国特色政党协商能够做出明智决策的认识论保证;党政体制下以宪法和党章为最高依据的法理逻辑,它超越了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观,是中国特色政党协商可持续开展的制度化保证.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成功实践对于拓宽协商民主的理论视野、对于世界各国处理政党间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齐泽克宣称后马克思时代意识形态的主导模式已经变成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他围绕"幻象与现实"的关系,通过将精神分析理论中幻象和现实的含义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虚假与现实的含义交织在一起,并刻意不加区分地混用,以此建构了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通过商品交换活动中人们误将商品和货币的抽象普遍性认成了真正实体,从而倒置了抽象普遍与具体特殊,以此说明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原理.最后用"律令就是律令"这一命题的自我阐明过程和将意识形态幻象与信仰类比,去解说意识形态幻象的运作方式.齐氏的论断看似是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颠覆,实则并没有越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框架.当今社会日益增强的符号性网络的权威性作为齐泽克理论的现实依据,在本质上也并未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根本差别.
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叙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界定其发展方位、审视其发展状态、把握其发展要求、追问其发展趋向的历史叙事.系统理解这一叙事的意涵及其方式,可以从时间、空间、主体与规律四个层面切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具有时间性,同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历程相适应,合乎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诉求与思想价值期待.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展开于特定的空间场域之中,空间具有特定的价值承载、思想承载、文化承载,必须着眼于现代化所牵引的空间变革,形塑具有现代特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载体.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体现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一方面,其彰显着教育者的历史主动,内在要求形塑全员育人的现代主体格局;另一方面,其规律性面向体现为纵向衔接与横向贯通的一体化规律,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同规律,知、信、行的发展规律,以及顶层设计与灵活落实的转化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同构、理论同构和实践同构.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多元性、领域的多维性、发展的动态性,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进而发挥促进"万众一心"、实现"贯穿始终"、推动"同频共振"的积极效能.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其所具有的政治引领力、社会凝聚力、铸魂育人力、风险防范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思想政治教育既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推进,又自我赋能推动自身的现代化发展.